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全球政治会将决策拓展到动物、生态系统和潜在的人工智能领域。
《存在之道》，法勒、施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
圣地亚哥动物园里曾经有一只名叫肯 · 艾伦（Ken Allen）的猩猩，因其实施过复杂的逃跑计划而恶名远扬。它曾找到笼子里的每一个螺母和螺栓、将它们拧开。它在开放式展区里向游客扔石头和粪便。有一次，它用一些落下的树枝做了一把梯子，小心翼翼地踩上横档测试梯子能否承受自己的体重。在那之后，动物园加高了它的笼舍围墙，还磨平了墙上所有能做攀爬抓手的地方。
为了分散肯的注意力，动物园引进了一些雌性猩猩。但是肯吸纳它们做了共犯：趁它分散动物园管理员的注意力时，它的“狱友”薇姬（Vicki）撬开了一扇窗户。有一次，人们发现肯跑到了展区隔离沟那齐腰深的水中，正试图一寸一寸地向上爬，然而猩猩被认为是极其恐水的。至于展区围墙顶部的电线，肯对它们反复测试，并试图在某天维护断电期间跃过它们跳出来。
动物尝试逃跑经常成为新颖的新闻头条，但这些并非无意识的破坏或好奇行为。相反，它们是对人类强加于动物之处境的积极且有意识的抵抗形式。动物在囚禁中的抵抗行为也是人类在相似处境下行动的写照：它们无视命令、拖拖拉拉、拒绝工作、破坏设备、损坏围栏、打斗、潜逃。它们的行动是对剥削的斗争——因此，它们构成了政治活动。
政治在本质上是决策的科学和艺术。我们通常认为政治是政治家和活动家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框架内所做的事情，但实际上它是公共组织中平凡、日常的事务。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达成协议或做出决定，政治就开始发挥作用。对于人类来说，政治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在议会中，在投票箱中，在我们关于如何生活的日常决定中。我们做出的每一个影响他人的选择本身就是政治性的。这当然包括投票，但也包括我们制作和设计的东西；我们与伴侣和邻居的关系；我们消费、分享、拒绝和为之采取行动的东西。即使我们说自己不想和政治扯上关系，这也并非真是一个选择——政治几乎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无论我们乐意与否。根据定义，几乎任何事情做成的过程都叫政治。在这个意义上，有组织的政治也是一种技术：它是沟通与处理的框架，支配着日常的互动和可能性。
这种对政治的理解也意味着我们的决策过程必须超越我们的人类生活自身：它要拓展到非人类动物、拓展到这颗行星，并在不久的将来拓展到自主的人工智能。我称之为“超越人类”的政治，这个说法借鉴了生态学家和哲学家大卫 · 艾布拉姆（David Abram）关于“超越人类的世界”的概念，后者是一种完全承认并将所有生物和生态系统纳入其中的思维方式。一个超越人类的政治体系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在人类内部，大多数的政治互动是立法和司法的，但我们还能从动物之间采取政治行为的无数方式中学到很多。
动物在实际上参与了政治。这话对于个体的动物来说也是成立的（比如肯 · 艾伦），但是对于动物社会群体来说则尤为重要。社会凝聚力对于集体生存而言至关重要，因此所有的群居动物都会实践某种形式的共识决策，特别是在迁徙和选择觅食地点方面。正如在人类社会中那样，这会导致群体成员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我们大多数人都很了解，让一群人商定去哪家餐厅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在动物世界中，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很少会是专制（甚至从不是专制）。更常见的是，解决方案会涉及民主进程。
以下是一些引人注目的事例：马鹿生活在规模较大的群体中，时常停下来休息和反刍，一旦群体中有60%的成年马鹿站起，鹿群就会开始离开休息区。它们是字面意思上的“用脚投票”。水牛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其迹象更加细微：牛群中的雌性成员会站起并凝视某个方向来表明它们偏好朝那里旅行，随后再次躺下。鸟类也表现出复杂的决策行为。科学家通过在鸽子身上安装小型GPS记录仪了解到，关于何时向何地飞行的决定是由鸽群中的所有成员共同做出的。
也许对动物平等最伟大的倡导者是蜜蜂。蜜蜂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它们首先是富有思想的牧民及和平主义者——所有蜜蜂都是一种在大约1亿年前决定吃素的黄蜂的后代——其次它们是高度组织化、重视沟通和建立共识的社群。它们对社会生活的投入广为人知，被记入了养蜂人的谚语中，而这句谚语也能看作一句政治标语：“Una apis, nulla apis”，意思是“孤蜂不成蜂”。
蜜蜂创造了最伟大的民主实践奇观之一，被称为“八字形摇臀舞”。1944年，奥地利动物行为学家卡尔 · 冯 · 弗里希（Karl von Frisch）首次将摇臀舞科学地描述为工蜂分享附近花粉来源位置的一种方式。几年后，弗里希手下的研究生马丁 · 林道尔（Martin Lindauer）注意到一群蜜蜂正飞悬在一棵树附近。它们的行为表明它们正在寻找一个新家。但他同时注意到，这群蜜蜂中有一些正在表演摇臀舞，并且不同于满身花粉的工蜂，这些蜜蜂身上覆盖着煤灰、砖灰、泥土和面粉。林道尔意识到，这些并非工蜂，而是侦察蜂。
随着时间的推移，林道尔的观察表明，蜜蜂的摇臀舞传达的不仅是标记食物所在的地图，还传达了政治偏好。当蜂群刚开始寻找一个新的筑巢地点时，侦察蜂会同时宣布几十个备选地点，待数个小时或数天后，它们会逐渐达成一个决定。最终的筑巢地以公开、公平的方式选出，每只蜜蜂的意见都会被听取，每位听众也会对该意见做出自己的独立评估。会有越来越多的蜜蜂开始用舞蹈传达同一个地点，直到所有跳舞的蜜蜂逐渐以相同的移动方式传达同一个地点——也就是新的筑巢地。随后整个蜂群都会飞去那里。简而言之，蜜蜂参与了一种直接民主。
也就是说，动物能做出政治行为，而且事实证明，它们表现得相当出色。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将这一知识融入我们自己的超人类政治中呢？我们要如何给予动物政治地位呢？
一种方法是调整我们现有的法律结构，以便更好容纳它们。如今，我们正在努力赋予非人类以法人资格，这意味着它们将拥有在我们的法庭上作为个体发言和被听取的权利。如果非人类被认为是法人，那么法院就可以承认它们享有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理应得到保护且拥有自决权。
最近有一起引发了些许关注的案例，当事者是一头名为乐乐（Happy）的大象，目前被关在布朗克斯动物园一片光秃秃的混凝土围栏里。2019年9月，纽约州最高法院的艾莉森 · 图伊特（Alison Tuitt）法官审理了乐乐的案件。乐乐的代理人所做的第一步是申请人身保护令。人身保护令是英美普通法系的基石之一，也可以被用于检验法院是否认为其主体是法人（“人身保护令”的拉丁语原文的字面意思是“你拥有身体”）。如果保护令被签发，那么该人必须享有权利和自由。
图伊特法官给出了一份论证审慎的长判决书，拒绝签发保护令。“乐乐是一只具有复杂认知能力的非凡动物，是具有近似人类的高级分析能力的智慧生物，”她写道，“乐乐不仅仅是一件法律物品或财产，法庭对此表示赞同。它是一个智慧、自主的生物，应该得到尊重和有尊严的对待，且或许有权获得自由。”然而，图伊特法官认为，她受到此前的判决先例的制约，在这些判决先例中，其他法院拒绝将人身保护令扩大到非人类动物。在法官看来，这是立法机关的事，不是法院的事。（代理人对这一判决进行了上诉并再次遭到驳回。乐乐被留在了布朗克斯动物园。）
在另一些国家，非人实体已经被赋予了法人资格。例如，印度的法院不仅将法人身份扩展到了动物，还扩展到了恒河。相关案例的律师辩称，这条河有自己的“生命权”。这项裁决极为有趣，因为当活动家们为河流这样的自然实体辩护时，他们通常必须证明河流环境恶化会对人类生命构成威胁——这是人类中心主义在法律中的体现。然而，当活动人士宣布这条河本身即是人后，只需要证明河流自身受到了污染、化肥径流、采矿废弃物等方面的破坏，就可以让它受到法律保护。印度法院的判决令恒河沿岸全面禁止采矿，并关闭了向恒河排放污水的酒店、企业和隐修处。
印度并不是第一个实施此类政策的国家。2008年，厄瓜多尔修改了宪法，增加了对“自然权利”的保证。新宪法承认生态系统拥有生存和繁荣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赋予人们代表自然请愿的权利，并要求国家政府纠正对这些权利的侵犯。2018年，哥伦比亚最高法院宣布，亚马孙雨林是法人。
大约也在那段时间，新西兰政府为另一个生态系统赋予了法人身份：290公里长的旺格努伊河。几个世纪以来，毛利人一直认为旺格努伊是神圣的。它的河水滋养着他们的庄稼和社群，他们则赞美它的本质存在：它的生命力，也就是“毛利”。毛利人所领导的保护这条河流的斗争持续了数个世纪。2017年，新西兰通过了《蒂阿瓦图普阿法案》，承认这条河流以及它的支流和流域是“不可分割的生命体”，而毛利人在法案的实施中获得了特殊的认可，并拥有特殊的影响。
这项法律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人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不再将河流视为一种资源，不再问“我们想从这条河里得到什么？”，而是进入了一个我们可以在其中问“我们希望这条河得到什么？”的空间。这种态度并不新鲜，至少对毛利人来说并不新颖，他们一向承认这条河的人格。新鲜的是法律为适应传统宇宙学所做的调整，而这种调整早就该进行。
在法律中认可原住民的思维方式不仅对相关生灵的生存至关重要，对于我们自身正在进行的去殖民化和赋予选举权进程也极为关键。在南美洲，将权利扩展到非人类个体往往与“美好生活”（sumak kawsay/buen vivir）的哲学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根植于社区、共存、文化敏感性和生态平衡的行事方式。
尽管“美好生活”源于玻利维亚的艾马拉人、厄瓜多尔的克丘亚人，以及智利和阿根廷的马普切人的信仰体系，它代表的并不仅仅是传统知识对现代思想的反对。相反，乌拉圭学者爱德华多 · 古迪纳斯（Eduardo Gudynas）写道，“它同样受到过去30年来西方对资本主义批评的影响，尤其是来自女权主义思想和环境保护主义领域的批评”。美好生活的实践并不需要回到某种想象中的、前哥伦布时代的过去，而是要将这些历史理想与进步的当代政治结合起来。
然而，我们这些生活在所谓的启蒙文化中、生活在统治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历史中的欧洲和北美人，往往缺乏意愿或能力去承认这些看待并跳出西方哲学和法律之固定框架的方式的实际现实。这种缺乏理解和认识的情况在我们对技术的态度中尤为明显：我们努力试图将这些思想中的一部分应用于机器智能，却开局不利。
2017年2月，对于能够独立于创造者做出自主决策、独立行动的机器人之崛起，感到担忧的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提议给予“复杂的自主机器人以电子人地位”这一特定的法律地位。这种特殊的人格类别将允许法院认定机器本身对其造成的任何损害负有赔偿责任。即使是这个有意设限的提案也遭到了反对。在一封公开信中，150名医学、机器人科学、人工智能学和伦理学专家称这些计划“不恰当”，而且“过分强调意识形态，荒谬，且不务实”。
然而，欧洲议会的决议是对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的回应：自主系统在法律上缺乏明确性。自动驾驶汽车就是一个例子；军用无人机和机器人哨兵等自动武器平台也属于此类。如果一辆自动驾驶汽车撞到人（这已有实例），法律仍然不确定应该归咎于谁。同样，尽管军用无人机、导弹和机枪发射阵地目前仍在人类操作员的控制之下，但它们很快就会完全自主运行，其后果或许可预测，或许不可预测，但几乎可以肯定是令人恐惧的。在这两种情形下，诸如电子人格等法律框架将为处理这类问题提供一些方法。
尽管欧洲议会的决议提议创立一个独特的“电子人”类别，而不是沿用人身保护令运动模式下的“法人”，公开信的作者仍担心这样的分类会侵犯人权。这封信中没有具体说明这种侵犯到底意味着什么，但其结论是，任何加强非人权的行为都不可避免地会削弱对人类的保护——但这是一种极其短视的观点。
在我们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在决定谁应该或不应该享有权利这件事上占据了主导地位。我们利用自己在智能这一特定方面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显然是用我们自己的评判标准得出的结论）在自己和其他所有生物之间划出了一条界线，并以此证明我们对它们的支配地位是正当的。尽管这条界线已经被重新划了很多次以纳入越来越多的人类，但基本而言，它坚决反对将非人类也包括其中。支持进一步推翻这道界限的法律论据，例如“大象乐乐”一案，援引了非人类的智能和认知复杂性来支撑这一观点。但是，如果这种认知复杂性彻底超越了我们自身的认知复杂性，而不仅仅是与之不同，这要怎么办呢？这就是人工智能带来的问题和机遇。
提出有关自动驾驶汽车或智能决策系统等技术的道德问题看似有用，但这种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这类技术引发的更广泛的问题。2019年，谷歌创建了一个短暂的论坛——先进技术外部咨询委员会，就“负责地开发和使用人工智能”向其提供建议。当高度保守的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主席凯 · 科尔斯 · 詹姆斯（Kay Coles James）被任命为咨询委员会成员时，谷歌员工和外部人士提出了抗议，他们认为她发表过反跨性别者和反移民的言论。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则直接递交了辞呈。谷歌的回应是解散了委员会，此时距其成立还不到两周。
2020年12月，争议再次爆发。谷歌人工智能伦理团队的领导人之一蒂姆妮特 · 格布鲁（Timnit Gebru）说，她在拒绝撤回一篇与他人合著的学术论文后遭到了解雇，该论文探讨了（包括谷歌自己的）机器学习系统中存在的深层偏见。文章强调了不透明、环境和财务成本以及系统可能被欺骗和滥用的问题。
企业把对新技术的紧迫关切称为“伦理问题”，这样他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就能营造良好的形象、产生良好的自我感觉，同时将讨论局限于有关抽象价值观的辩论。事实上，这些问题是政治问题，因为它们探讨的是技术与更广阔的世界接触时会发生什么。对企业伦理的关注只会削弱这些问题，使它们变得能让工程师和公关部门进行内部处理，而不是通过更广泛地参与、尊重人类社会和超越人类的环境来解决。
这也是法人资格所面临的问题。一个由人类发明、为人类提供保护、将人类的关切和价值观置于核心地位的法律体系永远不可能充分考虑到非人类的需求和渴望。这些司法努力与镜像测试和类人猿手语属于同一类错误：试图透过我们自身的“主体世界”（umwelt）的滤镜来理解和解释非人类的自我。超人类世界的基本他者性不能被纳入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系统，正如我们不能和一棵橡树讨论法理学。
法律代表、审判和保护是建立在个体性和身份这两个人类概念基础上的。当我们处理个别黑猩猩或大象乃至某个物种整体的案例时，它们可能有用，但是当我们将它们应用于某条河流、某片海洋或某座森林时，它们的局限性便很明确了。植物没有“身份”，它只是活着。地球上的无数水体是没有边界的。这既是生态学的意义，也是它给我们的教训。我们不能把毛发、岩石或菌根细分开来，然后说：我们赋予这边这个以人格，那边那个则不然。一切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紧密相连。
超人类政治的制定所明确要求的是一种超越个人、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它需要关怀而非立法的引导。
正如探出的树根会破坏石制房屋的地基那样，对超人类世界的全中心（omnicentric）力量的关注会从外部和内部破坏现有的统治和控制的政治秩序。“我们徒劳地把生灵塞进我们的这一个模子或那一个模子，”哲学家亨利 · 柏格森（Henri Bergson）写道，“所有的模子都会裂开。对于我们试图塞入其中的事物而言，它们太过狭隘，尤其是太过死板。”最终，我们必须将同样的逻辑应用于我们的政治体系。
在一个超越人类的世界中，我们必须开展的最紧迫的政治工作将始终在我们现有的法律和治理制度之外进行，因为其最终目的是消除这些制度。就像圣地亚哥动物园里抵抗的猩猩一样，我们要求的不是国家承认我们的存在——我们已经存在了——而是我们能真正自由地决定自身之存在的处境。这里的“我们”指的是每一个生灵——在这超越人类的世界中的每一个歌唱、摇摆、挖洞、嘶叫、翻搅和滚动之物。
资料来源W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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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编自《存在之道》（Ways of Being）一书。作者詹姆斯·布赖德尔（James Bridle）既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