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蕾切尔享受到的爱并不充分，但一个父一个寄养家庭都已放弃努力去应付她那不可控制的暴力。现在另一个收养家庭又将如此：每当这个9岁多的女孩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又踢又打的攻击行为时，养父母就把她固定在地板上一个多小时到她平静下来。最后，他们也屈服了。他们把蕾切尔送进了医院，医院的一位儿童精神病医生把她这种突然发作的暴力解释为诊断手册中一种性质不明确的术语：注意力不足/过度活跃的紊乱伴随行为失常，这是一类范围很广的反社会行为。

医务人员首先停用蕾切尔原来所用的一切药物，并让她置身于一个安静、无任何威胁的环境。在此环境下，他们对她不断进行指导和监督，经过3周的交谈和行为治疗（奖励好的行为，停止不良行为），她所有的行为举止都明显进步，但在无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她仍会突然爆发攻击及殴打周围的人。医务人员给蕾切尔用药以控制她过分的兴奋行为。在药物未能控制住她的攻击性行为时，医务人员又换用药物以刺激她的5-羟色胺（血管收缩素）系统。结果，这些综合性治疗产生了魔术般的效果：蕾切尔安静了，6周后 · 她出院了，给她治疗过的医生都希望能再见到她。

我从未见过蕾切尔。我是在去年秋天一次为期3天的会议上，听到有关她的病例分析，由Stony Brook纽约州立大学的儿童精神病医生Joseph A. Gartner提供，这次会议在纽约洛克菲勒大学召开，由纽约科学院发起“认识儿童攻击性行为”，会上30多位生物学家、临床医生、社会科学家一起探讨了社会和机体环境对儿童攻击性的影响。列举的儿童中，蕾切尔是行为问题与精神疾病有关的为数不多病例中的一员，该病例的典型之处是她的治疗，为综合了解行为治疗、心理治疗及药物治疗的一个典型实例。迫于预算减缩和卫生保健管理的限制，临床医生转向使用快捷固定的精神药理学方法，这在道德上有些进退两难，因为这些供使用的药物远非完美，且对其作用机理及如何改进方面研究甚少。

“孩子的病情是如何得到控制的？药物改善孩子行为的作用机理是什么？这些药物对未成熟的神经系统产生何种影响？”伍斯特 · 马萨诸塞大学医学中心儿童精神药理学主任D · 康纳（Daniel F. Connor）指出：这些都不清楚。控制攻击性行为的药物均仅对精神病成年患者测试过，对其在儿童生物学的影响知之甚微。而政府及制药业已放弃研制控制暴力行为的新疗法，康纳指出，本可更有效地药物治疗的类似蕾切尔的孩子们，将会因此而被研究所遗忘。

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凭冲动行事、高度攻击性、在学校造成分裂的小孩，追踪发现其将来的社会化行为也存在问题，他们将来有很高的危险率逃学、少年犯罪、吸毒、心理压抑、暴力及自杀。粗鲁谩骂的父母或孩子监护人，其反社会行为情绪很容易传递给孩子（“暴力滋生暴力”）。当然这种恶性循环也并非一成不变——多数班级里的生事者成年后并不犯罪和暴力，且有些孩子似乎能神秘地摆脱这种童年期替罪羊的阴影——但其影响是很大的，不少早期显出高度攻击性的儿童，其少年期也表现出同样的逆反社会的行为。

最早始于何时？一些科学家或非专业人员想象中认为，要找到控制这种难以管教、明显遗传性行为的基因，生物学家则希望通过找出缺陷基因并予以修补来解决社会问题——或者无论如何通过找出那些可能对社会或对其自己产生威胁的儿童。

我认为这种想法很不成熟，且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因为没有任何基因组分证实与儿童攻击性行为有关，所有相关基因仅与神经精神疾病（大多非暴力）有关，而与暴力行为无关，此外，基因的作用与一大堆社会因素作用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诸如：胎儿期孕母吸毒；胎儿期孕妇犯罪、失业；未受教育；同龄人间的压力，吸毒；贫穷，被忽视，遭辱骂等这些早已众所周知对儿童个性发展影响很大的环境因素。目前，通过动物实验研究，神经生物学家已开始揭开这些因素对大脑的生物学改变。研究明显表明：导致儿童将来暴力可能的最重要的生物学缺陷，在某一关键时期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大脑；在这一时期中，大脑及神经系统对外界环境及情感侮辱极其敏感，将会决定机体对压力的反应类型。

在众多的不良因素中，可能对孩子最不利的就是失去母亲，幼儿及婴儿处于一种持续的感官的激动状态，要安静下来并处于一种良好状态，一般依靠与母亲、父母亲、祖父母等的爱抚及身体接触，缺乏这种身体上的爱抚与关注，婴儿及幼儿就会孤僻起来，对外界淡漠，而通过重复不断的摆动、紧抱在一团或其他固定动作来鼓励自己。这种缺乏可以依赖的相对稳定的育婴人员的儿童在将来面临压力时，其控制情感和行为方面存在障碍，也许是对自己受忽视的一种反应，他们大多不会把别人的痛苦和不幸当回事，由于不能理解周围人们的情感，他们常常会陷入心理矛盾冲突之中，而这对于有情感交流教养的儿童是不存在的。到他们进学校念书时，对寻求如何与人建立健康关系已为时过晚。

心理学家哈洛（Harry F. Harlow）的研究工作显示了剥夺母爱的可怕后果。在威斯康星的墨迪逊大学重点实验室及地区重点研究中心，哈洛和他的同事们花费了20多年的时间饲养恒河猴，幼猴一出生就与母亲分开，在6个月内（相当于人类出生后2年的一段时期）幼猴与其他猴子无任何机会接触，将这些幼猴分成二组，一组部分隔离地饲养，即他们能看见且有时能摸到饲养人员；另一组既不能看见也不能接触到任何的其他生命个体。

这引起的一个结果是类似人类儿童中的学习能力不全，完全隔绝饲养的猴子可学会完成许多简单的任务，但对更为复杂的任务，则落后于正常猴子。比如，他们在分辨物体的一致性上与正常猴一样行，——学着从一系列配对物体中正确挑选以换取奖励，但他们对异常之处的分辨则显得更为费劲，诸如从2个蓝色球和1个红色球中选出不同的那个球。

此外，被剥夺母爱的猴子产生严重的社会性动乱。被部分隔离饲养的这些猴子，显示出过多的口头动作。诸如用嘴吸吮拇指、脚趾，就如情感被忽视的孩子，他们可能抓自己，持续前后摆动数小时或重复一系列固定动作，他们中大多数伤害自己，攻击他们自己的手或脚，仿佛那是脱离出去了的入侵者。被放入住有许多幼猴的一只笼子，他们显得冲动、恐惧和攻击性，经过一段时间后，有一些猴子可以被猴群同化，而融入猴群，但当面临应激性环境时（如猴群中来了一只新猴子），他们又恢复被隔离时的特征性行为：孤僻、固定形式动作和暴力。，

-完全与外界隔绝饲养对猴子社会心理行为方面的改变更具破坏性和持久性，使他们惯于社会群体生活显得异常艰难，他们多数保持长期的局外人身份，不能与同龄猴子正常交流及学习，易于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其他猴子——不论婴儿或成年猴，母猴表现出性冷淡，即使人为地使其受孕，这种母亲充其量是拒绝和不理睬他们的婴儿，并经常攻击甚至杀害自己的子代。

人类行为的类似可能就明显令人恐慌了，被忽视和被辱骂的儿童将来很可能吸毒，以此减轻其满脑子的敌意、压抑、自杀念头。克莱默的研究表明，以此方式寻求解脱的年轻人可能恰恰是那些经受不起的人，他们神经系统化学物质绊网受到影响和限制，导致难以预料的极端的暴力。

实验研究发现，啮齿类动物早期被忽视被辱骂也会产生类似后果，加拿大蒙特利尔McGill大学神经生物学家米尼（Michael J. Meaney）和同事通过一系列精密的实验显示了如何简单处理新生鼠，就可触发一连串的分子事件以决定幼鼠成年后对外界压力的反应方式，哺乳类主要是通过3种腺体间的化学物质相互作用对外界压力作出反应：肾上腺、下丘脑和脑垂体，后两者均位于大脑基底部附近。

米尼和同事们将新生物鼠分成二组，第一组不受干扰，一直留在母亲身边，第二组每天轻柔地拿开15分钟，结果表明，处理组幼鼠早期血管收缩素活性提高，此神经递质可能有助于控制攻击性行为和支配神经系统的发育。因此幼鼠大脑在控制应激轴的部位：海马状突起和皮质前部产生了更多的肾上腺糖皮质激素受体，成年以后，相对于对照组，处理组成年鼠能更好地应付不论是急剧或是慢性的外界压力刺激，且寿命更长、免疫系统更为健康、神经相关性少，此结果证实：存在一关键性发育时期，在此期间，环境因素可对神经结构产生终生影响以致决定个体如何感受外界压力刺激并作出如何反应。

接下来的一个关键性发育时期为青少年期，始于青春期前终止于伴随性成熟、社会意识和独立的成年早期，这段时期内体格、认知和情感显著发育。类似的这段发育时期许多其他动物也会经历，其中之一就是金仓鼠。当金仓鼠长到25~42天之间时，他们离开母亲的窠穴，体格成倍增长，达到完全的性成熟并开始繁殖和建立社会性关系。在马萨诸塞大学医学中心，我和两位行为神经生物学家研究了实验室内仓鼠在遭受类似于少年被困扰的情形时所产生的行为及生物学后果。仓鼠长到25天时，我们开始将他们放入成年仓鼠所居住的笼子去经受斗殴，因为成年仓鼠通常要挑战并进攻入侵者。1天1小时这样持续了2周，这些少年“入侵者”开始时被驱逐、啃咬，并受到威胁，经过几天后，他们便不再受到体格、情感上的虐待，再过了几天，我们把这些受害的“入侵者”放回他们原来的笼子。

戏剧性的现象发生了，面对比自己更小、更胆怯的对手时，先前受到虐待的仓鼠对他们进行猛烈攻击，比一般的仓鼠捍卫领土进行啃咬得更快更频繁。而当面临同样大小的入侵者，它就异常地胆怯，就像操场上得意地揍着小同学的恃强凌弱者，看到受害者的大哥出现则拔腿就逃。

这种环境依赖性的极度斗殴行为后面，存在着外界压力刺激及大脑对应激激素的反应，为证实其联系，我实验室的一位研究生，行为神经生物学专家Diane M. Hayden Hixson通过仓鼠下丘脑直接注入肾上腺糖皮质激素进行模拟，实验从100多只强壮的优良的成年雄性仓鼠开始，她给有的仓鼠注入一小丸透明的氢可的松（一种糖皮质激素）药丸，有的仓鼠注入用于对照的胆固醇药丸，这种化学物质与攻击性行为无关。第二天，她将每只神经区域注入氢可的松的仓鼠与一只相同大小的对照组仓鼠放在一起，观察随之而来的争端，注有氢可的松的仓鼠无一例外地逃离注射胆固醇的仓鼠，而当面临另选的行为顺眼的仓鼠，注有氢可的松的仓鼠立即攻击他们。

显然，下丘脑内高浓度的氢可的松扭曲了仓鼠感受和估计危险的方式，造成了恐惧、过分警戒、误以为威胁的一种混合的变化无常，这是暴力的秘诀所在，无论其确切成分是什么，显然，其根本在于外界压力刺激，持续不断地被压制、打不过更为强壮的对手，这导致仓鼠应激轴分裂，即使斗殴结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血流中的糖皮质激素仍保持异常高水平。

数年来，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研究了血管收缩素和后叶加压素二种神经递质相互作用对攻击性行为的控制，对许多物种包括人类，其攻击性行为与大脑内血管收缩素水平成反相关，例如用药物阻断大鼠血管收缩素（5-羟色胺）受体，其攻击性将大大提高，而通过药物提高大鼠血管收缩素水平或增强血管收缩素受体活性，则其进攻和啃咬次数均减少，提高大脑游离血管收缩素（5-羟色胺）水平的一种药物是flubxetine，又名Prozac。它能防止神经细胞清除血管收缩素（5-羟色胺），我们的研究表明，注射fluoxetine的仓鼠，对“入侵者”既不进攻也不啃咬，鉴于5-羟色胺减低攻击性，加压素提高进攻性。阻碍雄性仓鼠下丘脑内的加压素受体可减弱仓鼠对“外来者”的攻击。

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在大鼠和野鼠类也得到类似结果，那么5-羟色胺与加压素间究竟有何联系？我们对仓鼠的研究表明，5-羟色胺某种程度上说是通过抑制加压素神经原而减弱攻击性行为。

近期临床研究表明，神经递质也同样地影响着人类，费城Hahnemann大学宾夕法尼亚医学院心理学家E · 科卡洛（Emil F. Coccaro）研究被确诊有人格障碍的精神病人，这些病人大多有暴力史，科卡洛给病人服用fenfluramine，fenfluramine为促使神经停止释放5-羟色胺的一种药物，他测得病人血中脑垂体激素prolactin水平上升，而此为5-羟色胺活性的指示剂，科卡洛发现，受试者越凶暴，其5-羟色胺系统对药物反应越低弱，由此可见，攻击性倾向和低弱的5-羟色胺系统协同作用、相得益彰。攻击性倾向越强的人，脑脊髓液中加压素水平趋于更高。这样，人类中，5-羟色胺系统效力低可使加压素在中枢神经系统积聚，而为攻击性行为提供机体上的准备。

是否早年披侮骂和被忽视的遭遇会影响和改变加压素和5-羟色胺系统的发育，从而使受害者偏爱凭冲动办事和潜在的暴力行为？如果是，那么何时对儿童产生危害最大？这一关键性时期何时开始？历时多久？隐藏其后的生物学机理如何？治疗这种早年环境危害的最有效途径是什么？为什么有的儿童易受伤害而有的更有弹性易从中恢复过来？

这些问题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尚不深入，但它清楚表明：没有意义去争论儿童暴力是60%决定于遗传还是40%决定于环境及类似问题，这种争论未抓住要点，改变了个体行为，那么你就改变了个体感受和作用于外界环境的方式；改变了个体行为，你就改变了基因的表达，你就改变了行为方式。事实上，所有的行为都是100%的遗传与100%的环境影响纠结混杂。

去年7月，我在工作的医学中心听了R · 麦基（Ronald D. G. Mckay）富有启发性的讲话，他是马里兰Bethesda国家卫生学院的神经生物学专家，麦基讲述了在一次巧妙的神经外科实验中，他和同事们如何将培养细胞植入新生幼鼠的大脑，这些培养细胞来自胎儿鼠的神经干细胞——小的球状细胞。正常情况下，他们将发育成细长的海马状突起的神经细胞，当麦基将培养细胞放入新生幼鼠的脑内海马状突起，则他们生长发育与正常情况一样，但当把培养细胞放入小脑——功能与生物化学因素与原来部位相差很大，这些干细胞偏离其原来生长程序而转化为小脑神经细胞，各种生长因子及其他环境信号提示它们与周围的神经原相联系，改变它们对未来信号的敏感度，重新调整它们对环境变化的反应。如果某个细胞不能与周围神经网络建立联系，就会死亡。

同一组基因，不同环境下，有不同的命运，必须去适应环境，否则就会死亡，我想不出对儿童个性发育比这更好的暗喻了。以机体灾难性紊乱作为受罚的代价，这是留给人们的一个严厉警告。

[The Sciences，1996年3~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