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科学家牛顿的跳槽或“弃研经商”不仅在他那个时代得到的是负面评价，即使在今天，无论是科学史家还是一般人，谈到牛顿的这段经历都还颇有微辞，或加以否定。正如今天也有很多人对全球首富比尔 · 盖茨的弃学经商不屑一顾一样。

与其说牛顿“经商”，还不如说跳槽，尽管他跳槽后从事的是政府金融工作。在经过了多年的研究生涯后，牛顿的生活虽然不是from hand to mouth(仅够糊口)，大概也是过着紧巴巴的日子。于是在1692年他50岁的时候决定要改善自己目前的窘困状态，跳槽找一个收入颇丰的工作。早已以自己的学术成果蜚声海内外的牛顿一经发出信息，当然就有人热心帮助。先是有人推荐他当伦敦查特蒙斯公立学校校长，但考虑到该职位报酬不丰，牛顿谢绝了。直到1696年哈利发克斯爵士推荐牛顿当英国皇家造币厂厂长，牛顿才欣然应允。

后来的结果应当预料得到，牛顿是真正的名利双收。由于他的出色工作，英国皇室授予他“造币局局长”职衔，仅这一职务每年的年薪就达2000英镑。这种富足虽然抵不上今天的盖茨，但用一个小小的对比就可以知道牛顿在当时是多么的富有，而且颇有点从穷书生到百万富翁的“一夜暴富”。比如，当时英国建造格林尼治天文台总共才花了500英镑。

牛顿从一个穷科学家、穷书生“一夜暴富”，自然成为当时人们评头论足的对象，讽刺挖苦的更不在话下。甚至在公开的话剧演出中也有人讽刺他，一个丑角说：“牛顿吗？唉！我是听过伊萨克先生(牛顿全名是伊萨克 · 牛顿)的名字的——谁都知道伊萨克先生的大名。伟大呵！铸币大臣！”甚至到了今天，也有人从科学史的正统观念来看待牛顿的这一职业变化，对牛顿因此而彻底中止了科学探索工作而深为惋惜。因为自从牛顿任铸币大臣后不久，1701年他就退出了三一学院，辞去了剑桥大学教授的职务。

虽然上述看法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也不妨可以从另外一些角度来看待牛顿的跳槽与经商(从政)。姑且不论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是否应该多元化，也不论个人在选择职业时应否以自己的喜爱为第一标准，因为兴趣是最大的动力，仅仅就牛顿能成功地进行职业转型，并从穷人成为富人就值得肯定而不是否定和挖苦。

牛顿跳槽的意义在于彻底打破了一个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观念——凡是搞科研做学问的人，都是穷书生，由于穷进而酸，由于穷酸进而迂腐，由于穷酸迂腐进而毫无地位或人人不耻，甚而出演人生各种各样悲剧或闹剧。比如，一些做学问者或因为穷而终生潦倒，抑郁而终；或因为穷而钻营投机，出卖原则或信念；或因为穷而人穷志短，低三下四，成为御用文人或帮凶走狗。

牛顿跳槽后除了变富，也从一个隐居者变成了在伦敦官场上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同时也与皇室关系密切。但是在迄今可见的史料中还没有看到他成为御用文人或帮凶的记载，或于一些损人利己和唯利是图的勾当，更没有权力寻租和鱼肉百姓。而且牛顿辞去教职也表明了他的清廉，并没有既占着教职，又占着公职。所以仅就他的跳槽而言，积极意义也是大于消极意义。他的跳槽打破了研究人员和学者在研究学问上是高智商，但在生活上在挣钱养活自己和家庭以及经营和经商上是弱智的形象。比如，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是书生就是中国文化对文化人和研究者最好的总结与定性。

另一方面，牛顿跳槽和“经商”，用自己的智慧和知识把一个国家的铸币局搞得有声有色，成为稳定国家金融秩序，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武器，其意义相对于中外几千年来文人与研究人员经商投资几乎无一例外，都落得惨败结局或悲剧结果而言，更凸显了智慧或知识更为值钱的意义，只要运用得当。比如，美国小说家马克 · 吐温经商和投资输得一塌糊涂，所以说出了一年有11个月对于投资是危险的名言；写出《鲁滨孙漂流记》的狄福同样曾经经商，但“生意失败，将太太的妆奁赔个干净”。同样遭此类命运的还有勃朗特姊妹(《简 · 爱》与《呼啸山庄》的作者)。

牛顿跳槽的意义还在于他向世人说明，科学家并非只是书呆子，而是能够挣钱和创造财富的人，既能文又能经商赚钱。作为对照的是，尽管很多人经商成功，非常富有，但是极少有可能成为大学问家大科学家的。在牛顿的时代，唯一可能能商能文的，且能与牛顿一比高低的是英国学者李嘉图，在多次投资失败后，充分判断滑铁卢战役局势而投资政府债券成功，一次就赚了几十万英镑。有了富足的资本而不为钱累，李嘉图就能抽出时间来专心做学问，于1817年写成了《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成为经济学史名家。只是，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这样能文(研)能商，既是学者、科学家，又是富人有钱人的人太少。正因为如此，牛顿跳槽的意义就更显珍贵。

牛顿跳槽的意义还在于，他为研究人员、学者指明了一条可行的道路，学者也可以不必过清贫的生活，只要你能把自己的学问和知识与实际生活和社会的需求结合起来。一句话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也就有可能走向小康、中产甚至富人。这对于今天仍然是很清贫的知识分子更有模范作用。比如，即使在社会保障制度更为健全的美国，著有《万历十五年》的大学者黄仁宇也有失业和穷愁潦倒的时候，甚至是在年近退休之时。因为除了教书和写文章，这类学者的大多数没有别的能耐，当社会不需要他们的专业时，失业就成为唯一的结局。

大学者们如此，小学者和一般学者更是如此，只能过清贫的日子。不过，为了不清贫，为了过上像样的生活和体面一些的日子，就不仅不该嘲讽牛顿，反而是应该向他学习。因为，适应环境是人类和生物与生俱来的智慧。所谓生存的智慧或知识就是，生物个体一生中对环境的适应性变化行为。而当一个人不能靠自己的劳动和智慧自立和生存、养家糊口之时，不仅不能认为他/她是一个智慧的学者，而且连一般意义上的人所能做到的事都没有能力做到，显然是辜负了作为高级灵长类的人的智慧，也辜负了人生。

当然，在任何时代，任何体制和意识形态下，都还有相当一批执著于自己的事业理想，信念和宗教的人，他们宁愿过着清贫的生活，也要从事自己所喜爱的，对人类有意义和对人类社会发展及伦理关系有导向作用的工作、事业，他们甚至可以作为人类永恒的道德楷模，比如专门照看和收留难民、乞丐、艾滋病患者而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特雷莎修女，倡导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甘地，以及今天人们仍然称道和以之为榜样的清贫学者的典型形象——颜回。正如孔子所言，“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 · 雍也》)诚如是，我们所能表示的将只有尊重、敬佩和理解。

牛顿的弃研弃教经商(从政)所能反映的还有另一层涵义。当一名学者投入与所得不成比例，过着寒酸窘困的生活之时；当他不再对研究和做学问感兴趣之时；无法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或难以取得社会所要求他必须完成的高水平的成果之时，他应当也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事来做。

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让牛顿再弄出点第一推动力是上帝之手这样介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模模糊糊的学术成果，还不如让其按自己的意愿去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如此则既有利于改善个人经济状况，养家糊口和过上体面的生活，也有利于社会。

正如盖茨，赚足了钱，创造了足够的财富，即是他个人的幸事，也是国家和其他所有人的幸事。这世界上谁也没有他对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的贡献之大，每年几亿美元的捐款不知要救助多少穷人和无家可归乞丐、难民，也不知要资助多少顶尖科研项目和接济无数经济困难的莘莘学子。有谁能说盖茨经商的意义低于他在哈佛念完博士再很清贫地做研究工作的意义呢？

当然，如果盖茨有颜回那样的信念也不妨可以那么做，那应该是他个人的决策和选择。而且如果真要这样，这世界上就会少了一个巨大财富的创造者，可能最不愿答应的当是那些受到帮助和资助的乞丐、难民和各大学、研究所等。

更何况现在很多所谓的学术和学问的成色是否那么可靠还很令人怀疑，那些假借学术之名的研究或学问要么被歪曲，要么是屠龙之技。正如张五常先生所说，“其他的学术我不大了解，但就我所知的经济学来说，99%以上的文章从来没有出现过，人类的知识什么损失也没有。”

所以，像牛顿这样即是大科学家，又想成为富人并最终以自己的知识和学问成为了富人的人是值得尊重的。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分子不效仿牛顿还能效仿谁？能否摘掉穷帽子，能否过上体面一些的日子而不是穷愁潦倒，只能取决于自己的努力、勤奋、知识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