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科技竞争的加剧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美两国作为科技大国，其民间科技合作历程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逐渐成为观察两国关系变化的重要窗口。文章回顾了中美民间科技合作从1971年开始平稳发展、曲折上升、深化加强和动荡博弈至今的四个阶段。面对当前影响中美民间科技合作的主要挑战，中国应积极探索中美民间科技合作的新模式，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教育与科研合作、发挥华侨华人留学生作用、拓宽交流合作平台及调动社会资本参与等方式，促进中美民间科技合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全球科技进步贡献力量。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围绕技术权力的争夺和秩序构建将是21世纪国际战略竞争的核心，将国际政治从“地缘政治时代”推向“技术政治时代”， [1]创新领域国际格局剧烈变革。中美两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不断蔓延到科学领域，科技博弈日益激烈。美国政府最早从航空航天领域的《沃尔夫条款》，到特朗普政府的“中国行动计划”打压华裔科学家，收紧STEM留学生政策，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手段持续升级。拜登政府虽终止“中国行动计划”，却以“小院高墙”政策试图实现与中国科技精准脱钩，[2]实行更隐秘的对华科技围堵，对两国间的正常科技合作和国际科学研究产生了实质性的负面影响。如今，美国政府进入“特朗普2.0”时期，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愈发复杂。笔者认为，虽面临诸多挑战，也蕴含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国际科技合作是提升国家科技水平，攻克全球性科技挑战，改善国际关系格局的重要途径。作为各国开展科技合作的重要组织形式之一，民间科技合作活动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具有深远影响，为全球科技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在官方科技合作渠道受阻的情况下，民间科技交流在中美科技合作中的作用愈发凸显。中国在国际科技合作过程中强调开放创新，坚持多边主义。[3]我们深知追求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并不意味着闭门造车，还必须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球科技发展的洪流。因此，本文旨在通过系统回顾中美民间科技合作的历程，分析当前民间科技合作面临的新形势与新挑战，进而提出针对性的策略，以期为促进两国乃至全球科技合作与交流提供有益的参考。
中美民间科技合作的演进历程 >>>
1971—1989年：平稳发展
1971年，美国学者亚瑟 · 高尔斯顿（Arthur Galston）和伊桑 · 西格纳（Ethan Signer）以个人名义访问中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批来华进行学术交流的美国学者。在交流过程中，两位美国学者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会见，参观了中国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并举办了专题讲座。这次访问开启了中美民间科技交流的大门，并促成了之后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代表团的访华交流活动。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民间科技合作的限制有所松动。1972年5月，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应中国科协的邀请，派遣由6名科学家组成的代表团访华。这次交流探讨了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美、中国研究生赴美留学等事项。在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邀请下，1972年10月至11月，中国医学代表团和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先后访问了美国。
1972年至1978年，通过中国科协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这条民间合作渠道，美国向中国派遣了36个学术代表团，共计430人次；中国向美国派遣了43个学术代表团，共计454人次。[4]来自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参与交流活动，包括自然、社会、工程、人文科学和工农业生产专业。从1972年开始，美籍华裔科学家也陆续来华访问。其中第一个组团来访的是1972年6月由任之恭、林家翘率领的27人“美籍中国学者代表团”，这一活动在美国取得了良好反响，推动了其他美籍中国学者来华访问。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吴健雄、陈省身等先后以讲学或探亲名义回国访问。美籍华人科学家的来访，扩大了中美民间科技交流渠道，也推动了中国科学家走向世界。[5]
1971年至1978年，我国与美国的民间科技交流以“走出去考察、请进来指导”为主要形式，具体包括派遣代表团访问、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举办技术座谈会等方式，涉及医学、气象、物理等学科。这一阶段其他途径的民间科技交流十分有限。
随着国内改革开放力度加大，中美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签订，以及国际局势趋向缓和，中美民间科技合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气象。民间科技合作的渠道不断拓宽，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以及科学家之间交流日益频繁；合作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从基础性传统技术延伸至生物技术集群、信息工程、制造系统以及新材料与新能源等新兴领域。
中国的研究机构积极开展对美交流活动。1980年底，中国科学院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建立了合作关系，在生物、考古、工程科学、应用基础研究等领域进行了合作研究，开展了100多个项目的合作。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立了若干外事服务机构，大力开展对外科技交流活动。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成立，举行了一系列中美科技交流会议。
教育方面，1980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先后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纽约市立学院、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签订了谅解备忘录，建立了合作关系。[6]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联合中国物理学界创立“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简称科思计划。在当时民间留学通道还未建立完善的情况下，李政道凭借个人影响力，与多所美国大学合作，在计划施行的十年间为915名中国学子开辟了前往美国深造的道路。
这一阶段，中美企业间的科技合作模式较为单一，主要表现为中方提供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美方输出专利技术和生产设备。通过这种模式，中国获得技术转移效益，美国实现生产成本控制。1984年，美国颁布的《赤字缩减法案》规定，美国企业或个人只要向外国公司转让了技术或无形资产，均需向美国政府缴纳46%的所得税，若美国公司向国外合作公司收取专利使用费，则无需缴纳此款项。这一法案的颁布对中国从美国引进先进技术造成了阻碍，美国企业和中国企业之间面临着知识产权和私有财产保护的问题。
1990—1999年：曲折上升
1989年我国政治风波发生后，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对我国进行制裁。在科技方面，推迟召开政府间科技合作联委会会议，停止开展新合作项目，限制技术转让，中止接待我国科技代表团访问，撤回在华工作的科技专家。对此我国积极制定相应对策，通过各方努力，1989年底我国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工作有所恢复。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多极化趋势不断发展。美国着手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对华科技制裁略有松动。1994年4月宋健国务委员率领中国政府科技代表团赴美参加中美科技合作第6次联委会会议，恢复了中断7年之久的联委会会议，使中美科技合作关系得到全面恢复，对两国民间科技合作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这一阶段，美国企业为了增强竞争力，争夺世界市场，增加对华投资，在华设立研究机构。许多美国知名企业如杜邦、惠普、微软、IBM等，纷纷与中国企业建立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例如，1998年，我国的联想集团和美国的微软公司签订了合同，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联想的产品全部预装微软Windows95软件。[7]中国企业也更多地聘请美国各类科技专家。
中美开始探索多主体合作，兴办研发机构，合作开展课题研究和人才培训。研发合作主体多样，包括两国的科研机构、企业、高校以及个人研究者等。一般情况下，中方投入人员、场地及少量资金，美方主要投入仪器设备、资金以及少量人员。通过这种方式，美方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建立了独资研究开发机构，大部分集中于通信、计算机和生物技术等高技术产业。中国科学院也不断探索与美国企业的合作渠道，利用自身的科技成果与美国企业的市场开发能力，共同进行成果转化和推广。例如，福特汽车公司与中国八个研究所开展了有关技术的合作研究。孟山都公司、西方石油公司、罗斯药业公司、AT&T公司等都与中国科学院形成了合作关系，通过联合研发机制，推动技术商业化发展。中国科学院部分高技术产品开始进入美国市场，美国高端技术和资金在中国得到引进与应用。
这一阶段的中美教育交流迅速升温，从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我国出国进修、访问、合作研究或攻读学位的人员中赴美最多。1999年，在美国留学的外国人中，中国大陆以5.1万名位列第一。[8]这一阶段中国赴美留学群体主要选择商科、企业管理及经济学等学科，而美国来华交流学者则聚焦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
20世纪90年代，中美民间科技合作的方式逐渐多元化，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联系明显增强。中美双方均从活跃的民间科技交流与合作中获益匪浅。这一阶段，随着科技实力的逐步提升，中国在中美合作中的角色开始转换，逐渐由单纯的接受者转变为更加主动的参与者。
2000—2018年：深化加强
2000年，小布什在竞选中提出将拓展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全球市场份额，“9 · 11事件”后，反恐行动为中美之间的合作带来了新的契机。中美民间科技合作进一步深化加强。
这一阶段，美国企业持续加大对中国的科技投入，中美合作建立联合研发机构，一批合作研发基地和产业化基地建立起来。摩托罗拉在中国开设了19个研发中心，IBM在中国开设了15个联合实验室、25个技术中心。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开始对美进行直接投资，并在美国设立企业的研发中心。2005年联想公司正式收购IBM的个人电脑（PC）事业部，成为个人电脑领域的全球领先企业。[9]
民间科研组织交流逐渐走向深入。同时，中国开始进行技术出口，采取包括协作研发、技术培训在内的多种途径，增强技术和产品的输出，激励科研组织走出国门。[10]中国科协在这一阶段积极与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工程院等科技组织开展交流活动，推动中美民间科技合作深入发展。
高校之间的合作框架逐步完善，相关制度趋于成熟，合作项目快速增加。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在催化科学研究领域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美国得克萨斯农业机械大学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在通信技术方面展开了合作。2005年，中国与美国创立了“中国-加州大学10+10”合作科研联盟，汇集了美国包括加利福尼亚大学在内的10所顶尖学府，以及中国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的10所知名高校。项目聚焦于可持续发展等关键议题，有效推动了中美两国在学术层面的深入交流与协作。
美国基金会科技投资增加。2000年起，美国基金会向国际项目提供的资助金额总体呈现增长态势。2003—2009年间，美国的基金会共向中国项目资助2.3亿美元，这一水平在美国资助的国家中位列第九。[11]
2018年至今：动荡博弈
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对华态度较为强硬。在科技领域对中国采取对抗政策，实施科技“脱钩”，重点打击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以确保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拜登政府则采取更为理性的对华竞争策略，实施“精准脱钩”，美国在战略安全关键领域坚决实施脱钩策略，在民生经济非关键领域维持人员流动、技术转移及资本流通。同时拉拢盟友，多边联合对华进行科技遏制。
美国政府加征关税、颁布各类管制法案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美企业之间的科技合作。2018年8月，美国《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实施生效，[12]规定美国商务部负责鉴别并监管关乎国家安全的新兴技术和基础科技，借口出口管制阻止中国科技企业获取先进技术、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等关键要素。法案颁布以来，美国商务部不断出台管制新规，增加管制内容，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300家中国企业、高等教育机构及科研组织被纳入实体清单，覆盖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半导体等多个科学前沿和关键技术领域。2018年8月13日，美国《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正式生效，该法案收紧了对外国企业在美投资的审查，延长了审查时间，提高了对送审材料的要求，显著增加了中国对美国企业投资的成本，限制了中国企业在美投资。[13]随着美国各项法案的施行，中国企业通过收购美国企业以获取高新技术的途径变得更加艰难，借助海外公司进行投资的风险也极高。2020年8月，美国通过“清洁网络”计划，对中国信息通信企业在美国的发展进行严格的限制。美国通过实体清单、投资限制和市场准入等一系列政策，企图压缩中国科技产品在美国市场乃至国际市场中的生存空间。[14]美国国会采取积极措施，2021年6月，参议院正式批准《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计划在未来五年划拨2500亿美元的专项资金，支持本土研究开发、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以提升美国在科技创新领域与中国竞争的优势。[15]
2016年至2020年，中美双边科技投资锐减96%，其中，中国对美国科技投资下降幅度更大。[16]但是中美企业依然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双方合作的重要性。2022年1月至6月，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增长26.1%，其中中国高技术产业总体实际使用外资增长33.6%。[17]202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72%美企预计当年在华利润率达到或超过全球平均水平，80%美企计划将在华利润再投资。[18]第26期《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称，近30%的受访美国企业预计2024年美中关系将有所改善，对双边关系乐观程度明显高于2023年。不可否认的是，中美紧张关系为美国企业在华运营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但中国仍然是大部分美国企业的优先市场，美国企业也期待更多地参与中美合作的议题。[19]特斯拉、微软、苹果、英特尔等美国企业的“掌门人”密集访华，领英、惠普、Meta、默克等企业积极参与中美科技创新峰会。中美科技脱钩不符合中美企业的经济利益。
在民间科技组织合作方面，美国单边要求终止部分合作项目，但不能完全切断民间交流渠道。2020年12月，美国国务院终止“政策制定者教育中国行”等五项中美交流项目，声称这些项目是“由中国政府全额资助，旨在推进软实力宣传的手段”。 [20]中美民间科技组织仍然保持有效接触，积极开展对话，举办各类科技交流活动，在数学、生物、医学等各领域不断开展民间研讨会。2022年，中国科协与美国科学促进会续签了为期五年的合作谅解备忘录。上海市科协与纽约科学院签署友好合作备忘录，提出双方将在合办双城科技论坛、推动青少年STEM科学教育等方面探讨开展合作。2023年9月19日，由中国美国商会主办的2023年科技创新峰会成功召开。2023年11月8日，美中创新创业联盟和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联合举办“第四届美中企业家创新与合作论坛”，来自美国东部地区、加拿大和中国的专家、企业家六十余人参加了论坛，与会者与行业顶尖专家讨论气候、创新医药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最新进展和中美合作机会。另外，中美民间机构借助多边国际科技合作组织平台，积极开展项目合作。目前中国已加入200多个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在这些组织实施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地球观测组织等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中，中美双方进行了密切的合作。
严峻的政治环境影响也已经蔓延到教育领域，影响了大学以及科研人员个人之间的研究合作与学术交流，重点领域、重点高校的交往受到限制。2018年11月以来，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对给美国国家安全和科技领域带来潜在风险的所谓“受中国政府资助的科研人员”进行不断审查。据《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数据显示，中国行动计划执行的三年多时间里，办理了77宗案件，导致超过150人被起诉，其中华人华裔占比超过九成。另外，特朗普政府还对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进行入境限制。这一行动严重干扰了两国学者之间的正常学术交流，限制了美籍华裔科学家、研究人员的在美发展。拜登政府则认为高素质的国际学生与移民是提升美国实力不可或缺的外部资源之一。[21]因此，拜登政府在外来人才方面采取了更具针对性的交流战略，撤销了特朗普时期的多项移民限制措施。2021年4月26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中国学生及访问学者的签证和入境政策，更加平等开放地对待外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拜登政府修正人才交流领域的对华“脱钩”政策，以吸引全球高技能人才，缓解人才流失的压力。
尽管环境紧张，民间教育力量依然为两国合作不断努力。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与美国教育委员会积极策划交流活动。2018年9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杜玉波带队赴美，访问了美国教育委员会等学术机构和高校。2022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与华中科技大学联合主办了中美高校对话论坛，增强了中美高等教育互鉴、学生交换项目及科研协作的意愿。中美高校进一步深化合作，搭建合作平台，拓展办学项目。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信息平台数据显示，目前中美合作办学机构共有36个，项目达315个，[22]合作模式愈加多元，专业门类丰富，覆盖经济学、教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多个学科。美国已建有4家中美合资校园，[23]中国则建有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温州肯恩大学3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美合资大学。2022—2023学年，有289 526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占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27.4%，持续为美国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24]同时，广大科学家发挥个人能动性，积极参与非官方的科技交流活动，与海外学术组织、科研团体等保持密切沟通，在推动中美民间科技交流的进程中扮演了纽带作用。
2019年以来，中美民间基金投资大幅度下降。根据美国基金会中心网的统计，2020—2023年，美国民间基金会对中国大陆的投入明显减少，如图1所示，从2020年的463笔资助共2.5亿美元，减少至2023年的109笔资助，共计5860万美元。[25]
图1 美国民间基金会对中国资助情况
中国民间基金依然积极推动同美国的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秉承科思计划的精神，2020年科思计划的学者和导师安东尼 · 莱格特（Anthony Leggett）等人共同创立了科思奖及科思科技促进基金会等民间科技组织，旨在加强国际科学交流与合作。
各民间主体在不同阶段参与中美科技合作的主要方式如表1所示。纵观中美民间科技合作发展历程，合作主体不断多元，合作方式不断丰富。中国各主体在合作中承担的角色不断改变，从学习跟随到并行甚至引领，发挥着愈加主动的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提高，美国对中美合作的政策措施也不断改变。但是，科技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这一性质并未改变，在如今全球创新格局重塑的时代，中美科技合作也是全球科技发展的需要。
中美民间科技合作的新挑战 >>>
面对全球创新格局和大国科技竞合关系的变化，美国不断维护自己在科技领域的“守成利益”。从特朗普政府科技“脱钩”，到拜登政府“小院高墙”、精准脱钩，美国对华科技政策不断调整，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限制或中断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逐步削弱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保护美国本土企业，维护技术优势，阻止中国在中美交往中获利。
中美正常科技合作受到冲击 从论文合著情况来看，中美科技合作密切，近年来互为彼此最大的合作伙伴。自2006年以来，中美合著论文占中国参与国际合著论文的比重呈上升趋势，于2015年达到最高，约占62.2%。然而，受到美国对华科技政策影响，2018年中美论文合著比例开始下降（图2）。[26]
图2 中美论文合著情况
从专利合作情况来看，1996年至2015年，中国在国际专利合作申请中与美国的合作比例呈现在40%至48%之间波动上升的趋势。然而2016年至2018年，中美合作专利占比下滑至37.3%。同时，中美合作申请的国际专利数量也出现了显著下降，从2011年至2015年的年均1265项减少到2016年至2018年的年均997项，降幅超过20%。[27]美国政府的科技“脱钩”政策使得中美科技交流合作大幅倒退，中美民间科技合作进入低谷。
中国高端科技的发展受到制约 习总书记曾这样比喻“卡脖子”风险：“企业即便规模再大、市值再高，如果核心元器件严重依赖外国，供应链的‘命门’掌握在别人手里，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当前，美国在尖端科技领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尽管中国已崛起为科技大国，但在深度与核心技术创新方面仍有待加强，部分关键技术仍对美国存在依赖。中国计算机产量居全球之首，然而计算机芯片却被美国英特尔和AMD掌控；中国汽车产业蓬勃发展，但发动机控制器却受到外部制约。尽管中国一些产业在国际市场中占据领先地位，但其关键技术却被外国企业垄断，处于被动地位。在当前情境下，美国对中国蓬勃发展的高新技术采取遏制策略，限制中国从美国引进最新科技成果，从而阻碍中国科技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发展，科技自主创新的紧迫性日益凸显。
中国科技人才实力遭到削弱 美国通过制度性手段构建的人才“虹吸-阻断”双重机制，已对中国科技创新人才储备形成冲击。美国通过一系列科技政策，凭借充沛的科研投入、优质的教育资源、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不断吸引世界各国优秀科技人才赴美求学和工作，巩固自己在科技人才领域的优势。同时，美国通过政治手段遏制中国人才的职业发展，阻断中国留美高科技人才的回流通道。例如苹果、特斯拉等美企被要求审查中国籍员工背景，2023年有上千名中国工程师因“安全风险”被调离核心研发岗位。中国公民赴美留学审查严格，留美科技人才回国创业与就业面临更多阻碍，严重影响了中国高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使得中国部分优秀人才在培养过程中不断流失。
中国对外科技交流的环境恶化 美国正通过多边机制重构全球科技治理规则，系统性压缩中国参与国际创新网络的空间。通过多边机制联合盟友，发展“美欧联盟”“印太战略”等，综合运用政治、法律、经济、贸易、舆论、文化等手段，美国政府不断打压中国科技发展空间。如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发布的联合声明被视为“对抗中国的新科技联盟”，美国的“长臂管辖”导致中国科研机构被大规模排除于国际大科学工程。TTC在2023年发布的《超越5G和6G路线图》（Beyond 5G/6G Roadmap）中，明确要求“基于可信供应商构建开放网络”，间接排除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参与欧洲电信标准协会（ETSI）的6G标准制定，导致中国企业参与6G标准提案的比例从2021年的18%降至2023年的6%。[28]迫于美国政策的压力，中国的企业和科研机构将被排除在部分行业国际标准的合作制定之外，未来在这些行业中的发展可能会受到限制，错过发展机遇。此外，美国政府将科学泛政治化，抹黑打压中国正常国际科技交流活动，部分国家在与中国合作时的戒备心理有所提升，阻碍了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
中美民间科技合作面临挑战的动因 >>>
美国政府对中美科技合作设置了多重限制，意图实现所谓的科技“脱钩”，改变当前中美科技关系。美国对中美科技合作的态度与政策变化蕴含多重原因，包括政治因素、科技关系因素和认知因素。
政治环境动因 大约1/3个世纪以来，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基本停滞不前。穷人的数量在增加，中产阶级的数量在减少。[29]美国自认为优势的经济模式与制度并没有为大多数人提供福利，社会不平等加剧，经济发展缓慢，种族问题频发，民众对于现有体制的失望情绪持续加深，政府公信力和制度的有效性受到广泛质疑。[30]为了转嫁国内矛盾，平复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美国社会上保护主义和泛政治化认知抬头，涌现出向中国“追责”的声音。例如：特朗普政府实施“美国优先”政策，将经济、科技等非政治性领域议题政治化和民粹主义化，通过构建“中国技术窃取”的叙事，制造“中国剥夺美国就业岗位”的舆论导向，将美国制造业衰退及产业竞争优势削弱等问题归责于中国；拜登“技术民主联盟”口号共同服务于技术民族主义动员，通过渲染外部威胁巩固选民基础。当前美国社会意识形态显著转向，技术民族主义已取代“科技无国界”理念。中国在实现科技实力跃升的进程中，始终秉持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体系、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一带一路”数字基建输出、金砖国家技术合作等带来了政治格局多极化冲击，是对美国霸权的强有力挑战，导致美国对国际体系权力再分配产生焦虑。因此，美国将科技活动与政治意识形态议题挂钩，遏制中美正常的科技交流。
科技生态变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的科技水平不断提高，与美国科技水平差距逐渐缩小，实现了从跟随追赶到合作并跑，甚至在某些领域取得领跑地位。华为在5G领域领跑全球，自研芯片不断突破；阿里巴巴从人工智能到云计算，从物联网到区块链，已达到世界顶尖水准。中美两国在科技产业上的传统合作模式正经历深刻变革，中国在部分基础研究和重要科技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美国科技产业正面临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其原有的主导地位和话语权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31]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研发投入年均增长率超过20%，2023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突破3.3万亿元。[32]根据《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发布的数据，美国的创新能力位于全球第3位，中国的排名则从2011年的第29位跃居第11位，是十年来创新力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33]
中国科技实力的崛起给美国带来危机感，美国对中国科技发展的速度、战略、政策及科技体制优势深表警惕，越来越多地将中国视为科技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的霸权逻辑认为，中国科技的迅速崛起，不仅对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带来挑战，还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因此，美国不断遏制中国科技发展，为中美民间科技正常合作交流设障。
战略认知改变 美国在对华科技外交领域长期保持战略主导态势，旨在通过科技外交机制拓展在华科技合作空间，推动中国逐步接纳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规则体系并履行相关国际义务。然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美国在科技外交中的传统优势逐渐式微。美方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与自身霸权焦虑持续加剧。美国政府认为其之前的对华接触政策不仅未能推动中国的自由化，反而强化了中国的体制机制，大幅提升了中国经济、科技和军事领域的实力，使中国“试图在亚太地区取代美国，推广以其为主导的经济模式，重塑地区秩序”。 [34]美国外交部门已将中国界定为全球科技外交领域的战略竞争对手。[35]
美国政府提出“中国威胁论”，不再将中国视为科技外交的主要合作对象，而是采取战略竞争政策，关注中国对美国科技地位的潜在威胁。
新挑战下的应对措施 >>>
尽管美国承认“美中不寻求打压遏制中国发展，不寻求同中国脱钩”，中美科技关系短期内难以修复如初，但可以探索未来的新发展模式。“越是困难的时候，越需要拉近人民的纽带”，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全球科技生态的飞速发展，中国应当用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全球科技和产业合作大局，其中中美民间科技合作将发挥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首先，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增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企业对华投资，尤其是科技类投资的信心，吸引更多美国企业来华设立研发中心。对外资科技企业简政减税降费，精简外资办理事项的审批程序，缩减办理时间，营造良好政务环境，全面提升营商便利化水平。充分利用自由贸易协定，发挥自贸试验区的创新作用，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确保稳外资一揽子举措不断落实落细，深化税制改革，切实减轻外资科技企业税收负担，保障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安全稳定，增强外资投资信心。
其次，深化中美高校的教育和科研合作，拓宽合作渠道，探索合作模式。2020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明确释放了积极、坚定地提升教育对外开放水平和在多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信号。政府应完善各项政策，解决中美双方交流时遇到的障碍，加大教育投入，吸引中美交流互动。高校应积极开展国际高校交流活动，通过合作办学、学科共建、人员交流项目等多样化、多层次的合作方式促进中美双方教育合作。民间教育交流机构应充分发挥自身纽带作用，积极协助政府实施教育交流项目，同时做好资金募集和运作的工作。[36]
第三，充分发挥美国华人华侨和中国留学生群体的独特桥梁作用。中国拥有遍布全球的几千万华人华侨和数百万留学海归人员，作为天然的“民间外交官”，他们具备遍布全球的人脉资源优势、融通中外的传播优势，是开展民间科技外交的可持续力量。[37]应当充分发挥华人华侨与留学生的个人能动性优势，鼓励积极参与国际会议、举办科技研讨会，借助个人力量推动中美在科技领域中的沟通与交流，开辟中美沟通的有效渠道。政府应当有效利用这部分人才资源，借助海外人才网络加强在美华人学者之间的联系，推行积极的人才政策，制定优惠就业创业福利，吸引海外科技人才留华工作、贡献才智，助力我国科技发展。[38]
第四，把握成熟科技会议机制，拓宽已有对外交流合作平台。依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世界互联网大会、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中关村论坛、浦江创新论坛等成熟的会议机制，发展拓宽双边和多边科技合作机制。应当继续坚持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理念，积极构建与世界各国的科技合作桥梁，深度参与国际组织和多边框架下的科技活动。[39]通过联合资助、共建实验室等形式，与各国及国际组织推进科技合作。主导实施国际大型科学计划和工程项目，在关键科技领域搭建更多国际合作与交流平台，让中国成为全球创新的沃土。
第五，调动社会资本参与和支持中美民间科技交流与合作的积极性。聚焦重点领域，支持社会资本参与重大项目，面向人类健康、环保与绿色技术、气候变化等领域，设立中美科技合作专项基金。构建民间资本推荐平台，整合项目推介信息和支持政策，为社会资本获取科技项目信息提供便利，进而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到科技发展建设中。[40]吸引中美科技英才，共同开展研究，造福人类社会。
结语 >>>
过去40年来，中美科技合作对中美双方和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美民间科技交流的发展变化是表现中美关系冷暖的“晴雨表”。随着中美科技实力差距逐渐缩小，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博弈将成为我们必须直面的长远背景。科技“脱钩”与合作“脱轨”虽使中美科技交流遭到波折和挑战，但当前形势下，中美两国面临着新的发展任务，都需要从对方的发展中获益，存在着“更多的”共同利益。在民间科技合作渠道，两国企业界、学术界及社会组织仍有较强的合作意愿，两国科研人员仍保持各种形式的交流。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国与国关系发展的根基在于两国人民。尽管中美民间科技交流与合作正面临诸多困难，但逆境催生着进步，挑战中蕴藏着机遇。只要中美双方从历史汲取启迪，在各自发展中相互成就，拓展互利合作空间，汇聚相向而行的力量，以互利共赢取代零和博弈，共同为促进人类科技进步作出努力，必然会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1] 唐新华：《技术政治时代的权力与战略》，《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2期，第59-89页。
[2] 刘国柱：《复合型模块化联盟：拜登政府应对大国竞争的联盟战略》，《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34-49页。
[3] 胡雯、鲍悦华：《技术政治时代下中美国际科技合作的战略转向比较研究》，《中国科技论坛》2024年第2期，第168-179页。
[4] 李明德：《中美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历史回顾》，《美国研究》1997年第2期，第144-147页。
[5] 中国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司、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协会编；吴贻康，王绍祺主编：《当代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史》，1999年。
[6] 李家洋：《中国科学院国际科技合作六十年》，《中国科学院院刊》2009年第5期，第451-460页。
[7] 刘文：《中美科技合作文献计量分析及项目评价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理工大学，2010年。
[8]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999 Annual Report: Opening Minds to the World”, December 31, 1999,
[9] 陈强、刘园珍：《中美科技合作历程回顾、动机比较与分歧分析》，《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年第3期，第22-25页。
[10] 季开胜：《关于推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合作的思考》，《学术交流》2014年第3期，第128-132页。
[11] 杨凌春、张琰、廖日坤、周辉.：《美国民间基金会科研项目申请及注意事项》，《科技导报》2010第6期，第126页。
[12] Congress.gov, “Text - H.R.5040 - 115th Congress (2017-2018) : To authorize the President to control the export, reexport, and transfer of commodities, software, and technology to protect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to promote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April 17, 2018,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house-bill/5040/text, January 12, 2025.
[13] Congress.gov, “H.R.5841 - 115th Congress (2017-2018):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8, H.R.5841, 115th Cong”, June 27, 2018,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house-bill/5841, January 12, 2025.
[14] 张薇薇：《美国对华“脱钩”:进程、影响与趋势》，《当代美国评论》2021年第2期，第42-57+121-122页。
[15] S.1260 - 117th Congress (2021-2022), “United State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2021”, July 6, 2021,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senate-bill/1260, January 12, 2025.
[16] BAIN & COMPANY, “Technology Report 2021: The '20s Roar”, September 2021, https://www.bain.com/globalassets/noindex/2021/bain_report_technology-report-2021.pdf, 2021, January 12, 2025.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22年1-5月全国吸收外资56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3%》，2022年6月14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xwfb/xwsjfzr/202206/20220603318464.shtml，2025年1月12日。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美国大使谢锋在“新时代大讲堂”上的主旨演讲——不畏浮云遮望眼，以史鉴今再出发》，2024年9月12日，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zwbd_674895/202409/t20240914_11490994.shtml，2025年1月12日。
[19] 中国美国商会：《2024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中国美国商会出版社，2024年。
[20] Michael R. Pompeo, Secretary of State, “Termination of PRC-Funded Propaganda Programs”, December 4, 2020,https://2017-2021.state.gov/termination-of-prc-funded-propaganda-programs/, January 12, 2025.
[21] 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U.S. Mission to the ICAO”, March 3,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January 12, 2025.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含内地与港台地区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名单》，https://www.crs.jsj.edu.cn/aproval/orglists，2025年1月12日。
[23] 刘禹：《“民间科技外交”兴起：中国开放合作需要新模式》，《上海科技报》2021年10月27日，第004版。
[24]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pen Doors 2023 Report”, 2023, https://institute-of-international-education.mybigcommerce.com/open-doors-2023-digital-access/, January 12, 2025.
[25] Foundation Center, “Foundation Maps”,2024, https://maps.foundationcenter.org/, January 12, 2025.
[26]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课题组：《2023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简报》，《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5年第1期，第96-103页。
[27] 徐奇渊、董维佳、郎平等：《中美科技博弈变局下的中国视角》，《开放导报》2022年第5期，第64-71页。
[28] ETSI, “ETSI Annual Report 2023”, May 2024, https://www.etsi.org/e-brochure/Annual-Reports/AR-202405/mobile/index.html, January 12, 2025.
[29]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著、李杨等译：《全球化逆潮》，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第12页。
[30] 张永红：《美国新一轮所谓“中国威胁论”：特点、根源与应对》，《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3期，第84-91页。
[31] 李峥：《美国推动中美科技“脱钩”的深层动因及长期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期，第33-40+32+60页。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2023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24年10月2日，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10/content_6978191.htm，2025年1月12日。
[33]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4: Unlocking the Promise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2024, https://tind.wipo.int/record/50062?v=pdf, January 12, 2025.
[34] 韦宗友：《地位焦虑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国际观察》2022年第3期，第70-96页。
[35] Donald J. Trump,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on the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December 18,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January 12, 2025.
[36]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 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2012年6月18日，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014/201206/138412.html，2025年1月12日。
[37] 叶振宇、崔志新、武海波：《我国科技创新面临美方的“八面埋伏”与应对之策》，《发展研究》2021年第6期，第39-45页。
[38] 王辉耀，苗绿作：《全球化智库 海归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
[39] 武汉大学中美科技竞争研究课题组：《中美科技竞争的分析与对策思考》，《中国软科学》2020年第1期，第1-10页。
[4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抓好抓实促进民间投资工作努力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的通知》，2023年7月14日，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7/content_6893858.htm，2025年1月12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文作者陈强是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金姗霖是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同涛是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中心处长、研究员。本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面向新征程的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研究》（22VRC126）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