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社会学是20世纪下半叶“后默顿范式”科学社会学的核心。文章以关键人物及其著作为线索，系统梳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学术谱系，总结其核心理论、研究方法以及不同流派的思想变迁，力求清晰呈现其发展脉络和理论知识体系，有助于深化对科学知识社会化过程的理解，为今后科技与社会研究以及相关科技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布鲁诺 · 拉图尔（Bruno Latour）和史蒂夫 · 伍尔加（Steve Woolgar）
拉图尔，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荣获 2013 年霍尔伯格奖，巴黎学派核心人物之一
伍尔加，英国社会学家，牛津大学教授
布鲁诺 · 拉图尔和史蒂夫 · 伍尔加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引入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发表了第一部实验室人类文化学志——《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Laboratory Life：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1979）。《实验室生活》是一部夹叙夹议的学术著作，记录了大量访谈语录，用详尽的事实描述传达出如下观点。第一，实验室是一个文献记录系统。实验人员通过大量编码、标记、读写，将实验的自然现象转化为可供阅读的书面材料（如文本、曲线、数字、图表等），他们费尽全力将偶然的、不确定的现象转变成稳定的、可靠的事实。第二，科学事实在实验室中被建构。建构的途径有多种，比如实验仪器，科学实验高度依赖实验仪器，借助记录仪，人们完全可以制造出人为的实在，制造者再把人为的实在说成客观的实体；为了论文发表，他们会采用各种修辞方法，努力说服论文的读者接受作为事实的陈述，而这不仅遮蔽了大量原始陈述，更掩盖了这一事实的社会构成及其历史；还有，实验室里科学家之间的微观互动（如日常交流）也可能建构事实或摧毁事实。第三，科学事实的“黑箱化”。一旦最初的科学假设或观察得到广泛认可，就不再被质疑或者追溯其形成过程，而是被“黑箱化”成不容置疑的科学事实。第四，科学活动往往以功绩为导向。实验人员使用哪种仪器、研究哪个方向都取决于收益，包括可获得的资金、有利可图的机遇、发表论文的数量、未来职业发展等，他们将获取利益作为科研活动的动机和最终目的。
后来，拉图尔没有止步于实验室人类学研究，而是与米歇尔 · 卡隆（Michel Callon）、约翰 · 劳（John Law）等巴黎学派学者共同创立了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ANT不仅是对《实验室生活》的深化，更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它将科学家、机构、社会群体等视为人类行动者，将仪器、文本、资金、技术等归为非人类行动者，二者以追求利益为目标结合成稳定的网络，科学知识就是在两者相互依赖和磋商中形成的网络产物，因此，行动者只需建构网络并维护网络的稳定性，便可以使科学知识“黑箱化”而稳定存在。简言之，ANT的超越性就在于，它摆脱了西方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与二元论框架，把科学知识的生产理解为各种力量相互纠缠与缔合的动态过程，将研究对象转化为去中心化、关系化的网络，为理解科学的社会性提供了更为开放的视角。
卡林 · 诺尔-塞蒂纳（Karin Knorr -Cetina）
奥地利社会学家
卡林 · 诺尔-塞蒂纳因科学知识社会学、金融社会学研究闻名，其学术成果颇丰，其中，SSK方向的代表作为《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The Manufacture of Knowledge: An Essay on the Constructivist and Contextual Nature of Science，1981）。
在《制造知识》一书中，塞蒂纳的核心观点是：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建构性的，而非描述性的。建构的本质是特定与境下的选择，而选择又取决于科学家可以利用的资源和利益等，即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部分科学家不断进行有目的的选择的过程，这中间必然受到机会主义、偶然性以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具体而言，科学知识在实验室里生产的过程中，科学家根据现有资源，有意识地选择某些工具和方法，对科学对象进行商谈、施加或弃置，以便获取自己在研究过程中有价值的资源。此外，科学解释、创新以及发展都是有目的的建构的过程，而科学研究的最终成果也是科学家在特定与境下依据几种等级选择性建构的结果。因此，科学在实践上的成功，更少依赖于规律本身，而是取决于科学家建构知识的能力。
再者，科学家一旦把与境性和有目的的选择转化成科学论文，也就意味着将自己的研究成果非与境化了（或者说“重新与境化”）。因此，为了还原科学的与境性，塞蒂纳以知识生产的人类学研究为依据，深入伯克利的一所研究中心，走进实验室，开展为期一年的参与式观察，主要关注一项植物蛋白的研究，记录大量原始访谈材料，分析得出结论。她发现，科学论文并非实验事实的描述，而是对实验室的一种建构。一方面，科学论文是一种选择性事实呈现或解释，为服从领域内的权威，往往有意掩饰实验过程中的诸多细节；另一方面，科学论文从初稿到终稿是作者与评论者多次商谈的过程，并且在书面表达时使用了大量文学策略，终稿呈现的结果可能早已与原实验事实相去甚远。此外，塞蒂纳还从知识生产的角度对“两种科学”的划分进行批评。她认为，自然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与社会科学相似，同样受到与境性、社会境况及选择性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即二者的生产方式并无本质差别，该论证也再一次削弱了自然科学作为“特殊知识”的神圣地位。
安德鲁 · 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
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学家
安德鲁 · 皮克林拥有高能物理学博士学位（伦敦大学学院）和科学研究博士学位（爱丁堡大学），早期追随爱丁堡学派，受到“强纲领”的影响，后期转向实践哲学。皮克林早期成名作为《构建夸克——粒子物理学的社会学史》（Constructing Quarks：A Sociological History of Particle Physics，1984），该书既是讲述粒子物理学发展史的科学史著作，也是一部解构科学知识客观性的SSK经典文献。
皮克林聚焦于基本粒子物理学中“夸克”的发展历程：夸克最早是美国物理学家默里 · 盖尔曼（Murray Gell-Mann，1929—2019）提出的理论模型（假说）。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夸克可以解释标度无关性现象，因此，科学家认为，夸克代表一种新物质层次上的基本实体，夸克模型逐渐被学界接受，盖尔曼也因相关贡献获得196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70年代，人们开始制定关于夸克的新理论。70年代后期，粒子物理学家一致认为，基本粒子世界是由夸克和轻子相互作用主宰的世界。自1964年夸克概念首次被提出以来，尽管始终没有任何实验直接观测到孤立的夸克实体，但夸克物理却逐渐被物理学家接受，并在20世纪80年代全面统治高能物理学领域。皮克林对此给出的解释是“夸克实在是粒子物理学家实践的结果，而不是相反”。他认为，在高能物理学界，科学判断表现出群体一致性，即夸克实体是高能物理学界全体人员通过共享研究资源而确立的，该群体拥有共同的社会意识，并由此组织社会实践。这样，最初的夸克假说就与其实在论意义上的性质等同，夸克概念彻底被建构起来，同时高能物理学家得以共享互惠成果。
后期，皮克林受到库恩以及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同时囿于SSK人类中心主义的困境，他将研究的重心转向分析科学实践，如代表作《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The Mangle of Practice：Time ，Agency and Science，1995）。他的核心思想是：科学实践是多种力量的冲撞，也即他所说的“力量的舞蹈”，指出科学知识生产是各种人类与物质的力量相互冲撞的结果，并且最终达到“调整与适应”。显然，他的这一思想与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也是一脉相承的。
收缩的学术遗产与后SSK时代
科学知识社会学是20世纪下半叶最具颠覆性的学术运动之一，它的兴起标志着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又一次深刻转向。本文梳理的学术谱系揭示了SSK内部的复杂性与张力，从70年代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开始，到巴斯学派的经验纲领，再到以拉图尔为首的实验室人类学研究，短短20年左右的时间里，SSK就完成了对传统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的双重超越，将科学知识引入哲学、社会学乃至人类学研究的视野，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对科学知识稳定、独立、客观、权威的传统认知，有力揭示了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
SSK对科学研究的贡献是多维度的。首先，从认识论层面，它消解了“科学知识纯粹客观”的神话，将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同等看待；其次，方法论层面，它借助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语言学等多种理论工具，为理解科学研究提供新路径；再次，在具体实践层面，它关注实验室制度、科学论文发表、科学家职业生涯等现实问题，为科技政策制定、人才培养等提供重要参考。
然而，SSK自诞生之日起便一直遭受各种批评。其一，SSK理论（特别是早期的“强纲领”）带有强烈的相对主义色彩，主张无论真伪知识都应以相同的社会学方法加以解释，这种立场在解释科学知识社会性的同时，过于削弱知识自身的经验基础，模糊了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的边界；其二，SSK反对“两种科学”的划分、认为应该无偏见地对待所有知识的观点实际上走向另一个极端，科学制度、科学实践等方面显然不同于其他文化，理应区别讨论；其三，SSK过分强调科学知识的建构属性，或者说制造知识的利益导向，这不完全符合实际，科学史上很多重大突破并非功利驱动之下的产物，而是与科学家自身对真理的渴望和无限追求密切相关。
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在社会学领域的反映，SSK固有属性决定它始终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它完成了对科学知识的大胆解构，但是却无力建立起新的知识范式，人类思想史无数次证明，只有解构而没有建构的思想运动是走不远的。20世纪80年代末，SSK便逐渐退出科学研究的舞台。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思想历程，大浪淘沙过后总结其收缩的遗产，不难发现，从科学社会学到SSK，人类对知识生产的理解完成了从建制到内容的不可逆转变，它反映了一直隐而不显的外部主义开始登上舞台，这也是大科学时代知识生产的特殊性决定的。按照加拿大哲学家马里奥 · 邦格（Mario Bunge）的说法，所谓外部主义论题是指，情境决定内容，甚或两者之间不存在差异，个体科学家的观念、程序和行动被其社会环境决定，甚或后者构成了前者。
外部主义根据外部情境的影响程度可以分为温和的外部主义与激进的外部主义，温和的外部主义又可分为：M1局域的，科学共同体影响其成员的工作；M2全局的，整个社会影响个体科学家的工作。激进的外部主义也可以分为两类：R1局域的，科学共同体散发或建构科学观念；R2全局的，整个社会散发或建构科学观念。如果粗略来说，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充其量属于温和的局域外部主义（建制对科学活动的影响），那么，SSK领域的众多学者则属于激进的全局外部主义者。大潮过后一切终归要回归平静，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者开始站在更广阔的视角，尤其注重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非人类因素的作用（物的能动性），如拉图尔等人建立了行动者网络理论，皮克林也由原来的科学知识转向科学实践研究，探讨科学、技术与社会综合而又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即科学技术论（STS），笔者称之为“后SSK时代”。但这不意味着SSK学术遗产已经过时，在宏观社会认知层面它所激发的解放性与破除神话功能仍是我们人类在面对知识时保持开放心态的重要思想源泉；在微观实践层面它所揭示的对称性、反身性原则，仍为我们反思自身的知识生产提供重要启示。只是，单纯依赖社会建构论的分析框架，已经不足以应对当代科学技术的复杂性。我们亟须开创一种新的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综合性理论，对于这份时代的邀约笔者充满信心，毕竟在旧理论的废墟上，新理论总会破土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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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侠是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尹辉是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