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我能告诉你的检验它是否有效的唯一方法就是尝试它。
——保罗 · 伯格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化学、荣誉教授保罗 · 伯格（Paul Berg），曾因研究操纵基因重组DNA分子而荣获1980年诺贝尔化学奖。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将两种不同物种的基因通过剪切后拼接在一起，人工构成了世界上第一个重组DNA杂交分子。现在这项技术已成为遗传学和生物技术工业的支柱。伯格还在同一时期领导了一场不同寻常的运动并取得了巨大成就：科学家们自愿暂停了某些重组DNA的实验，直至他和他的同事们达成了协议——务必使经过生物工程改造的生物体释放到环境中的风险降到最低。不久前，《Discover》杂志的记者大卫 · 邓肯（David Duncan）采访了保罗 · 伯格，以下这次访谈的内容。
记者：您已经78岁了，为什么还如此活跃？
伯格：坦白地说，总有些事情让我有非常强烈地不公正的感觉。例如，禁止将克隆用于干细胞研究的法案至今悬而未决；其中对我真正有影响的一项条款是这么说的：在美国，任何人都不能使用干细胞疗法，因为该疗法已经发展到应用克隆技术的地步。我实在不能想象坐在国会里的那一帮家伙如何能说出这样的话：“这项技术冒犯了我们，因此我们将禁止这个国家的2.9亿人使用能拯救他们生命的疗法。”
记者：为什么加利福尼亚（译者注：以下简称加州）人能热烈支持他们首创的干细胞研究？
伯格：我猜测加州人达成了一个共识：总统将胚胎干细胞研究限制在2001年前存在的细胞株系上的政策是不明智的，加州应当支持具有前瞻性的计划，正如加州有不少面向未来环境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生物医学领域的进展将为加州的经济带来很大实惠，这点一定能成为现实。
记者：在治疗方面，干细胞研究是不是承诺太多？
伯格：就本质而言，科学是一项不确定的事业。用确定性来预测结果是有勇无谋的表现。我认为胚胎干细胞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有效的途径来了解疾病的遗传和细胞基础，也正是由于这点，它有可能导致新知识和更好的治疗手段的产生，以帮助那些被疾病折磨的人。但是，我确信，如果没有干细胞研究，那么要找到新的疗法可能性很小。
记者：您如何处理基础研究和应用及治疗研究二者的矛盾？
伯格：公众和国会的大多数议员们对聆听科学知识兴趣不大，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科学能干什么，更多的是想听听你打算治好什么疾病。我对他们说的就是，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我能告诉你的检验它是否有效的唯一方法就是让我试试它。但是，如果你打算禁止我尝试它，那我们将永远什么也不知道。
记者：您认为他们为什么不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
伯格：我告诉你一件轶闻。30年前，重组DNA技术面临被禁止的窘境，某位很有名的参议员从参议院议席上站起来说：“我对重组DNA根本不能理解。中学化学我从来没及格过，因此我不能理解这门科学。但是我想说，这是美国迄今为止最危险的研究，它应当被禁止。”他承认他的无知，说对重组DNA一无所知，并且最终得出了一个令人惊异的结论。
记者：您认为人们害怕什么呢？
伯格：在这种“我们打开门会出现什么东西？”的习惯思维下，喜欢假设的人比较容易产生偏执的想法。你可以和一群理性的智者坐下来，假设一下“打开门”后的所有结果。这样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会产生恐惧。例如，“克隆”这个词。当一个科学家说他想克隆干细胞时，你认为在公众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共鸣？他们立刻就会把它同克隆人联系起来。但是我们都不赞成克隆人。克隆干细胞与克隆人无关。但恰恰是“克隆”引起了恐惧。
你看过《来自巴西的男孩》和《星球大战》吗？（《来自巴西的男孩》最初是一部科幻小说，1978年被拍成科幻电影，片中展示了一些克隆的远景，引起了人们对克隆技术的恐惧。《星球大战》也是一部科幻电影，该片中国观众非常熟悉。伯格在这里引用2部电影的名字，是想说明克隆干细胞和克隆人毫不相干，就像这2部不同的电影一样——译者注）。人们还不明白，没有克隆DNA，人类基因组计划就不可能完成。他们也不知道，如果你不克隆病毒，就不可能有疫苗。他们不知道克隆就像一台复印机。
记者：国会将禁止克隆吗？
伯格：有一项议案在众议院已两次通过。当它通过的时候，我正在午宴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比尔·弗瑞斯特（Bill Frist）也在。我问他：“您对众议院通过这项议案有何评价？”他说他们确实不理解这项议案。我说：“你开玩笑，你是说这些众议员们对如此重要的一项议案投了票却竟然不知道为什么投票？既然这样，那么参议院拥有许多睿智人士组成的强大协商团，这种情况在参议院肯定不会发生吧？”他说：“这项议案将不费吹灰之力通过。”虽然这项议案最终没有通过，但比尔的回答却让人深思。
记者：你以前的工作就曾经受到争议，当时人们认为重组DNA技术可能是危险的，您能告诉我们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什么吗？
伯格：当时我们打算使用一种动物病毒来将新的基因引入到人的细胞和细菌细胞中，当时正处在实验中间阶段。我们的目标是研究如何使外源基因在这些并不适当的宿主中发挥作用。但是一些人认为，如果带有这些基因的细菌大量增殖有可能成为传播人类肿瘤的媒介，并产生严重后果。
记者：在一些动物中这些病毒会导致癌症，因此人们担心：如果您将病毒的DNA与细菌重组起来，而这些细菌又容易四处传播，将会导致癌症大流行。
伯格：确实有这种担心。冷泉港实验室（美国的冷泉港是世界著名的分子生物学的“圣地”——译者注）的一位人士得知了这个实验，给我打来电话说：“你将做最危险的实验，你不能那样干。”开始我非常恼火，告诉他走开；但是后来当我仔细梳理了各种情况后，我发现自己的确不知道我们正在做的实验是否100%安全。
记者：因此，您在美国科学院的名义下联络了几个科学家，并且写了一封信——伯格信件。
伯格：我联系了詹姆士 · 沃森（James Watson）、大卫 · 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诺顿 · 津德尔（Norton Zinder）、丹尼尔 · 内森斯（Daniel Nathans）等，他们都是这个领域的关键人物。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会面并讨论了那个问题。最后的结论是我们确实不知道重组DNA实验是否存在危险。因此我们决定，唯一能做的诚实的事情是给我们的朋友写一封信，告诉他们这种工作有一部分蕴含着巨大的价值，但也有一部分是危险的。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把危险的实验放在可控制的水平上呢？于是产生了暂停重组DNA实验的想法。
记者：您建议暂停所有的实验？
伯格：实际上，我们认为只有3个实验需要谨慎小心。在提取大肠杆菌的基因和把它们放入大肠杆菌中时，我们看不到任何危害。你能在厨房水池里做这个实验。但是，把抗药性基因放入致病微生物中就不是个好想法了；把产生毒素的基因放入生活在人体中的细菌中听起来也不那么妙；把含有癌基因的DNA放入栖居在人体内的生物体中就更糟了。因此，在可以评价整个领域的研究，弄清怎样处理潜在的风险之前，为什么不把这些实验放在可控制的水平上呢？
记者：因此来自世界各地的150位科学家聚会在加州的阿西罗马（Asilomar）会议中心？
伯格：是的。我们辩论了3天，一些人反对制定任何规则，但大多数人认为应该说些什么。因此这次会议发表了一个共同宣言。宣言称，我们确实不知道危险的大小，但是，应该使危险降至最小。会议认为，如果存在危险，危险应按照这种方法处理：除了几个为数不多的实验外，其余的实验都要在专门的设备中进行，以确保不发生实验的生物扩散，我们称之为物理密封度；此外，我们建议对生物密封度分级，即你使用特殊的病毒、特殊的生物来减少扩散出实验室的潜在性。
记者：类似这种会议的情形以前有过吗？
伯格：没有，因此这次会议充满了活力。
记者：反响如何？
伯格：公众对科学家站出来采取措施来处理社会关心的问题表示热烈欢迎。
记者：那时有反对意见吗？
伯格：会议宣言发表仅8个月后，人们就开始说科学家们像守护着小鸡笼的狐狸。但是，阿西罗马会议确实赢得了公众的信任，在数十亿次的实验中没有发生过任何麻烦。
记者：你们有没有因为只处理安全问题而忽视了伦理问题受到过批评？
伯格：人们也进行了正当的批评——我们没有关注伦理问题，我们没有探讨如何对付生物恐怖主义。这些问题并非故意遗漏在会议日程之外，这次会议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召开的。会期只有3天，我们将议题集中在科学、风险的大小和如何安全地开展科学研究上。
记者：那么关于安全的议题是??？
伯格：议题是公众健康，如何安全地做实验。
记者：但是今天大部分问题是关于伦理方面的。
伯格：是的。这个问题要困难得多。设想一下，你能否和这样的人一起开会——与会人士都怀有一种深深的“仁慈之心”——一个受精卵是一个人，由核移植创造的一个囊胚是一个人，为获取胚胎干细胞而破坏囊胚就是谋杀？你不能。
记者：但是人们使用了生物工程药物。
伯格：令人惊讶的是，人们乐意使用各种药物疗法——使用遗传工程开发的药物，细菌或酵母或服用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东西生产的药物；同时，人们对经过遗传工程改造的食品焦虑不安。
记者：是不是一直有再举办一个有关干细胞的“阿西罗马会议”的说法？
伯格：不得不应对有争议问题的人们总是在问：我们为什么不再举办一次阿西罗马会议？它听起来像是一个有魔力的解决问题的机制，但是它不可能解决所有存在争议的问题。我们在1975年严格地解决了安全问题，但是要解决牵扯到不同宗教和伦理的前途问题是极其困难的。我认为你不可能用一种“阿西罗马形式”解决所有问题。
从经过4～5 天培养后的早期胚胎（卵泡）中提取人类干细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