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8日,《科学》(Science)杂志刊载了一项重磅研究。研究人员整合了多个领域的大规模数据,清晰地揭示:少年英才与行业大师,基本不是同一批人。

人类中有极少数拔尖的个体在各个领域成就卓越。他们突破能力极限,推动行业创新,助力解决全世界最重大、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让这些个体与众不同?是什么令物理学巨擘爱因斯坦、音乐大师贝多芬、体操天才西蒙 · 拜尔斯(Simone Biles)取得超越历史上几乎所有同行的成就?一个多世纪以来,众多学者将此疑问视作重点研究课题,但始终未有明确答案。

哪怕是近两年,关于专业能力培养方式的研究仍主要围绕普通人群或特定行业的青少年及非顶尖从业者展开。曾有多项研究指出,个体在特定领域所能达到的专业高度,主要与其积累的训练量有关,不因早期阶段展现天赋与否而有差异。专业训练量积累越多,表现越优异;那些起步更早、积累更深厚的人,相比起步晚的同行,具备先发优势,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能展现出更高水准——各行各业皆如此。当然,个体的训练量可能受可用资源(如场地、乐器、交通等)、自身努力程度和动机的影响。

另有部分针对青少年群体的研究采用了更为细致的方法,并发现“各领域人才的杰出表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个体自身特征,包括早期阶段展现的水准以及相应的能力、兴趣、任务投入度、动机、毅力;另一方面则是外部环境因素,包括长期的专项训练、发展机会、教学指导、物质支持和社会支持。当某个青少年在特定领域(如数学、长跑、奏乐)具备优异的早期表现,或展现出相应的天赋(如智力、耐力、乐感)时,我们通常将其视为“此君在这方面大有前途”的标志。

用一句话总结上述内容:更优异的早期表现和能力,更厚实的专项训练和积累,通常是职业生涯能走向更高高度的预测因素。

相应地,众多旨在优中选优、培养精英的项目,会先从青少年中选拔顶尖者,再通过强化专项训练来培养人才,进一步提升其水平。某些录取标准严苛的精英学校,或是所谓精英青少年管弦乐团、国际象棋青少年代表队等,都是这样先掐尖、再淬炼的。

鉴于以往的专业能力研究多聚焦于青少年,且多数精英培养项目都力求选拔顶尖青少年,一个关键问题随之而来:年少时在某个领域拔尖的神童,成年后是否大概率也会是该行业的标杆?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预测青少年优异表现的因素同样也可预测其成年后的杰出成就。

然而,聚焦于世界级运动员的一些最新研究结果,似乎否定了上述假设,同时也引出一系列新的疑问:年少时的佼佼者与成年后的领头羊,这两类人群的身份重合度有多高? 那些世界顶尖的从业者,是否在青少年时期就已远超同龄人?可预测早期阶段出众才华的因素,能否有效预测后期的职业巅峰表现?我们可以根据哪些因素预测某人最终会否成为行业顶尖人物?

回顾历史,学界一直未在体育以外的领域就上述问题开展系统性研究——直到本文作者阿恩 · 古利希(Arne Güllich)等人于2025年12月的《科学》(Science)杂志上报道其最新发现。

针对数万名行业头部精英(包括世界级运动员、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世界顶尖棋手和顶级古典音乐作曲家),作者团队基于相关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后发现:年少时的佼佼者与成年后的“领头羊”,两类群体极少重合;当在最高水平群体内部进行比较时,甚至可以说,成就职业巅峰与早年脱颖而出,两类事件呈负相关。由此,预测神童与预测大师的因素当然相去甚远。值得关注的是,个体在早期接受多元化、跨学科的训练,与其最终达到行业顶尖水平密切相关!

调查分析有标准可依

针对那些展现顶级专业表现的个体,相关研究的开展难度往往因专业领域而异。适合拿来研究的行业需满足以下四项标准:一是存在客观且国际通用的标准化专业表现评估指标;二是评估标准能可靠区分专业表现的优劣,包括世界顶级与次优级之间的差别;三是有大量从业者坚持不懈地努力,以求提升自身水平;四是现有数据支持研究人员围绕从业者的整个职业生涯,分析其专业表现可由哪些因素预测。

体育行业符合上述所有要求,是研究人类最高水平专业表现的绝佳实证平台,也是首个已取得系统性分析结果的领域。关于其他领域顶尖从业者的研究则相对有限,但现有证据呈现了跨领域的高度一致性。

少年英才难成大器,成大器者早年凡庸?

过往的描述性研究大多以两种方式展开:一是对天赋异禀的青少年进行前瞻性追踪直至其成年阶段;二是回顾分析已达职业巅峰的个体在早年时期的情况。

前瞻性研究表明,确有部分展现天赋的少年成年后再攀高峰,但更多人无法延续辉煌。回顾性工作同样发现:名家大师中有些人从小就是神童,另一些则在人生早期平平无奇。前一种模式的典型代表包括作曲家莫扎特、高尔夫球手泰格 · 伍兹(Tiger Woods)、数学家陶哲轩等;后一种模式的代表则包括音乐大师贝多芬、科学家达尔文、篮球巨星迈克尔 · 乔丹(Michael Jordan)等。

或许有人要问:上述两种发展模式,哪一种才是普遍规律?这实际上就是前文提到的关键问题:年少时出类拔萃的人才与成年后领衔行业的精英,能在多大程度上身份重合?

2023年的一项大规模元分析整合了多项研究成果,旨在量化早期顶尖青少年运动员与后期顶尖成年选手的身份重合度。分析团队发现,少年英才与后来的成年精英极少为同一群体。

上述元分析考察了超5万名运动员(其中包括3375名国际比赛奖牌得主)的纵向表现数据。数据涵盖奥运会所有运动项目,而提供这些数据的研究项目既有前瞻性分析又有回顾性分析:做前瞻性工作的学者先确定青少年运动员的锦标赛成绩档次,再追踪其中有多少人在成年阶段(最高年龄组的年龄通常在20~30岁)达到了同等水平;回顾性分析先确定成年运动员的锦标赛水平,再追溯其中有多少人曾有类似的早期表现。

最终的元分析结果是:大多数表现优异的青少年运动员在成年后未能达到同等锦标赛水平;与此同时,大多数杰出的成年运动员在早期阶段的成绩也并不卓越。举例来说,82%的世界级青少年运动员,成年后未能跻身国际舞台,而征战国际赛场的职业选手中有72%的人并非来自曾同样优秀的青少年群体。

通过结合前瞻性分析与回顾性分析,我们能够量化早期青少年精英与成年精英人群的重合程度。从图1(A部分)可以看到,近90%的两类人群无法重合;同样地,在精英群体内最顶尖的那批人中,早期青少年奖牌得主与成年组奖牌得主的重合率也只有约10%。

3.1

1 在多个领域,早期表现优异者与后期表现优异者的重合(或离散)程度

将同样的方法应用于国际象棋领域后,研究人员发现:早期14岁以下选手组的世界前十棋手对比成年组的世界前十选手,两类群体有近90%的人不重合;将精英标准提高到世界前三后,两类群体的重合率仍低至约10%。此外,中学阶段的尖子生与后来大学里的佼佼者,也只呈现10%左右的重合率。

当然,上述研究方法目前在多数行业领域都不适用,因为对众多职业而言,从业者在早期阶段的专业表现无法被真实评估。因此,在研究早期表现与后期职业成就的关联时,学界通常采用替代指标,例如青少年时期的认知能力和学业表现以及成年后的收入水平。

分析结果殊途同归:将成年后收入达到前5%的高薪人群分别与早期认知能力达到前1%的神童、顶尖中学的优秀毕业生和来自顶级大学的青年才俊作对比,会发现他们的重合度分别为1%、8%和15%。

世界级大师的成功来得更迟缓

鉴于多数行业精英并非从小就出众,理解其专业表现如何随时间发展变化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对比了全球最高水平的行业大师以及次优级精英的专业发展轨迹。图2展示了508名世界级资深运动员与420名国家级运动员、330名诺贝尔奖得主与1595名诺贝尔奖提名者(未获奖)职业生涯中专业表现的发展轨迹。

3.2

2 全球顶尖运动员、科学家与稍逊一筹的同行在专业表现轨迹上的对比

研究发现,无论是体育界还是学术圈,那些处于行业巅峰的从业者相较稍逊一筹的同行,前者在早期阶段的表现更差。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象棋领域,2015年4月至2024年3月这十年间,排名在世界前三的成年棋手相较排名在第四到第十位的对手,前者巅峰期的Elo等级分(一种衡量选手水平并影响其世界排名的评估系统)比后者平均高48分,而其14岁时的等级分却比后者平均低62分。以上种种证据都表明,在顶级成就者之间进行比较时,他们最终达到的巅峰表现,与其早年表现呈负相关。

预测早期表现与巅峰成就的因素截然不同

在体育领域,若干针对青少年表现与成年组表现的预测因素,在作用上不仅存在差异,甚至可谓截然相反。如图3所示,在同一运动项目中,青少年运动员中的佼佼者相比相对落后的同龄选手,前者开始主项训练、加入人才培养系统、达到专业表现“里程碑”时的年龄均更小;与此相反的是,成年组的世界级运动员相较于稍不如他们的同龄国家级运动员,前者开始主项训练、加入人才培养系统、达到专业表现“里程碑”时的年龄则更大。

3.3

3 运动表现预测因素的元分析证据

注:上图以元分析效应量Cohen's d来表示专业表现水平更高群体与水平低一些的群体间的差异。对于年龄相关的预测因素,正效应代表更高水平表现与更大年龄相关;对于训练量相关的预测因素,正效应代表更高水平表现与更大训练量相关。

训练的类型与积累量同样具有预测效应,且在青少年精英与成年精英群体中呈现出相反的模式。与表现相对落后的青少年运动员相比,表现优异的青少年运动员在主项运动上积累的训练量更多,在其他运动项目上的付出更少;成年竞技世界的规律则相反,世界级运动员相比于表现不如他们的国家级选手,前者在主项运动上积累的训练量更少,反倒为其他运动项目投入过更多。平均而言,成年后达到世界级水平的运动员曾在童年和青春期阶段的9年间参与过两项其他运动——所有奥运项目都符合此规律。

放眼国际象棋、学术、音乐等领域,也可发现相似证据。例如,国际象棋界排行世界前三的资深棋手对比第四到第十名的资深棋手,前者在早期阶段的进步速度更慢,能于14岁前获得国际象棋联合会“特级大师”称号的比例也更低。同样地,与世界级运动员往往参与更多项运动的特点一致,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在学习、实践和工作中会比国家级科学奖得主更多地参与跨学科活动。有趣的是,诺贝尔奖得主平均也拥有两项额外的业余爱好。

心理学家迪恩 · 西蒙顿(Dean Keith Simonton)曾深入研究59位史上最负盛名的作曲家的911部歌剧,试图找出与其长期成功有显著关联的因素。研究表明,这些作曲家的非凡成就与其过往在特定歌剧体裁上的创作数量呈负相关,而与跨体裁的创作总数呈正相关。这说明,真正能预测作曲家成功的,是其积累的多体裁创作经验,而非对单一体裁的深耕。另有学者就科学家、艺术家和电影导演的“创作高峰期”(即连续而密集地贡献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作品的现象)开展调研,试图探究相关预测因素,结果发现:他们在创作高峰期到来前均有过多年探索其他学科、体裁或风格的经历。

此外,体育领域的元分析证据也告诉我们:早期竞技表现的进步速度、专项训练量和多项目训练量这三项指标,彼此之间存有紧密且稳固的内在关联。世界级运动员早年进步较慢,既与多项目训练量更大有关,也与专项训练更少有关。

为新发现寻找理论解释

根据已明确的证据,我们可以认为“不同领域的世界级精英呈现出异曲同工的发展规律”,但用于甄别世界级顶尖人才的预测因素与在相对低水平群体中选优的预测模式具有本质差别。

大量来自青少年和非顶尖从业者群体的证据表明,在这一群体中,更出彩的成就关联着更快的早期进步速度、更优异的早期专项表现、更多的专项训练和更少的多项目训练。然而,对于登上职业巅峰、赢得至高成就的顶尖精英而言,相关预测因素截然相反:更卓越的巅峰表现通常关联着早期更平缓的专项进步速度、更少的专项训练量和更多的跨专业、多项目练习。正因为如此,少年英才与行业大师基本属于两个高度离散的群体。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规律并未违背学界早已明确的一项结论,即在某一个领域内,早期表现出众者相比“相对落后者”(涵盖从业余爱好者到接近顶尖水平的青少年群体)更有可能发展为该领域的大师。原因之一在于,青少年时期未跻身顶尖水平的人群规模,远大于早期表现便极为突出的人群。

此外,虽然前文已阐明“成年顶尖精英的早期专项训练量往往不及次优级从业者”的规律,但这不意味着前者的专项训练量不大。他们中有许多人在早期阶段的表现都优于绝大多数同龄人。值得关注的差异在于早期专业表现的提升速度:快速进步常见于青少年精英中,而在世界级的成年精英中比较罕见。早期快速进步一般通过尽早入行、专攻一门、苦练一项、极少或不参与多项目训练等方式实现。

说到这里,或许会有人提出疑问:上述种种关于专业表现发展规律的总结,为何不曾在大量过往研究中被揭示?有没有可能是这些新证据属于某种统计假象?如果不是假象,该如何对此现象作出理论解释?

不可否认,针对我们提出的最新发现,现有研究方法要么与之矛盾,要么难以作出合理解释,或者二者兼具。它们都无法说明“为何少年英才与行业大师基本属于高度离散的两个群体”“为何顶尖精英的巅峰表现与早期表现呈负相关”“为何早期的多项目训练与后期的杰出单项成就相关”。在此背景下,为了更好地解释关于人类卓越表现的新证据,需要借助补充性假说来对现有研究方法加以完善,或提出全新的解释框架。

接下来,我们探讨三大解释性假说,即搜寻匹配假说、学习资本提升假说和风险限制假说。它们在以往的专业能力研究中极少被关注,但与新证据体现的专业发展模式相契合。

搜寻匹配假说认为,在不同领域的实践经历,会提升从业者找到最契合自身天赋与个人偏好的专业方向的概率,而进入适配领域的从业者,更有可能获得卓越成就。

学习资本提升假说认为,跨专业、多样化地参与学习任务、体验学习情境、运用学习方法,也许能拓展从业者未来在特定领域的长期学习潜力,即“学习资本”。这类助益会以三种相互关联的方式实现:一是跨界多元的学习经历有助于培养灵活思维、问题模式识别能力,以及在探索多样化解决方案时整合不同见解、思路和方法的能力;二是多样化的学习经历还可提升从业者适应不同学习任务、情境、方法和可用信息的能力,使其成为适应性更强的学习者,并能更高效地利用各类学习机会;三是在学习规划和方法上的多样化体验,可帮助从业者领悟哪些学习策略对自身更有效、哪些效果更弱。有了更强的学习资本用以深耕专项,从业者更易登上巅峰。

风险限制假说认为,早期参与跨专业训练(通常与减少专项训练相伴),会降低可能阻碍甚至终结职业生涯的各类风险。这些风险包括工作与休息的失衡、过高的机会成本、陷入自己已无兴趣的领域无法抽身等。那些职业生涯发展风险更低的从业者,更有可能取得卓越的巅峰表现。

人才培养机构可以获得哪些实践启示?

全球众多精英培养机构的招生和培养政策都强调早期专业表现和专项训练,其核心目标通常为选拔少年英才,再通过专攻一门、苦练一项的方式进一步提升其表现。但结合前述各项新证据来看,此类做法虽能培养出类拔萃的青少年,但多以牺牲个体通过长期发展达成巅峰成就的机会为代价。

精英培养项目的管理者、从业者和相关利益方应当意识到,若只以人生早期阶段的顶尖表现为选拔标准,那么他们招募的人才中仅有极少数人能发展为行业大师,而大多数未来的大师都在“门外”。因此,针对未来巅峰人才的培养项目,首先要做的就是识别具备长期发展潜力的青少年——抛弃只以早期表现论英雄的执念。就已有科学证据而言,预测个体长期潜力的指标包括中等以上水平(而非顶尖)的早期表现、适度(而非过度)的专项训练以及大量的跨领域投入。

更进一步看,若对精英培养项目及其教师队伍的评估也以青少年的当前表现或短期表现为主要评判依据,这很可能催生不良激励机制,促使项目管理者和教师只求少年英才、只关注短期能力的快速提升。理想的评价机制应当长期追踪入选者的职业生涯,关注其巅峰表现,然后据此判断项目团队的功与过。

既然已知增加早期的多项目训练并控制专项投入有利于未来成就巅峰,那么,作为青少年培养项目的教师、教练和管理者,应当鼓励、指引青少年在专注于单一方向前,参与多个领域的系统性练习,而这可能意味着压缩每周的专项训练时长。例如,青少年足球教练不妨鼓励球员每周参加两次篮球、网球或体操等其他运动项目;钢琴老师可以建议学生兼学长笛、小提琴、打击乐器等其他乐器。

无论是在精英培养机构的体系内还是体系外,跨界多元的学习都可以自由展开,而且学习者参与的不同任务无需具备相似性。关于世界级运动员和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证据表明:额外参与约两个其他领域的训练,有助于形成合理的广度深度平衡关系。如果相关机构依据上述原则开展人才培养,未来我们或许能看到更多的人类成就高峰。

资料来源 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