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科技成为世界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可以说，今后的发展，世界的竞争，需要依靠科技实力。而一段时间以来，战略科学家成为一个热点名词，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战略科学家对于构建国家战略，制定国家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确保科技资源合理配置，有效合理进行产业升级，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应对发展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来说十分重要，能为国家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战略科学家是国家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个体指标，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我认为他们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战略科学家长期在科研第一线打拼，具有深厚的科学素养，能把握宏观的战略方向。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在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第一线从事水稻育种研究。他1986年提出了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将杂交水稻的育种从选育方法上分为三系法、两系法和一系法三个战略发展阶段，即分为品种间、亚种间和远缘杂种优势利用三个战略发展阶段。杂交水稻每进入一个新阶段都是一次突破，都将把水稻产量推向一个更高水平，这种探索就决定了战略方向。1997年，袁隆平又提出了旨在提高光合作用效率的超高产杂交水稻形态模式和育种技术路线，开始了“中国超级杂交水稻”的研究。直至2016年，中国农村专家组实割产量实现双季超级稻年亩产1537.78公斤，创双季超级稻产量世界纪录。这次测产充分展示了第三代杂交水稻更加契合实际生产的特点，从而有利于进一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这些成绩的取得以及成为中国杂交水稻产业的战略科学家，是袁隆平50多年来始终在农业研究第一线辛勤耕耘、不懈努力的结果。

战略科学家具有较强的“大兵团作战”组织能力。这里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曼哈顿工程的总负责人奥本海默（Oppenheimer）。他在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师从著名的物理学家卢瑟福（Rutherford）。回到美国后，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执教，由于他的渊博知识以及在物理学领域的良好人脉，形成了以他为主的美国理论物理学派，为美国物理学在世界上争得了地位。曼哈顿计划是美国在爱因斯坦、费米等人的建议下，耗资20亿美元，投入几十万人力研制原子弹的计划。作为工程总负责人，奥本海默的杰出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他的政治热情、协调管理能力和领导力也是惊人的，除了处理宏观战略和具体的战术问题外，他还指导多人在不同地点进行研究。因此，他不仅是有实力的科学家，还是指挥家、实干家。曼哈顿计划集中了多位优秀的科学家，出身匈牙利的杰出物理学家泰勒（Teller）学问好，但很高傲，在曼哈顿计划实施过程中不容易与人融洽相处，但奥本海默让他去研究氢弹也研制成功了。而当知道氢弹的威力比原子弹强1000倍时，奥本海默惧怕其成为常规武器，又决定阻止他的进一步研究，体现了有良心、负责任的科学家对科学伦理道德的反思。197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卡皮查（Kapitsa）认为，像奥本海默这样在指挥原子弹研制中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也应该获得诺贝尔奖。

战略科学家视野宽广、知识渊博、思想活跃、有交叉学科知识素养。即使是在自身的科学领域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也未必能是战略科学家，特别是在科学向综合性发展越来越明显的趋势下。正如科学学创始人、英国著名战略科学家贝尔纳（Bernal）所说，“这样的任务不仅需要人们对整个科学有全面的了解，而且需要人们具备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技能和知识”。贝尔纳作为生物学、结晶学的开拓者，指导两位学生分别解决了血红蛋白结构以及青霉素、胰岛素结构问题，他们先后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海军将领蒙巴顿（Mountbatten）的科学顾问，海军中尉贝尔纳利用他对古地质的研究，对诺曼底登陆战役发挥了独特作用。最早向国内介绍贝尔纳的浙江大学原校长竺可桢先生去法国开会时绕道去伦敦见贝尔纳。共进午餐时，他们讨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要考虑房屋建设问题。贝尔纳两次访华，他和国家领导人谈了中国的交通系统问题。足可见他涉足领域之广泛。他还曾担任世界保卫和平理事会主席，最大贡献是在苏联领导人布哈林（Bukharin）的启发下，写出了《科学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上的科学》等重要著作，他也被称为“科学圣徒”。

战略科学家也应具备鲜明的科学家精神。坚持以事实为基础，以大无畏的精神追求真理，勇于探索和创新，这是科学家的核心特征，缺乏这些，其他特征就无从谈起。被授予“人民科学家”称号、中国科学院资深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原化工冶金研究所所长叶渚沛曾在美国学习冶金专业，后去法国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组副组长（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担任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周恩来总理的召唤，他回国担任重工业部顾问，并筹建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他对当代钢铁冶金几项最主要的新技术做了准确的预见，提出了方向性方案，是我国化工冶金科学的奠基人。20世纪50年代初，叶渚沛受命陪同苏联专家考察一些钢铁基地以及对包头、攀枝花复杂矿的开发利用。在包头基地建设中，他不同意苏联专家只是冶炼钢铁的主张，冒着成为“反苏分子”的风险，坚持实事求是，敢于挑战权威，追求真理，坚持要注重包头稀土矿藏的综合利用。他一生重视科学对工业的作用，尤其注重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今天我们国家引以为傲的丰富稀土资源，正是这位堪称我国稀土工业开拓者的叶先生的功劳。

此外，我认为凡是战略科学家，一般都是科学学家。苏联科学院科学学研究所所长米库林斯基（Mikulinsky）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讲过：“现在有一个现象，凡是有所成就的著名科学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科学学研究。他们要关注本门科学的历史、方法论、规律以及今后发展的方向。”这些正是科学学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上文提到的叶渚沛先生于1957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长篇文章“科学与社会——科学往何处去”，这是一篇典型的科学学论文，论文明确指出自然科学是一种带有革命性的生产力。1962年，叶渚沛又撰文“谈谈现阶段在我国发展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的意义”。次年他撰写“关于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意见”一文，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搞好农业的建议，并对能源开发、交通运输、兴修水利、发展钢铁化工联合企业等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中国科学院院士严济慈、竺可桢为叶渚沛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作序时，指出“他的贡献远远超过了一个冶金学家的范围”。叶渚沛先生也被誉为“中国的贝尔纳”。

作为中国科学学建立的主要推手之一，钱学森是名副其实的战略科学家，他不仅创立了冯 · 卡门-钱学森公式，成为空气动力学家，还创立了工程控制论，回国后又创建了系统科学理论，在多个领域作出了重大的原创性贡献。钱学森创立的总体设计部思想是其献身中国航天事业近半个世纪给人们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周恩来总理生前希望这套方法能够应用到民用中去。可以看出，钱学森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建树，还对科学发展规律有着深邃的理解。他早在1977年就在中央党校讲课时提出，要重视“科学的科学”（即科学学）的研究，他对科学学的重要内容及研究方法有很重要的见解。他也经常参加全国的科学学活动，并指出要特别重视科学体系学、科学能力学和科学政治学的研究。

贝尔纳曾说：“要想把科研效率略微提高一点点儿，就必须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新学问来指导，这就是建立在科学学基础之上的科研战略学。”所以，科学学理论是战略科学家的思想和实践基础，它为战略科学家提供理论指导，帮助理解科学发展规律，支持进行科学研究评估，全面分析科技生态系统，为解决科学与社会关系问题提供支持，从而造就一批能够把握世界科技发展大势，研判科技发展方向的科学帅才，也就是战略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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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碧晖为华中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武汉市科委原党组书记、主任，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原常务副理事长。长期从事科学学、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2018年获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第二届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