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五”规划于2025年10月发布。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科技进步与创新都将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与以往历次规划相比，在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里，我国科技发展的大背景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是规划科技工作的重要立足点。
企业创新主体的新阶段
2025年9月3日阅兵仪式，让许多人为我军装备取得的巨大进展而自豪和振奋。第五代战机、新型洲际导弹、激光武器、无人潜航器、无人驾驶飞机等最新一代装备的系列化列装，标志着中国军队的装备水平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与30年前台海危机时的被动窘态相比，今天的中国已经完全有能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尊严。
在这个被西方严密封锁的领域，我国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我认同一个观点：这是源于强大的工程能力——将零散、前沿甚至不完全成熟的技术，经过系统设计、集成整合、试验验证、迭代改进，从而在设定的成本和时间内达成目标的能力。与欧美在基础研究端相比，我国还存在较大差距，但我国在应用端形成的工程能力以及由此积累起来的庞大知识体系，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这是一种跨学科、跨行业、依托工业生态的组合式创新，是真正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是中国式创新最大的优势。
这个能力的背后，是我国历经70多年的技术和人才积累，是完整配套产业链的协同，是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底气。比如，6000余万家企业，形成了覆盖几乎所有领域/门类的生产制造与服务能力；约2000万名高素质工程师，在生产一线推动技术和产品不断迭代升级；10多亿数字公民，形成新的需求及对前端技术创新的积极反馈；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最庞大的制造业体量，是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的总和。
事实上，我国近20年来源于应用实践的集群式创新与突破，远不只是表现在军工科技领域，在新能源汽车、5G、AI、无人机、生物医药、基因工程等众多领域同样如此。这是从实际需求出发，基于工程与应用端形成的知识系统，是全部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越来越成为人类知识的重要源流，成为经济社会进步的关键支点。正如恩格斯早在100多年前曾经指出的，“社会一旦有了技术需求，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社会进步”。
担负起应用端创新使命的主体，是大批迅速成长起来的高科技企业，这也是过去20年来中国科技结构最大的变化、科技体制改革最大的成就。据统计，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中，企业占78%；发明专利授权量前十的机构中，企业占了七成。全国有超50万家高新技术企业，14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46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557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570多家企业入围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有了这种最接地气的“群狼”式技术创新，没有什么技术屏障不能突破。
最具标杆意义的当数华为。2024年华为研发投入达到1797亿元，比中国科学院多出1/4，相当于教育部直属76所高校科研经费的总和。在过去30多年里，华为“冲着一个垛口猛攻”，在移动通信领域厚积薄发。特别是在美国极限打压的情况下，11万名研发人员日夜兼程，攻克一个个科技山头。5G、芯片、操作系统、设计软件、汽车智驾等都是当代技术巅峰，也是学术界多年越不过去的高山，终被华为一个个突破。
新能源汽车领域也是如此，奇瑞、吉利、比亚迪等一众车企，呈现群星璀璨的发展之势，彻底改变了中国汽车市场长期被国外技术和品牌垄断的格局。如果说西方工业化是“车轮上的工业化”，那么中国汽车产业也正在担负起这一历史性角色。曾经让中国汽车界多年仰视的美国福特公司首席执行官（CEO）吉姆 · 法利（Jim Farley）指出，全球70%的电动汽车在中国生产，中国的电动车技术远比美国先进，不管是成本和质量都远比他在西方看到的更好。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颠覆性创新，从技术到系统，从基础设施到消费模式，对传统汽车产业实现了全面超越。
与传统科研项目制不同，企业研发活动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持续性，许多企业以10年、20年甚至更长久的投入主攻某一科技领域，由此积累的知识和能力远超一般项目制下的松散型、阶段性学术活动。二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把科学、技术和工程高度贯通，形成完整的价值闭环。如果说传统研究更多地回答具体和细分的学术问题，那么企业研发活动则是解决竞争力问题。
早在20年前编制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时，围绕企业技术创新问题就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许多人不认同企业是技术创新的唯一主体，认为大学和科研院所也是主体之一。正是由于产学研主体之间功能趋同，科技资源配置偏好学术端，使得科技与经济脱节的体制性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所幸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企业已经用实实在在的创新业绩重构了中国科技版图。
《自然》（Nature）杂志曾有一篇文章认为科学家正由学界向工业界转移，工业界科学家对自己工作的满意度远高于学术界，对于转化的预期和要求促使研究结果更可靠，研究者也更能保持耐心、信心和好奇心。有硅谷AI教母之称的李飞飞也坦言，AI研究的格局已经改变了，学术界已不再掌握AI领域的大部分资源，包括芯片、算力、数据等技术相关的问题在市场和工业界能够更快得到解决。
这一切都表明，企业不再只是技术成果的承接者、转化者，更是科研活动的组织者、科技资源配置的主导者，是不折不扣的创新主体。国家“十五五”科技规划的最大变量，就是对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视程度与激发力度。
AI+BT时代的新变革
世界权威科学期刊《细胞》（Cell）刊载了一篇文章《AI揭示细菌进化关键——镜像实验科学解码基因转移机制》（AI mirrors experimental science to uncover a mechanism of gene transfer crucial to bacterial evolution），研究人员利用一个基于大语言模型 （LLM）的平台“AI共同科学家”，对一个耗费10年实验才得以解决的科学问题进行测试。结果表明，AI不仅是辅助工具，更可以作为创造性引擎，加速发现并重塑科学假设的生成与验证方式。AI不仅成为真正的“思想伙伴”，而且获得核心实验发现的时间是：2天！
由此看来，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出人意料地授予两位AI工程师，只是科学新纪元的开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发表关于AI实现自主科学发现的重磅综述，系统阐述AI从“工具”进化为“科学发现智能体”的路径。他们推断，AI不仅在现有科学框架内探索，更能创造全新的科学范式、实验方法甚至理论体系。它将成为一个敢于挑战现有规则、发现不同学科间深层联系、开辟全新领域的智慧体。
尽管AI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但其即将改写科技、经济发展轨迹和地缘政治版图已成为全球共识，各大国围绕AI的竞争也已全面展开。美国在《赢得竞赛：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的开篇中指出：“科学发现的新前沿展现在我们面前，由AI等变革性技术所界定，这些领域的突破有可能重塑全球力量平衡。为了保障我们的未来，我们必须充分利用美国创新的全部力量。”可以断言，AI的竞争已超越科技，成为国运之争。
在“AI+”的方向选择上，美国的核心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AI+BT）。上述的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对生命科学领域的布局，可以认为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核心内容包括：构建“世界级”生物科技数据集， 明确将高质量数据定位为“国家战略资产”；投资建设AI驱动的自动化实验室，颠覆科研工作流；深耕垂直领域AI模型，在蛋白质设计、单细胞分析、药物发现、合成生物学等具体生物医学问题上，开发更专业、更高效的领域专用模型。
我认为，这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技术路线选择，而是基于对新技术、新生产关系变革方向的理解和把握。人类在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后，如果说AI催生了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那么这场革命的核心领域将指向一个交叉学科——合成生物制造。根据麦肯锡等机构预测，在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能源和生物基材料等领域，基于合成生物的新型制造业将形成30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其体量相当于当前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不只是科技，也不只是经济，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工业革命将不再是围绕“物质”的变革，而是指向有机的生命，指向我们自己的生命密码。当疾病可以被早发现、早干预的时候，当食品可以被人工合成的时候，当能源和材料可以“长出来”的时候，当生命可以被定向改造甚至再造的时候，也许未来世界将不再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模样。任何历史上的变革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我们正处在这个空前变革的风口。
这个过程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AI与BT结合的进展，两者不仅仅是相互赋能，而是重新构建与定义底层逻辑的过程。英伟达的黄仁勋先生用“数字生物”来概括这一趋势，并且认为这将成为未来最大的一场变革。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走出的郑海荣院士也认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将走向生物智能。因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本质是数据变成生产力，而最多、最智能的数据就存在于每一个生命体中——不只是一个躯体，而是超级生物计算机。
在这个即将到来的伟大变革中，中国没有缺席，而且已经拥有雄厚的基础和独特的优势。比如，在人才方面，2024年AI研究人员已达5.2万人，人才储备数量已突破70万人；在研究成果方面，2023年全球高被引合成生物论文中，中国占60%；在生物医药领域，我国原研药2024年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DeepSeek的横空出世，改变了中美AI大模型竞争的调门。虽然还是追赶者，但我们的步履稳健而有力。
2025年9月12日，国务院审议通过《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草案）》，意味着生物医学新技术将更快走进临床，造福百姓。如果下决心打破信息孤岛，构建起高质量生物数据集；下决心打破行政壁垒，充分发挥14亿人口全生命周期这个最大应用场景的优势；下决心打破资本短期套现魔咒，让更多耐心资本专注于这个长期赛道；下决心打破产学研分割，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创新主体……我国的AI+BT一定能够立于世界潮头。
最后，我借用一位学者的生动描述，展现AI的美好图画：“未来的科学殿堂，也许将不再仅仅由人类的智慧之光照亮。在那片广阔的知识疆域中，人类的直觉、好奇心和深刻的洞察力，将与人工智能不知疲倦的计算、无偏见的逻辑和强大的创造力交相辉映，共同谱写探索宇宙与生命奥秘的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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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梅永红是华大集团执行董事、战略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