早早接触科学让四位研究人员受到启发，决心从事研究工作。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他的儿子汉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Hans-Albert Einstein）都在科学领域度过了杰出的职业生涯
如果父母拥有科学学位，那么其子女本人攻读科学学位的可能性是父母拥有其他领域学位的子女的两倍。科学家父母可能会成为子女的榜样，且经常通过科学主题的课外活动让子女早早接触到科学。他们的孩子可以亲眼看见从事学术和行业研究时，这段职业生涯中的起起伏伏：这份职业中有学术发现、学术合作，以及在国外生活和工作的机会，但也有繁重的工作负担、临时合同、发表压力和与家人的分别。
四位研究人员分享了他们的父母在他们选择研究生涯时起到了怎样的影响，而当他们自己为人父母时，家长身份又如何影响着他们自身的科学研究。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细胞与组织生物学教授弗雷德 · 张（Fred Chang）：尊重个人的选择和决定。
我的父母在20世纪50年代从中国台湾移民到美国，攻读工程学。我的父亲大卫 · 张（David Chang）是一名机械工程师，他在我们家的车库里开了家公司，所以我的童年是在电气机械和工具的环绕下度过的。我的母亲海伦 · 张（Helen Chang）是加州斯坦福大学一间糖尿病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她让我接触到了生物医学实验室的环境，并教会我如何在其中工作。我的父母对于让我接受最好的教育这件事极为重视，还为我提供了扩展数学和科学教育的机会。
我在30岁出头的时候结了婚，然后生了两个孩子。我是个细胞生物学家，我的前妻是一位职业音乐家，所以我的女儿和儿子在家里都是伴随着音乐和科学长大。我在科德角的伍兹霍尔担任海洋生物学实验室的夏季研究员，他们与我一道在那里度过了许多个对他们成长具有重大影响的夏天。伍兹霍尔就像科学家的夏令营，我的孩子们可以看到我在与友人、同事合作做出发现时的乐趣。
伍兹霍尔还开办了一所科学学校，我的孩子们在那里学到了如何观察和探索海滨丰富的自然环境。他们现在都快30岁了。我女儿一直对地球历史极为着迷，她现在是一名地质学家。我的儿子是一名机械工程师，他享受建造结构的实用性。
40多岁的时候，我公开了自己的性取向。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花费了很多年的时间。我认为这是我做过的最勇敢的行动。虽然这对家庭中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段充满挑战的时期，但我们逐渐适应了这些变化。我的孩子们一直是我信心的重要源泉，他们全力支持我和我的伴侣。我会认为，目睹我确立自己的身份对我的孩子们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们都已经成长为富有同情心和尊重他人的人。
弗雷德·张（左）与他的父母以及两位子女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自由大学医学中心分部）研究员洛蒂 · 德温德（Lotte de Winde）：学会划分任务、确立优先顺序。
我父亲是荷兰莱顿大学的生物技术研究员，名叫韩 · 德温德（Han de Winde）。我妈妈曾经是一名儿科护士，迄今已经做了25年的执业护理师。她叫玛尔哈 · 德温德-范泽尔（Marga de Winde-van Zijl）。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父亲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但即使在他成为教授之后，他也不曾错过我生命中的任何重要时刻。他向我证明，工作和生活是可以平衡好的，还向我展示了如何通过划分任务来实现这件事。在我学校放假期间，我经常和爸爸一起工作。例如，我过去常常帮他补充移液器洗头盒，我也很喜欢待在实验室的环境里。后来，他带我参加了荷兰各大学的开放日，趁着这些机会，我们参加了医学和科学相关的项目和活动。
我最初想成为一名医生，但在本科学习期间，对人类免疫系统的研究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个本该保持我们健康的系统却无法根除癌症。如今，我正在研究淋巴瘤。我的父亲读过我的研究生申请书，还给了我一些建议，告诉我如何让我的个人陈述更有力，以展示我对研究的兴趣。我的父母也鼓励我去尝试很多事情。作为一个一岁半女儿的母亲，我希望我能为她做同样的事情。
如果我的女儿选择类似的职业，我会全力支持她，因为研究可以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研究对于富有好奇心的人来说是件很棒的事。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她能做一些让她自己开心的事情，不管是在科学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
组建家庭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我和我的伴侣从2009年就在一起了，2017年，我们搬到了英国。直到2020年回到荷兰后，我们才决定组建家庭。我们觉得我们在那里有更好的工作保障，离家人也更近。此外，在荷兰，新生儿的父母通常一周在办公室或实验室工作四天，这是种普遍接受的做法，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子女婴幼儿时期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子女。这些条件给了我们组建家庭的信心。
为人父母教会了我一些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对我的工作很有帮助。我已经学会划分我在工作和家庭中的角色。过去，我常常会在工作时感到内疚，因为我既不能照顾自己的孩子，又觉得我没有在自己的研究上投入足够的时间。在我决定在实验室里把精力百分百地投入研究、在家里把精力百分百地投入到孩子身上时，我的工作效率和家庭生活的质量都得到了提高。
美国亚特兰大佐治亚理工学院化学和生物分子工程学校董会教授马克 · 普劳斯尼茨（Mark Prausnitz）：做父母和做教授有其相似之处。
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附近长大，我的父亲约翰 · 普劳斯尼茨（John Prausnitz）是一名化学工程师，如今是该校的名誉教授。我已故的母亲苏珊 · 普劳斯尼茨（Susan Prausnitz）是一名律师助理。他们社交圈里的许多朋友也都是研究人员。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让我和我的姐姐早早就了解到科学事业是什么样子的。这种影响主要源自一种柔和的力量，也就是对具体的人和科学之乐趣的关注，而不是源自在餐桌上讨论的、或是用来解释世界的“硬科技”内容。我姐姐成为一名医疗保健研究员，我则决定追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一名化学工程师。
我从父亲那里学到的东西在他于20世纪90年代多次开讲的讲座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讲座题为“化学工程和其他人文学科”。尽管在他开讲这场讲座的时候，我已是一位年轻的教授，但从我小时候起，他就一直在直接和间接地向我传达讲座中的信息。具体说来，他解释了为什么科学研究最终是一项影响社会的人类事业，社会又如何反过来影响科学。这种观点也影响了我所做的研究，即通过简单、低成本的解决方案改进工程技术，以改善药物输送和其他医疗干预措施，从而拓宽患者获得治疗的途径。
我所受的工程师教育影响了我在工作中的指导风格，也影响了我在家里的育儿方式。为了完成大型项目，工程学通常强调效率和团队合作，这种方法影响了我对实验室的管理和运作。我优先考虑那些需要我参与的活动，并把其他任务委派给我研究小组中的26名成员。这种方法也已经渗透到我和妻子、公共卫生专家辛迪 · 温鲍姆（Cindy Weinbaum）以及三个孩子的家庭生活中。我和妻子需要确定我们应该优先和孩子们一起做哪些活动，又有哪些事务需要委派给他人，比如在孩子们小的时候接送他们去参加课外活动。
同样，为人父母教会了我如何成为一名更好的研究者。当父母和当教授之间的一大相似之处就是“师生关系”。我是以导师的身份而非老板的身份来管理实验室的。我指导我的学生和博士后做研究，为他们提供紧急程度各不相同的建议，并帮助他们成为独立的研究者。这种指导方式也反映在我的育儿中，我认为我也在引导我的孩子们走向独立。看到我的孩子和我的实验室成员们成长，看到他们对人类产生影响，这是一种很棒的感觉。
新加坡国立癌症中心助理教授瓦莱丽 · 杨诗雯（Valerie Yang Shiwen）：保持自律，选择适合你的。
瓦莱丽·杨诗雯与她的伴侣亚历山大·叶（Alexander Yap）及儿子
我有位同事曾为一位著名教授举办退休派对，当时他的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当他邀请自己的孩子们参加派对时，他的孩子们说他们不想参加，因为他们的父亲把太多的时间用在了工作上，以至于他们觉得他其实不是他们的爸爸。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提醒我不要以牺牲家庭为代价来推进自己的事业。
我的父亲约瑟夫 · 杨（Joseph Yang）和母亲特蕾莎 · 叶（Theresa Yap）都是全科医生，所以对我而言，做医生是个自然而然的职业选择。然而，我父亲经常鼓励我从事科学研究，告诉我医疗实践的局限性。例如，他曾描述过他会如何将不同的现成药膏进行组合实验，以便为他的顽固性湿疹患者提供最佳的药效，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些药膏在某些患者身上的疗效比在其他患者身上更好。最终，我折中选择，于2006年开始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肿瘤学博士学位。
2016年，我在接受临床专科培训期间有了儿子。在我生产的前一天，我收到了我的第一笔独立拨款，所以我不得不一边休产假、一边做研究。在三个月的产假之后，我重返工作岗位，我发现自己错过了儿子成长过程中的一些重要里程碑，比如第一次自己坐起身、第一次翻身、第一次开口、第一次尝试不同的食物。我早上5点前就要去上班，直到晚上11点以后才回来，为了应对病房或重症监护室服务，我经常要在医院过夜、随叫随到。所以我决定休六个月的无薪假，这样我就可以和我的儿子共度美好时光。当时，我当然觉得推迟临床专科的毕业考试会危及我的职业生涯，但如今，我知道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无法让时光倒流，去见证那些我本会错过的、我儿子成长过程中的里程碑，但总会有其他拨款和机会让我发展自己的职业生涯。
为人父母教会我在工作中更加自律，把时间和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项目中。
资料来源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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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安迪·泰（Andy Tai）是一名自由作者，现居 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