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试图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研究做历史和哲学的解释。论文首先对科学和技术的关系以及它们在西方社会中的角色作了综观概述，指出在古代和现代其区别在于：古代社会中科学与技术是彼此分离，并且置于政治控制之下，而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是联合的，在社会中有其自主地位。后现代观点的可能性则来源于对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浪漫主义批评。论文最后对美国社会实行的科学、技术和分共政策计划和科学、技术和社会计划进行了评论。
在本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了一场对科学、技术与社会（STS）进行各学科研究的活动。这一活动目前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获得了大家的公认，它包括着一整套研究计划和方法。这一活动在许多国家也产生了相同的反响，特别是加拿大、英国、荷兰和德国。现在这种当代的、多民族的动向比过去更加值得放在普遍的历史与哲学的框架内进行分析，它与先前有关科学和技术在社会中的角色的思想形成了鲜明对照。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首先论述关于STS研究基本特征的总观点，然后对当代STS和其他相关研究进行特别的分析和思考。
STS研究的历史和哲学背景
我的主题是STS研究应构成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新关系的研究。为展开这一主题，首先要简明地回顾历史上西方社会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思想。简单地说，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可以划分为两种观点，即所谓古代的观点和现代的观点，当然STS研究也包括第三种观点的研究，即后现代的观点。
古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古代（或前现代）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思想的基本特征可以用以下两句话来概括：
1. 科学和技术是彼此分离的，它们之间不存在相互影响。
2. 科学和技术最终应受社会和国家的统治和控制。
在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中，工匠的工作被看成是必不可少的，但又是具有危险性的。这就是说，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所需要，但又对个人品德的实现和社会秩序构成威胁，所以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限制*这种观点在普罗米修斯，伊卡洛斯和赫斐斯塔司等希腊神话中得到了描绘。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也谈到创造事物的过程分散了事物创造者对高度真实的注意。熟练的工匠都被卷入追求控制生活过程的虚幻企图之中，而不注重生活本身_理想的生产活动并不是技术而是耕作。
对于科学来说，其理想是理论的、思辨的知识，而不是实际的或生产的创造。与现代观念相反，它并不意味着前现代科学过于理性化，实际上，许多传统的科学家，如亚里士多德，恰是客观世界的精确观察者。但他们仅是观察者，而不是操作者。即使他们在使用技术时，也只是为了构造模型，而不是控制实验。
科学和技术不仅应该彼此保持分离，而且还应由国家来划定其位置。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构想，政治是“统治艺术”，它规定了一个国家应该研究那一种科学，而且立法规定了我们应该做什么和避免做什么。
在中世纪时期，这种STS关系的前现代观点有所变化，但仍然未能改变其基本特征。科学和技术继续被当成彼此分离的事业、都受外部因素的指导，但这种指导仅仅来自于宗教而不是政治，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宗教是通过由其转换成的政治去产生这种影响的。圣 · 伯纳温切（St Bonaventure）关于“将艺术变为神学”的著作暗示了这种经过了变化，但依然遗留下来的状况。
现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现代STS关系的思想则是对古代基本思想的突破，它可以简略地概括为以下两点：
1. 科学和技术是紧密联系的，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在不断增长。
2. 科学和技术被赋予了自主性，它们逐渐从政治和宗教的控制中独立出来。
这种新观点已经在关于技术对人类事务的影响的争论中得到证明，根据这些争论，技术不在被认为是在某些时候需要而又具有危险性，应该在可能的范围内得到控制，技术实际上既为人类所需又对人类有益，所以应该大胆地追求和鼓励技术发展。
对著名的伽利略进行分析，这种思想的转换就可以得到说明。伽利略的科学是从与其紧密相连的技术中转换出来的，这种转换是通过使用像望远镜这样的仪器和科学的实验方法（且不说是技术方法）而产生的。因此，利用技术所获得的知识同样展示了技术的能力，而新的自由落体理论使人们能够更好地制造大炮。当然伽利略允许宗教指导他进行研究的观点实际上也就被证明不再适用了。
这种与古代传统决裂的理由是对过去观点失败的一种批评。批评是可能的，然而必须建立在某种启示的基础上，那就是事物可能不尽相同，中世纪后期既目睹了颓废宗教学院的文化腐败，但它仍然坚持解脱人世间烦恼的许诺，同时也看到了一些农业和机械方面重大的（如果是有限的）成就。
与颓废的宗教学院所导致的文化腐败相对应的是存在着兴起之前的古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化遗产，因此在这方面出路在于过去。与此同时，农业和机械方面的技术成就（庄稼轮作、水车和风车、机械钟表）预示着将来更大的成就——只要人们能够系统地探索技术_这里既然传统的科学不能支持系统的技术发展，那么出路在于预示的将来。
文艺复兴的矛盾就在于它重新唤起了对古希腊和罗马以及异教文化的兴趣，同时伴随着对古代（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科学和技术的批评。文化，包括科学和技术文化，必须从（如果不是所有的宗教）的保护中解放出来。科学和技术应在独立于外界因素的影响下得到合理的追求，即能够获得自主发展。实际上根据培根的观点，政治应该从属于“新”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而且科学和技术应该联系起来，形成双方互相共生的关系。这一切将能使科学获得客观世界的真理，并使科学技术在其独立性上更有利。这种双方转换的共同目的是人类条件的物质转换，是从尘世间局限中获得人性的真正解放。
哈勃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说的“现代工程”不仅是在启蒙时代致力于把科学和技术从宗教和形而上学中分离出来独立发展，即在“自主的氛围”内“根据其内在的逻辑”发展；“现代工程”还致力于将科学技术融含起来，使政治如果不是从属于科学技术，也要支持它。这种现代工程是由离心或分离和向心或聚合的力量所构成的，特殊启蒙时代这两种力量的均衡，其理由是一种信念：科学和技术的一元化本身就能够比宗教或政治更好地改善人类生活。
后现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可能关系
然而今天，科学技术的无条件有益和聚合与分离的现代平衡是内在的、稳定的观点开始变得模糊起来，现代的STS关系已经显示出其弱点和失败_现代事业有着一个趋势，它不断产生各种形式的异化，而且在解决大自然所产生的旧问题的过程中又不断产生新问题。在某种情况下，现代“对自然的征服”纯粹是用自然界的制约换来了技能的制约。
通过技术实践转换成的科学知识抛开了现象的许多特殊性，因而变得越来越抽象，从原子核物理学（利用超导对撞机）到认知神经生理学（利用计算机控制的磁共振扫描仪）。科学知识推动技术实践产生了巨大的成就，也导致了工业革命的弊端。这些弊端毁灭了本土的手工技艺和文化传统，使其只在假日酒店和电视文化的自然环境中得到再现，而由于技术的侵蚀和污染，这种再现使其丧失了多样性。科学本身能否保持其原有的愿望——揭示自然界的真理和使人类的生活条件更美好，也变得越来越有问题。
从对启蒙时代的浪漫主义反动开始，一系列的后现代主张开始形成，其目的是为了克服现代工程中的弱点。这些主张通常赞成以下两点：
1. 科学和技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分离，而且两者之间不允许一个完全决定另一个。
2. 科学和技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为社会和政治所控制。
某些技能（诸如针灸，目前的科学仍不能做出解释）和传统的前科学手工艺技术以其自己的力量仍被证明是合理的技术实践，政府对科学的支持被认为是附带着政治规划的需要。抓住了这一新态势，古德曼（Steven Goldman）采用了一句传统的美国政治口号来争辩“没有反对就没有更新”，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则走得更远，提出要打破现存的科学与政治的现状。
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研究揭示出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的许多复杂可能性。通过分析任何一个典型的科学技术一元整体，STS研究内在地揭开了其分离和多元性的可能关系，STS研究同样指出了科学和技术在过去受宗教和社会影响的许多微妙形式，甚至在科学和技术明确地否认存在这种情况的时候。STS研究指出了宗教和社会的持久不断的影响的趋势，以及需要对这种影响方式进行选择和说明，而不是试图去掉这种影响。相对之下，作为科学技术本身的多学科研究活动，STS研究组织着走向新的融合的向心运动，它的前景将是在整体和多元性理解的意义上，达到一个向心和离心力的新平衡。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我们所说的各种观点的多样融合很容易被构想为对现代工程的改革或否定，但两者都不是企图教条地回归到古代和前现代的观点中，他们真正所希望的是需要对现有的一切进行重新估价。现代工程可以被看成合格的益事，但仍需要净化；或者就被看成不合格的东西。例如，哈勃马斯认为科学中的过分专门化是一个有必要改进的弱点，然而他还是肯定了启蒙时代所做出的基本推进。解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相反地强调应对当今世界中现存的科学和技术，有必要进行根本的否定和超越。
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工程的批评有两个方面：（1）否认现代科学是对世界有局限性的说明，以及技术是占主导地位的实践；（2）否认从特殊规律中得来的科学和技术专门知识所具有的独立性或自主性的权威。
科学和技术作为具有特权的知识形式不再为大家接受，科学家和工程师作为技术治国的精英地位也被否认。后现代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鼓励能够兼容差异和不同因素的多元化倾向，这种接近无政府边缘的多元化不光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文化和经验上的。它鼓励民主的，非中央集权的政治和文化的折衷主义，在使闬其规范和论点上也同样是折衷主义的。福高（Foucault）和德里达（Derrida）的最基本特征恰恰在于拒绝适应现有的语言的语态。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后现代主义的艺术与文化，通过在各种媒介与形象中的聚合，常常被分为颓废的和有建设性的两种趋势。
然而在现实的例子中，重要的并不是福高的历史个人主义或德里达对韵文和修辞的极端强调，而是那些方法使他们表达的主题同样加强了对科学技术本身的需要，或与之相协调。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本身就在发现着学科划分和方法论纯净程度的不足。
确实，正是这种科学和技术内部的现象破坏了哈勃马斯试图用分离解放出来的新自主领域来复活启蒙时代的想法。从很多例子看，当代科学和技术似乎在力争建立综合领域的交叉学科——如系统论、宇宙论、生物工程——它们能够克服回到新的独立专门化状况的倾向。科学家和工程师也越来越意识到他们的活动是社会的过程，意识到社会责任的伦理规范。人们也许会说，新的景观是通过相关得到的解放。正是在这种关系源泉和相关产生的推进之中，STS研究才能发挥其创造和构建作用，以探求一种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舌现代主义的观点。
当代STS研究的特征
在这个简化了的历史和哲学的背景下，人们可以转向美国当代的STS的研究历史。美国的STS研究有两个根源，第一个根源是较早在五十年代形成的，被称为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计划（STPP计划）；第二个是近来的从年60代末和70年代初形成的对科学和技术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的批评（STS计划）。
STPP计划
STPP计划构成了对现代科学学院化新阶级的反应。拉维兹（Jerome Ravetz）曾描述到；现代科学的体制化采取了三种主要形式。
在17世纪和18世纪现代科学起源时，现代自然科学是个人的工作——通常是贵族成员或由其资助的人从事的工作。英国皇家学会就是1660年纯粹由这些绅士建立的。由于科学的追求是以个人为单位的，它就可以在个人的感觉和洞察力的基础上进行。
第二次科学的体制化发生在19世纪，科学中的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在大学里和工业实验室中都开始专业职业化，第一个学位就是在1860年由伦敦大学授予的。虽然这样的学院化需要较为复杂的组织，但人们还是用处理小型组织形成的技巧和知识，可能地对其进行管理。专业组织和商业实体是以促进和保护科学与技术共同体的利益，而仅仅有极少的混乱。
第三次科学的体制化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是政府对科学的主要资助以及制定大规模研究和发展计划的结果，如曼哈顿工程制造原子弹。这类计划将过去从未经历过的组织规模和管理要求引入到科学中来，并且更多地是依靠军事或大规模建筑工程中的秩序来行事，政府的介入增加了更为特殊的考虑。STPP计划是战后探求对科学技术大规模“活动”进行实际管理的结果。
结果，STPP计划在主要技术院校之中与各工程院系紧密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方面，科学的活动发现需要某些专家在科学技术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新的复杂的作用中来管理科学技术。因为经验不是以教会工程师们应怎样做，而传统的管理者似乎缺乏教育和能力来有效地与科学家们交流。另一方面，这个新的专家不可能从任何一个现存的专门学科领域中找到。它要求对科学、工程规划、商业学问，社会科学，甚至文学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在最早的STPP规划中，就已经存在着学科交叉的重要倾向。
由于在极为复杂的大规模计划中和某些尖端科学的研究中需要学科交叉，因此倾向于学科交叉活动的运动得到了补充和加强。例如，50年代发展起来的材料研究新领域牵涉到化学和物理以及许多与它们相关的支学科，如化学工程、陶瓷学和电子学，今天材料研究甚至包括了生物学的重大进展。因此，探索科学本身就需要跨越学科的界限，建立学科之间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也必将给管理带来挑战。
STS计划
STPP计划的兴起是为了适应科学和技术共同体的需要，而STS计划则相反，它是为了适应外部因素对科学和技术的影响而产生。本世纪60年代，在消费者和环境运动的影响下，公众对科学和技术变化的导向关心和注目起来，这些关心可以从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国的新变化中表现出来，STS计划就是与之相适应的一次进步。
STS计划把一系列强调科学技术在社会与文化中的地位的复杂思想联系在一起。在这些新思想中有一些新学科，如科学史、技术史、科学社会学、工业化经济学，以及关于科学和技术进步的人类学和文化学研究，包括文学和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具有严格限制的科学哲学研究。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应用哲学，特别是应用伦理学以及环境研究也取得了进展。
在社会科学家和人类研究者以外，最初的STS计划仍然包括了很强的工程技术成分，尽管它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功能。在最早形成的三个STS计划中，只有康奈尔大学实行的计划完全是社会科学的尝试，而斯坦福大学和宾西法尼亚大学的计划实际上都受到了关心和卷入社会问题的工程师的引导。
结果，美国的STS研究表现出了性质相反的双重性质。一方面，存在着以趋向于对科学技术进行更多批评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工程师和科学家不时地受到教育，以设法让他们理解科学和技术不仅仅是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社会的过程。通过STS研究，技术共同体的成员在他们的工作中开始更多地意识到社会环境。另一方面，STS计划又被当成鼓励公众对科学技术充分理解的工具，成为逐渐为大家熟知的技术扫盲运动。它强调_阵^学技术专业的学生理解科学思维的特殊性质和研究科学与工程技术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贡献，特别是在科学技术专门化同时所产生的学科交叉时期。系统理论的发展和工程技术系统常常需要STS的途径。
走向新的综合
尼尔金（Dorothy Nelkin）是STS研究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他最近把STS研究描绘成“正在为组织结构和目标而奋斗的领域”，或者是为统一不同侧面和利益的某种方式。
“它的目的是不是推动科学、发展科学，以及形成能够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政策？或是一种针对估价、分析和评价科学技术政策的批评形式？它是不是对科学作为知识社会学的延伸，并实际上是对科学和社会困境的理解的理论分析？或是一种追求这些困境的解决方法和设计新政策的领域？”
科学和技术的复杂性和我们所遇到困难的艰巨性指出了填补这些鸿沟的必要性。人们越来越有必要认识到STPP和STS的不同方面并不是相互排斥的。STS研究能够通过分析和评估科学来发展它，STPP必须对科学作出估价以作为政策依据，有一条真理很简单，并不是所有的科学都有可能性，也不是所有的技术工程都能负得起代价，技术和工程都是在探求问题和解决的方法。
科学、技术和社会是各自以不同方式相互依赖或独立的变量。STS研究在广义上试图发现在后现代社会中这种独立和依赖关系的新平衡，每个与现代工程有关的人都能对这一努力作出贡献。在重新确定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性质的过程中，要牵涉到所有的方面。这种彻底的方式的补充将是鼓励在各个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进行STS教育的国际对话，这是历史和哲学的研究应做出的贡献。
[Technology in Society，Vol，11，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