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高校格局正在经历重塑，跨国求学的学生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其目的地与学科选择正在悄然转向。
若将全球2.64亿高等教育在校生组成一个国家，其人口规模将位居世界第五。其中约53%为女性，且多数分布在亚洲。尽管他们使用数百种语言进行交流与学习，但英语仍占据主导地位。
这个“学习之国”也是增长最快的群体之一。自2000年以来，全球大学生人数已增加一倍多，跨国求学的人数更是增长了近三倍，达到近700万。得益于互联网、学术会议、共享课程与合作研究，高等教育领域正以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相互联结。
但这种互联共生的增长格局正开始瓦解，因为西方富裕国家对外国学生变得不再友好，接纳意愿显著降低。尤其是美国唐纳德 · 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曾针对高等教育机构和国际学生采取限制措施，将矛头指向高等教育机构及国际学生。因此，许多国际学生开始转向其他国家寻求攻读学位的机会，这类机会在一些中低收入国家正持续增长。然而，扩大高等教育的可及性也引发了对教育质量与价值的深刻担忧。
这些不断变化的高等教育潮流对科学界尤为重要，因为科学依赖大学的基础设施来培养学生、交流思想并进行研究。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学院的高等教育研究学者克里斯 · 格拉斯（Chris Glass）指出：“当前全球科学体系赖以稳健运行的根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
专家提醒，并不存在一幅能够概括全球高等教育现状的通用图景。格拉斯指出：“从来不存在所谓放之四海皆准的‘叙事’。”但他与其他学者致力于梳理这一“高等教育国度”的人口结构特征趋势，并预测其未来走向。
《自然》（Nature）杂志探讨了几个主要趋势：高等教育在欠发达国家的扩张；高等教育催生并塑造的地缘政治力量；这一切如何影响谁能获得学习机会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内容。
谁在上大学？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高等教育的总体趋势是学生人数爆炸性增长。研究高等教育的学者通常通过比较一国在校大学生人数与适龄人群人口数量的比例衡量这种增长，这一指标被称为毛入学率（GER，该比例可能超过100%，因为非适龄人群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
在西欧和北美国家，接受高等教育已成为常态。这些地区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00年的61%上升到2024年的80%。然而在过去几年间，中欧地区实现了惊人跨越，同期平均毛入学率从42%跃升至87%，反超西欧和北美。这一巨大增长主要源于苏联解体后私立教育的迅速扩张。
世界其他地区也在迎头赶上：2000年至2023年间，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毛入学率从15%上升到62%；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则从23%上升到58%。许多国家正在制定明确目标以扩大毛入学率。例如，印度在2021至2022学年的毛入学率为28%，计划到2035年达到50%。全球平均水平从2000年的19%飙升至2024年的44%。
然而，一些地区仍面临困难。撒哈拉以南非洲2021年的毛入学率为9%，虽然较2000年的4%有所提升，但仍是全球唯一高等教育中女性比例处于劣势的区域：每100名男性学生仅对应约76名女性学生。肯尼亚埃尔多雷特非营利组织非洲教育国际化网络（ANIE）主任詹姆斯 · 乔维（James Jowi）指出，资金短缺是主要障碍。“大多数年轻人负担不起大学学费。”乔维说。
位于阿姆斯特丹的欧洲国际教育协会（EAIE）知识发展与研究主任劳拉 · 朗布利（Laura Rumbley）指出，扩招政策背后潜藏忧患。随着民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优质职位所需的学历和门槛也在提高。在入学率极高的地区，高等教育学位（包括硕士和博士学位）变得愈发必要，但其价值却日益降低。朗布利说：“我们希望避免高等教育变成个人与社会的死胡同。”高等教育应当敞开大门，而非封闭起来。
学生去哪里上大学？
随着学生与教育机构数量的增加，高等教育在全球层面日益紧密联系，但其连接模式与内涵已悄然变化。
研究者将这种联系称为“国际化”，即全球化在大学层面的体现。朗布利指出，最直观的体现方式是学生流动。2000年，有210万名学生跨国求学；如今，这一数字已增至690万，占全球学生总数的约2.6%。在某些地区，例如欧盟，国际教育流动更为普遍：约9%的学生赴海外学习，通常前往欧盟其他成员国。
当前的学生流动主要源于研究生群体，他们前往海外寻求在本国难以获得的专业化教育。这种流动趋势总体指向那些对公共教育投入巨大的富裕国家。以美国为例：其2000万高校在校生中，国际生占比达110万；而印度虽拥有4300万在校生规模，国际生数量却仅为4.6万人。
然而，专家指出，这种典型的流动趋势可能因两大因素而放缓：一是中低收入国家教育机会增加，二是富裕国家大学入学机会减少。英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均已实施移民限制政策，开始削减来自海外的本科与研究生入学人数。美国的反移民政策也日益严格。特朗普政府已撤销超过1400份签证，限制来自19个国家的旅行签证，并提议将博士生签证期限限制为四年，而美国博士项目通常超过这一时长。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国际教育者协会（NAFSA）预测，2025—2026学年，赴美留学生人数将较上一学年减少约30%~40%，导致约70亿美元收入损失及6万个就业岗位流失。
格拉斯指出，在21世纪初及之前，美国国际生源曾呈现“多元化布局”，学生遍布全球各国。然而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国与印度学生逐渐占主导，从约三分之一攀升到超过半数。格拉斯指出，这种增长既源于两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需求，也得益于美国高校为获取更多资金创造的机遇。
如今，中国与印度的学生有了其他选择。虽然美国、英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仍是国际学生的主要目的地，但荷兰与韩国等国正日益受青睐。中国也在努力吸引更多外国学生。2000年，美国接收了全球约26%的国际学生；如今，这一比例约为16%。
为应对全球教育需求激增，高校探索的另一种路径是建立海外分校：在境外设立知名学府的分校，例如纽约大学在上海的分校。这些机构创造了无需跨越国界即可接受国际教育的机会。2023—2024学年，英国本土接待约73.2万名国际学生，但其海外分校培养的学生数量却高达62.1万。波士顿学院高等教育研究员汉斯 · 德维特（Hans de Wit）指出：“这种趋势可能持续增长，因为学生无需出国就能获得海外学位。”他同时强调，这种跨国模式虽能规避烦琐的签证问题，却引发了教育质量等核心争议：海外分校是否真正具备同等教学水准？
然而现实往往并非如此。新德里贾瓦哈拉尔 · 尼赫鲁大学高等教育经济学家索门 · 查托帕迪亚（Saumen Chattopadhyay）坦言：“倘若我是学生，定会选择赴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深造。”海外求学不仅能拓宽移民渠道，更能建立国际人脉。
尽管出国机会能造福个人，却会导致较贫穷国家的人才和资金流失。“长期以来，这被视为对非洲国家人力资本发展的威胁。”乔维指出。他正致力于发展非洲内部人才流动，通过在南部和东部非洲国家大学建立本地卓越中心以减少人才流失。
大学在教什么？
国际化也改变了学生的学习内容。正如人员流动一样，思想、研究与课程体系也早已跨越地理疆界。
2010年，从冰岛到俄罗斯的众多国家加入欧洲高等教育区（EHEA）。该区域致力于建立学位（学士、硕士、博士）标准体系及共同质量保障机制。“学术界对此曾存在强烈抵触。”德维特指出。但这些标准已见成效，并促进了区域内各国的国际合作。
尽管全球奖学金的具体数额难以精确统计，但高等教育研究者普遍认同高校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学位的重视程度已显著提升。例如中国凭借STEM研究实力跃居多项全球大学排名榜首，这正是同时收获经济回报与学术声誉的关键领域。
中国STEM研究的兴起催生了与美国之间规模最大的跨国合作。2020年，两国科研人员合作发表论文达6万篇。然而随着国家安全与地缘政治问题日益凸显，这一领域的增长已趋缓。中国研究人员对美国合作者的依赖程度也开始降低。
他们就读于哪些大学？
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集中在私立部门。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等快速发展地区，由于政府资金无法满足需求，私立化进程尤为迅猛。在非洲，约半数高等教育机构为私立院校。
私立教育领域的崛起，既源于对教育价值认知的转变，也反过来重塑这种认知。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市威廉玛丽学院高等教育研究员梅丽莎 · 沃特利（Melissa Whatley）指出：“教育兼具公共福祉与个人收益双重属性。”对国家而言，教育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和关键资源；对个人而言，它是提升收入、跃迁社会阶层的通道。社会日益重视教育带来的个人收益，由此催生了由私营部门来填补的需求。
研究人员指出，私立教育能有效填补公立教育的空白领域与滞后地带，例如计算机科学、工商管理以及神学等特殊专业。但郎布利强调，私立教育往往避开博士研究或医学培训等教育密集型领域，因而无法完全弥补公共资金的缺口。
教育质量问题同样令人担忧。《自然》杂志采访的研究人员指出，除美国、日本等少数国家外，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质量通常落后于公立院校，部分原因在于监管较宽松。乔维表示，非洲私立大学拥有博士学位的教职员工比例最多仅占40%。
印度等国正努力在公立与私立教育间寻求平衡。查托帕迪亚指出：“商业化不利于提供优质教育，但私立教育有途径高效对接产业需求。”例如印度202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政策》，通过公立院校与私立院校合作结对机制，实现双向最佳经验共享。
在技术变革与地缘政治动荡交织的全球不确定性中，对当下形势作出判断已非易事，更遑论预测未来。格拉斯指出：“美国等国政策波动剧烈，人们很容易陷入短期政策投机。”
但某些趋势似乎确凿无疑：未来几年，高等教育将继续扩张，惠及更多学子。实现教育机会均等与质量保障仍是核心议题。入学壁垒依然存在，但机遇之门亦将敞开。预计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跨国求学的学子规模或将突破千万大关。
郎布利表示：“大学本质上就是一种国际化的存在和生命体。”
资料来源 N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