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五”规划于2025年10月发布。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科技进步与创新都将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与以往历次规划相比，在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里，我国科技发展的大背景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是规划科技工作的重要立足点。

中美科技脱钩的新态势

近年来，中美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虽然主要反映在贸易、供应链、人才等方面，但核心是科技之争、科技之战。可以断言，中美科技之战将是两国的世纪之战、国运之战。

近20年来，我国科技突飞猛进，几乎在所有重点领域都取得了突破，一大批国之重器喷薄而出。北斗导航、“天宫一号”空间站、登月工程、C919大飞机、无人机、机器人、人工智能、通用软件、芯片产业、高速铁路、新能源汽车、三代核电站、万米载人深潜器、5G、超算、量子通信、盾构机、核磁，以及军事领域的航母、大型驱逐舰、5代战机、军用运输机、预警机、新型核潜艇和刚亮相的东风-61、惊雷-1、巨浪-3等，这些成就集中反映了我国科技和工业的巨大飞跃。

还有许多数据也能反映我国科技的迅猛发展。2024年全国研发投入3.6万亿元，世界第二；按折合全时工作量计算的研发人员总量724万人年（2023年），世界第一；有效发明专利数量335.1万件，申请量182.8万件，世界第一；论文产出121.6万篇，世界第一；世界高关注度论文中国占比48.4%，世界第一；拥有26个全球百强科技集群，世界第一；高技术产业营业收入达22.34万亿元，累计培育1.6万多家孵化机构。

中国作为国际地缘政治的竞争对手，这也许是美国最不愿意接受的情形。从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至今，与其说美国送给中国一张融入全球产业体系的入场券，不如说他们希望像拉美国家那样，以此形成对中国经济和产业的长期低端锁定。正如美国知名专栏作家弗里德曼（Friedman）所说的那样：如果中国一直专注于制造和销售低端产品，到底实行什么样的主义，社会主义也好，专权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好，甚至“素食主义”也好，我们根本不感兴趣，也不会去关心。

因此，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美国两党在以科技遏制中国，甚至科技“去中国化”的问题上达成高度共识。围绕这一目标制定的政策和法案通常都是接近于全票通过，这在美国历史上非常罕见，包括设立经贸规则限制中国产业发展、设置科技壁垒维持对华科技竞争优势、构建排华联盟掠夺中国企业海外生存空间等。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000多家中国企业和机构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基本覆盖了前沿领域的所有领军型中国企业。

从美国对华为、华大基因等中国头部企业的制裁手段来看，其动用的力量堪称举国之力。1）全政府——不仅限于商务部、国防部，国务院、能源部、财政部、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和国会等也都纷纷介入；2）全社会——不少大学、企业、科技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也纷纷开始呼应美国政府的行动；3）全方位——除贸易手段之外，还在投资、金融、教育、数据、媒体等方面一致行动；4）全盟友——通过对其西方盟友以及其他与中国企业合作的国家及机构施压，力图将中国企业排除在赛道之外。

综合各方面情况来看，美国对华科技脱钩的大趋势很难逆转，我国20年前编制《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时的对外合作“窗口期”将难以再现。经历了几十年的跟踪模仿和路径依赖之后，我国科技已经走入失去跟踪对象和标杆的盲区、“无人区”。但是，我对此从来没有失去信心，一方面，这个世界早已不是一人、一个国家所能完全掌控的，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最大公约数之一；另一方面，我国也早已不是百年前那个任人霸凌欺压的“病夫”，科技基础、工业体系和人才规模等都已迈入世界前列。一个明显的悖论是：凡是哪个领域被卡得越紧，我们的技术能力往往提升越快。期望用科技卡死中国，终将成为历史笑料。

经济结构调整的新需要

我国经济近年来陷入低迷，投资、消费和贸易“三驾马车”的增长率全面下滑。我认为这不只是一般的周期性经济景气问题，而是长期以来不断累积的结构性问题，是众多结构性矛盾集中叠加的结果。消费不振、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股市3000点关口突破乏力、民企信心不足、区域经济差距大等等，几乎每一个都是涉及面广、破解难度极大的问题。这是一种系统性压力，在近现代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也是“十五五”规划必须直面和破解的严峻课题。

应当承认，近几十年来我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主要是基于短缺经济形态形成的短平快模式，投资增长、规模扩张和人口红利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加之“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在30多个省市、300多个地市和3000多个县市之间，客观上形成相互竞争、彼此内卷的“诸侯经济”，使得简单“铺摊子”成为自工业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世纪狂飙。今天，当我国工业产值已经占到全球30%的时候，当去全球化已经成为霸权国家地缘政治基本工具的时候，这种增长模式显然已经难以为继。

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定量和客观反映一国经济结构的现状。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在所有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技术进步和组织创新等方式实现的产出增长，反映的是技术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据统计，目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只有发达国家的40%~60%。也就是说，同样的要素投入，我国的产出只有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这既是我国可以提升的发展空间，也可能是部分国家历经百年走不出的“中等收入陷阱”。我曾深入调研过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他们的人均收入水平曾经远远高于我国，但由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缓慢，在经历了短暂的经济增长后便长期止步不前。

实践证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不是靠扩大一般性投资可以缩小的，只能来自持续的科技进步与创新，来自新质生产力的全面提升。早在30年前，我国就制定了科教兴国战略，20年前又确立了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这是对发展规律的认知和对历史责任的担当。如果说在过去特定的历史阶段，跟踪模仿和投资扩张是加快发展的捷径，那么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我们不可能止步于此。时代留给我们的还有星辰大海，有走到世界高点的新思维、新路径、新方法。“无人区”不只是挑战，更应当是一次脱胎换骨和凤凰涅槃。

比如，马斯克认为人类文明不应当止步于地球，太阳系之外的火星可能是延续和发展人类文明的新家园，于是诞生了SpaceX，以及与这一目标相关的回收式火箭、星链、星舰等。再比如，海洋约占地球表面面积的71%，其中95%的深海至今仍未被人类涉足，那里蕴含的物理、化学、生物、地球和能源等知识，远比我们已经掌握的知识空间更为广博深邃。还有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生命现象与规律，其实是另一个宇宙，一个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宇观世界，我们了解的还只是冰山一角。仰望星空不只是科学兴趣，也是我们迈向未来的立足之地，还将决定着我们在新世纪的国际地位。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解决结构性问题，不可能单纯依靠短期的经济政策，更要依赖长期性的政策和布局。推动科技进步与创新，从来不是靠拼投资规模发展起来的，必须久久为功，是十年磨一剑的功夫，是厚积薄发的结果。因此，我们不但要转变思想观念，更要转变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创新驱动的背后，必将是一场深刻的制度性变革。

有人问我，完成这样一个转轨过程需要多长时间？我认为大致需要10年，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新兴产业完成技术及产品代际更替，并被市场普遍接受。对我国来说，最大的底气来自政策工具箱的丰富与自主性。与日本等国家不一样，我国有着完全的政治与经济主权。在关系国家经济安全与战略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我们不必处处看别国的脸色行事。无论面临多大的阻力，经济转型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之路都将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大科学主导的新范式

近现代科学研究的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17世纪之前，科学是以个人或者学派自由研究为主，可以称之为小科学；18世纪是松散的学会形式，开始有了制度化的交流合作；19世纪科学家纷纷走出象牙塔，工业化应用成为科学发展的目标；20世纪上升到国家甚至国际化规模，科学的整体化、技术化、工程化趋势逐渐成了主流。

这不是路径之分，而是人类对自然规律认知不断深化、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宇宙和生命是系统的、综合的，基于“整体等于部分之和”的还原论无法回答复杂的自然现象。当科学研究越来越逼近宇观和微观极限的时候，以自由和分散为主要特征、以好奇心驱动的小科学研究范式，正在让位于学科间交叉融合、科学工程化的大科学范式。

早在1999年，李政道先生就曾说过：“以为知道了基本粒子就知道了真空，这种观念是不对的。从这个简单化的观点出发，不会有暗物质，也不会有类星体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基因组织也是这样，一个个地认识基因，并不意味着解开了生命之谜，生命是宏观的。20世纪的文明是微观的，我认为到了21世纪，微观和宏观会结合成一体。不光物理学如此，这也许还会影响到生物学和其他科技的发展。”

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宋健同志2015年在《前沿科学》上发表文章《还原论和系统论》，在充分肯定还原论对于近代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奠基性作用外，特别指出其理论的局限性，包括对信息的忽视，而信息恰恰是与物质、能量并列的宇宙“三基元”；对系统层级结构的忽视，难以回答“总体大于子和”；还原论描述的自然过程都是可逆的，但生物进化不可逆，时光不会倒流。

以华大基因为例，这是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没有学术“大咖”，没有炫目的“学术帽子”，一群30岁左右的年轻人，却能在世界顶级的核心期刊《自然》《科学》《细胞》上发表学术文章183篇，超过了绝大多数专业机构，并在自然指数产业类机构排名中位列全球第4。这一成就的取得就是来自大目标导向、大数据支撑、大合作协同的新型组织模式。没有大数据就无所谓生命科学，这是华大基因一路走来的“中心法则”。

这种局面打破了人们对科技进步线性思维模式的认知，也打破了经典的项目负责人（PI）制组织形态，是典型的产学研融合，是科学、技术与工程的一体化，也是大平台、大数据驱动的全新范式。年轻学者站到这个平台上，就是站在目标明确的研究闭环之上，站在海量数据的底盘之上，站在高度开放的国际合作之上，站在华大基因20多年持续积累的学术生态圈之上。虽然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牛人”，但充满激情和想象力的年轻人汇聚在一起，与最好的工具、最大的数据和最先进的平台融汇在一起，十年磨一剑，岂能不成大事？

谈到这个问题，我们不由得想起钱学森先生，他是走在时光前头的人。自20世纪50年代归国以后，钱学森先生不但为“两弹一星”作出了卓越贡献，而且毕生致力于工程控制论的研究和应用，核心就是阐明科学、技术和工程的内在关系，并且主张以技术引领学科发展。今天的马斯克也是如此，他的颠覆性创新都是打破传统学科界限，打破“科学-技术-产品”的线性模式，从第一性原理出发重构研发逻辑。

这是规律和趋势使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大科学研究范式就已成型。如著名的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信息高速公路和人类基因组计划等等，都是以大科学工程打破学科界限，突破科技进步线型模式的经典案例。特别是使学术走出传统学院，与经济社会需求结合在一起。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在近代百年创造出比过去2000年总和还多的知识成就，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此。

很多人看过范内瓦尔 · 布什《科学：无尽的前沿》，这个报告强调了基础研究和自由探索的重要性，对美国战后科技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如果就此认为基础研究就是科技进步的出发点，是美国今天科技发达的原因，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美国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科技水平已经全球领先，但当时的全球科技研究中心还在欧洲，70%的诺奖获得者来自欧洲。即使到了今天，美国拥有全球最多的世界一流大学，仍然还在全力支持以国家目标为导向的国家实验室，支持企业牵头的技术研发和创新活动。这至少说明，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技术研发，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基础研究需要技术和工具、数据支撑，技术研发和工程实践也需要科学。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随着AI和大模型的横空出世，传统的科学研究范式正在被加速颠覆，许多研究活动甚至变得毫无意义。如蛋白质结构预测，全球科学家50余年的努力，比不上AI大模型一年工作量的千分之一。在人工智能的驱动下，去中心化成为常态，科学研究将不再是阳春白雪，科学英雄时代正在悄悄地让位于分工协作。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蓝领”科学家，他们很可能是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产业的主力军。

大科学范式下的科研成果，也将不再局限于人们常讲的“从0到1”，“从1到100”同样是科学发现和知识积累的过程。人类掌握的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缄默知识，如果说从0到1是显性知识，那么从1到100则是隐性和非格式化的缄默知识。以一座冰山为例，显性知识只是露出海平面的冰山一角，而缄默知识则是隐藏在海平面以下的未知部分。缄默知识的获得是学科交叉融合和工程化实践的过程，只能通过科学、技术与工程高度融合的大科学范式才能获得。

大科学范式引发的远不只是研究方法的变化，更是科研组织形态、科技体制、资源配置方向乃至科学文化的深刻变革，是科研系统的一次重新整合。对于我国科技来说，这不是选择，而是拥抱。

————————

本文作者梅永红是华大集团执行董事、战略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