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传来一个喜讯，空缺了四年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终于有了得主——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蒋锡夔研究员，得奖项目是物理有机化学前沿领域内的——“有机分子族集和自由基化学的研究”。不难看出这是纯基础科学的研究项目，这是蒋院士带领54人、历时20多年的拼搏才取得的。令人惊奇的是如此重大的研究项目只花了国家286万元，平均每年仅不到15万元。所以被人赞美为“国家花钱最少的大项目”。如果当初用“短平快”去要求蒋院士，恐怕课题组早被取消了，不可能有今天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短平快”的风刮到科技界，搞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不敢审报基础研究项目。因为基础研究时间长、耗资大、见效慢，即使报到上级主管部门也很难批准。尽管你认为课题如何重要，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可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会认为离经济建设主战场太远而扔在一边。基础研究不能“立竿见影”，它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需要坚韧不拔的意志，否则出不了成果。当然，不否认有部分科研人员为了晋升职称，审报短平快的项目，快出成果快出论文。我曾遇到部分年轻的科研人员，他们都是中级或副高职称，为了拿到副高和正高职称，没有成果和论文是过不了这一关的。因此，短平快项目对他们来说倒是正中下怀。如果短平快成为科研人员的一种追求，特别成为从事基础研究人员的追求，无疑是“悲剧”。

所以，对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应该有特殊的政策鼓励他们，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英国剑桥分子医学实验室仅有69人，但有11人次获得诺贝尔奖。该实验室的主任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物色人，人物色到了，至于他做什么是他自己的事，而且实验室负责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成功的实验室据说都是这样。拿我们的实验室与之相比，恐怕难有如此这样的宽容宽松宽待的条件。

对基础研究要有耐心，对研究人员不要下达指标，一般情况下不要硬性规定完成期限。蒋院士的研究项目当初如果限期完成，我看就完成不了了。因为谁也不可能预见需要20多年才能完成该项目。蒋院士由中年人变成了老年人，他的课题组成员也是“三代同堂”了。如果对基础研究的长期性理解还不够的话，我可以再举费马大定理的证明。费马是法国数学家，他在1636年提出一个定理：Xⁿ+Yⁿ=Zⁿ，当n大于2时成立不成立？这就是闻名于世的费马大定理。而且在他35岁时给出了证明，但后人未能发现他的证明。300多年来世界上许多有才华的数学家都想给出证明，但都失败了。直到上世纪的90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年轻教授安德鲁 · 怀尔斯经过8年的努力终于解决了。在这8年里数学界几乎忘却了怀尔斯的名字，数学期刊上没有他的论文，有些人放言说他“江郎才尽”。但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没有这样看，而是对他采取非常宽松的态度，不定指标，不限时间，任其自由研究。我们的大学校长能这样吗？陈景润要不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年代，处在完全无人管的情况下，能把自己关在一个只有几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搞他的哥德巴赫猜想吗？这就难说了。

所以，我的结论是：基础研究不能搞“短平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