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詹姆斯 · 沃森（James Watson）、弗朗西斯 · 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莫里斯 · 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因发现DNA的结构而荣获诺贝尔奖。领奖台上显然没有出现罗莎琳德 · 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而她的DNAX射线衍射图直接为双螺旋的发现作出了贡献。富兰克林的英年早逝，以及当时对女性的歧视，使她成了女权主义的一个偶像。神话般的传说掩盖了她作为一位科学家和作为一个个人的智力和独立性。

罗莎琳德 · 富兰克林曾在1940年夏天给她父亲的一封信中写道：“科学和日常生活不可能也不应该被分割开来。对我来说，科学对生活作出了部分的诠释。从古到今，科学都是建立在事实、经验和实验的基础之上。”

图1“她的照片挤身于对任何物质所拍摄过的最美丽的X射线衍射图之列”

1953年2月下旬，在伦敦国王学院生物物理学部门工作的33岁的物理化学家富兰克林在她的笔记中写道：DNA的结构有两个链。她已经研究出分子的外围有磷酸基，以及DNA的存在有两种形式。

两个星期之后，詹姆斯 · 沃森和弗朗西斯 · 克里克在剑桥的卡文迪什实验室把DNA构建成一个双螺旋模型。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不仅是因为他们有超群的直觉和兼收并蓄的头脑，而且建立在富兰克林未发表的实验证据基础之上（这些实验证据是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的）。

沃森后来坦率地写道：“罗茜（Rosy）当然没有直接把她的数据给我们。就那件事而言，在国王学院没人了解数据在我们的手里。”当这一直白出现在沃森那本倍受赞誉的关于这一发现的最畅销书《双螺旋》——出版于1968年——中时，他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和诺贝尔奖得主（于1962年与克里克和莫里斯 · 威尔金斯分享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富兰克林已在此之前去世——她于1958年死于卵巢癌，年仅37岁。

沃森在他的书中对“罗茜”的轻蔑言论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引起了新兴妇女运动的关注。“显然，罗茜不得不或被迫将自己置于这样的境地[……]。不幸的是，莫里斯没能看到任何合适的途径解雇罗茜。”而且，“毫无疑问，一条落入[……] 11月夜晚的纠缠之中的坏出路得由一位女性讲出来，以免冒险就未受培训学科领域发表意见。”

女权主义的偶像

此类夸张的言辞足以编织出一个关于富兰克林——这位未受到公正对待的女中豪杰——的传奇故事。沃森坚持凭她的外貌而不是凭她作为一名科学家的所作所为来判断富兰克林这一点也是如此。（1950年她从法国政府实验室来到伦敦国王学院时，是一位公认的煤、炭和无序晶体结构方面的专家，已拥有众多值得赞扬的出版物）

富兰克林的传奇故事一直在广为流传，其推动力是她那悲剧般的早年亡故这一事实。富兰克林已经成为一个女权主义的偶像——分子生物学领域的西尔维亚 · 普拉斯（Sylvia Plath）——被看作是一位其才能成了男性世界更大荣誉的牺牲品的天才。她未能获得诺贝尔奖，这已经被看作是科研机构中根深蒂固的厌女症的重要例子，而不被看作是诺贝尔条例反对身后授奖的结果。

富兰克林的好友、美国作家安妮 · 塞尔（Anne Sayre）在1975年出版的《罗莎琳德 · 富兰克林和DNA》一书中就沃森对坏脾气“罗茜”的讽刺性描述进行了反驳，但显然低估了20世纪50年代国王学院里女科学家的数量。塞尔坚持认为除了富兰克林，另外只有一位女性，而实际上高级职员中就至少有八位女性。而且，她坚持说女性被排斥在国王学院高级教员行列之外这一事实使得富兰克林失去了同事的智力陪伴。事实上，大多数科研人员更喜欢在集体餐厅男女一起用餐，而女同事们一般都感到在国王学院受到了良好的对待。

事实的重新评价

作为一名在将近30年之后写作并获准接触富兰克林个人通信的传记作者，我发现了一位比沃森所暗示的更有吸引力、更有才华的女性和一个比塞尔所承认的更适合、更欢迎女科学家的国王学院。我还发现，富兰克林在国王学院感觉到异常地不快乐，主要原因不是由于她的性别，而是由于她的阶级和宗教信仰：一位富有的英国籍犹太人在被旋涡般地为牧师职位而用功学习的教士和学生们占主导地位的环境中感到不得其所。她写信给塞尔（虽然不确切）：“在国王学院既没有犹太人也没有外国人。”

事实上，她在国王学院是那样的不开心，以致于在1953年年初她就觉得，尽快地抽身退出远比完成对DNA的研究要重要得多。富兰克林在伦敦的伯克贝克学院——她是从那儿转到国王学院的——最密切的合作者阿伦 · 克卢格（Aaron Klug）爵士写了两篇文章在《自然》杂志报道了她的进展情况。克卢格推断，富兰克林离发现DNA的结构已近在咫尺。

这个故事的讽刺之处在于，富兰克林总结自己研究成果的手稿[与她的学生R · G · 戈斯林（R. G. Gosling）合著，日期为1953年3月17日]在沃森和克里克揭开了DNA奥秘的消息传到国王学院之时已经完成。因此，她在自己的手稿里加了一条手写的修改——发表在1953年4月25日的《自然》杂志上，由沃森和克里克撰写的论文与另一篇由国王学院的威尔金斯、赫伯特 · 威尔逊（Herbert Wilson）和亚历克 · 斯托克斯（Alec Stokes）撰写的论文——说：“因此我们的大致看法与沃森和克里克在前述通信中提出的模型不是不一致的”。而它们也应该如此，因为沃森-克里克的发现就是建立在她的数据资料基础之上的。

没有证据可以说明富兰克林知道威尔金斯于1953年1月下旬在不经意间已经把她的第51号照片，当然包括照片中清晰的黑色十字形（图1）给沃森看过，当时沃森在国王学院参观访问。她也不知道在卡文迪什实验室工作的马克斯 · 佩鲁茨（Max Perutz）已经在1953年2月让沃森和克里克看过他手头持有的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报告的副本，该报告总结了所有主要研究人员的研究工作，包括富兰克林的研究。

同时，也没有证据可以说明富兰克林对他们的成就感到痛苦，或者在任何一场只有沃森和克里克知道是一场赛跑的比赛中被超越的感觉。的确，她能够接受沃森-克里克提出的模型，只是作为一种假设。她于1953年9月在《晶体学学报》上写道，“差异阻止我们在细节上接受它。”

姗姗来迟的荣誉

沃森和克里克似乎从未直接告诉过富兰克林（他们在她死后很久在公开场合说过的话）——要是没有她的研究，他们不可能在1953年头几个月里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

就他们三个人——沃森、克里克和富兰克林——之间在她生命最后几年里发展起来的亲密友谊而言，这就更不可思议了。在那段时间里，她在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的伯克贝克学院要比她在国王学院时快乐得多——她领导着一个研究小组对烟草花叶病病毒（TMV）进行着研究。

从1954年直至1958年4月富兰克林死前的几个月，富兰克林、沃森和克里克互相通信，就各自对TMV的研究交换意见，并有经常的友好接触。1954年夏天，在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沃森让富兰克林搭车，由他开车送她去加州理工学院。在1956年的春天，她与克里克及其夫人奥迪尔（Odile）在西班牙旅游。后来，在她接受卵巢癌治疗后的康复期间，她与他们一起呆在剑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对自己疾病的性质闭口不谈。克里克曾对一个问及此事的朋友说过，他认为是“某种妇科疾病”。

在离开国王学院后的几年里，富兰克林发表了17篇论文，主要是关于TMV的结构（包括《自然》杂志上的4篇）。她虽然去世了，但她可以为自己在煤、炭和病毒研究方面的知名度感到自豪。她永远不会想到她会被作为未受讴歌的DNA研究领域的女中豪杰而为人们所铭记。她也不可能设想伦敦的国王学院（她在那儿度过了最不愉快的两年职业生涯）会命名一幢建筑物——富兰克林-威尔金斯楼——以纪念她及其相识的同事。

[Nature，2003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