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上海第一医学院中山医院肝癌研究室主任汤钊猷教授1954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1968年开始从事肝癌防治和研究，是知名的中年肝癌专家。近几年，中山医院肝癌室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就：在诊断上，用甲胎蛋白诊断早期肝癌的准确率达90%以上，并能准确定位；在治疗上，五年生存率由1961 ~ 1970年的2.6%上升为1977 ~ 1982年的20.6%，亚临床肝癌（无症状的早期肝癌）手术切除后的五年生存率高达72.9%；在理论上，系统地提出了有关亚临床肝癌的新概念，（包括：肝癌自然病程约二年左右、肝癌多数系单中心发生、甲胎蛋白是诊断早期肝癌的可靠指标以及早期肝癌外科手术非规则切除等。）受到国内外肝癌学界的高度评价。最近，本刊记者就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促进科技发展问题访问了汤钊猷教授。

记者：听说您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进行了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能否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汤：从1978年到1983年，曾先后五次去阿根廷、美国、瑞士、香港等地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活动。1978年去阿根廷出席第12届国际肿瘤会议，1979年在美国接受“早治早愈”金牌奖，1981年和1982年在瑞士和香港参加国际肝病会议，今年又应邀去美国参加了讨论肝癌的小型高层会议。同时，在国内接待了不少国外的同行，也是国际学术活动的一种形式。

记者：您觉得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有哪些收获、好处？

汤：收获可大、好处可多哩；我认为，国际学术交流是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一条重要而有效的途径。首先，情报或信息掌握得快、准、深入。参加国际学术活动不仅能得到会议交流的各种材料，从整个面上及时了解国际肝癌学界的动向和趋势，而且能就感兴趣的专题同有关学者交换情报和看法，进行比较深入的讨论，建立个人的学术联系，获得更有价值的信息。现在，即使我不出国，有关的著作、刊物、文摘和信件也源源而来，对世界上著名的肝癌专家和研究机构的工作有相当清楚的了解。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这时汤医生随手取出一册英文期刊，告诉记者这是从澳大利亚寄来的关于肝病的文摘性刊物，世界上重要的有关肝病的文献都定期收集进去。）您知道，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及时掌握可靠的信息对发展科技有多么重要！

记者：对，对。情报多了眼界就开阔了，思路也活了。从你们的情况来看，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汤：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找到了差距。1979年，我参观了纽约癌症研究所等单位，同美国肝癌学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纽约癌症研究所有98个实验室，设备先进，着重基础研究，是世界著名的癌症研究中心之一。通过参观和交流，我深切感受到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基础研究相当薄弱，研究手段比较落后，并决心采取措施迎头赶上。此外，国际学术交流中活跃的学术空气也给我深刻的印象。在讨论中，总有一些人（主要是中青年）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和设想，发表与多数人或权威的意见不同的看法。对癌症的免疫治疗就有人提出会不会把癌细胞或其他病害带入健康人体内的问题。这种不同意见非但不受到压制、歧视，反而受到支持、鼓励。我们也需要倡导和发扬这种学术民主的空气。

记者：您刚才说找到了差距并决心迎头赶上，主要从哪些方面着手？

汤：一是课题，一是设备。研究课题的选择关系到出成果、出人才。在国际学术交流中，能清楚地看出国外肝癌研究的热门课题、已经取得的主要成果及若干发展趋势。通过会后无拘无束地交谈，还能了解到一些著名专家的评议和想法，这对于我们选择、判断哪些课题有价值、有前途、很有参考意义。我们既坚持课题的先进性，又要有我们的特色。例如，肝癌阳性扫描和导向治疗以及肝癌升高纳泵机制的研究及其临床应用这两个课题，就是在国际交流中受到启发、带有方向性的课题。最近通过论证，已被列为国家科委的重点项目。另一种情况是选择被国外冷落的课题。例如，用甲胎蛋白普查肝癌并提高其诊断率，国外认为没有多少价值。但我们从国情出发坚持研究，取得了独创性的成果。我们之所以能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几乎没有什么扑空的项目，同国际学术交流多方面的启发是分不开的。

从物质条件来看，通过国际学术交流，对国外先进的仪器设备，哪些比较合用，哪些比较便宜，由什么厂商生产和供应，心中大致有数。因此，还得学会做生意、办外交哩1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实验室已从无到有初步建立起来。其中有些物品如电子计算机、裸鼠等是国外友好人士和单位馈赠的，对我们很有帮助。现在，我们的病例资料全部由计算机储存，为即将用英文出版的《亚临床肝癌》一书立了大功。我们还首次建立了我国的裸鼠人体肝癌移植模型。今年访美期间，为了争取访问学者名额和仪器设备，连我爱人一再关照的染发水也忘了买。不过我还是很高兴。不花国家一分钱，美方奉送十万元，何乐而不为呢？

记者：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我们也得给人家一些东西吧？

汤：当然。来而不往非礼也。国际学术交流不仅使我们学到了许多东西，而且也提高了我国的学术地位。1978年，我参加第12届国际肿瘤会议时开始根本不受重视，未安排任何发言。我想，国家花了那么多钱，许多同事做了那么多工作，跑到大洋彼岸光听人家讲怎么行呢？好不容易争取到三分钟的讨论发言，介绍上海普查发现早期肝癌的情况和认识，想不到竟轰动全场，与会代表纷纷称赞我国肝癌工作者“出色的”、“漂亮的”工作，并应邀又作了三次报告。以后，我也多次利用国际学术讲坛介绍和宣传我国肝癌防治方面的工作，特别是我国对亚临床肝癌的若干新认识，受到了高度赞赏。这并不是我个人有什么能耐，而是关系到我国的荣誉问题。一些著名的专家权威公开在国际会议上表示“中国代表讲了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关于早期肝癌可向中国代表请教”。因此，我每次出国都感到一种很大的压力，就是要把工作做得更多更好，为国争取更大荣誉。没有新的工作、新的观点，怎么能上国际学术讲坛呢？[编者按：这种压力也是动力，很好。国际学术交流其实也是实力的竞赛。不拿出高水平的成果就不能提高我国的学术地位。]

记者：那么，您以为搞好国际学术交流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汤：问题太大，只能谈点自己的感受。我认为国际学术交流要继续加强和发展，但爱国主义的前提不能丢，要为我所用。[编者按：这个意见很中肯，我们赞成，并希望引起科技界的注意。] 以肝癌研究而论，国外确有许多值到我们学习的长处，但也存在与临床结合不够的弱点。而病例多、开刀多，与临床密切结合正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取长补短、扬长避短。所以，即使像导向治疗和纳泵机制这样的课题，我们研究的重点和做法与国外也有所不同，才能既有先进性、又有独创性。在理论上，从实践标准出发，一方面要虚心向国外学习，另一方面也要有所创新。比如，历来认为肝癌是多中心发生的，因而开刀意义不大。这种观念至今依然指导着国外多数肝癌的治疗。可是，我们在无影灯下看到的早期肝癌患者却多数是单中心发生的（只有一个病灶），因而外科手术是治疗早期肝癌的有效手段。这种与传统观念、权威观念不同的见解要不要讲呢？实践表明，只要是真正科学的东西，讲了对人对己都有好处。现在，我们关于亚临床肝癌的一系列新观念（包括肝癌主要是单中心发生）已逐步为肝癌学界所接受。西德即将用英文出版我们编著的《亚临床肝癌》一书，肝病学的奠基人之一汉斯 · 泡泼（Hans Popper）欣然作序，特别指出亚临床肝癌的新概念为肝癌防治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

（本刊记者沈铭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