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美国科学院选举增补了105名新院士。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成为科学院的院士是最高殊荣之一，同时它还带来了货真价实的好处：院士们通过采用特殊的投稿方式（contributed publication track）每年可以向科学院的著名期刊，即《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提交四篇论文。这种独特评议方式可以让作者选择谁来评审他们的论文，以及如何回应这些评审者的意见。

 

　　对于很多科学院院士来说，这种特权是《美国科学院院刊》的吸引力的核心。但是对于一些科学家来说，这使得该期刊看起来成了一个老男孩俱乐部。位于奥马哈市的内布拉斯加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的生物化学家史蒂夫·卡普兰（Steve Caplan）在2011年的一篇博文中写道“这听起来有些过时吗？是的”，他的博文表明这种投稿方式（contributed track）可能被当作一些论文的“垃圾倾倒场”。《美国科学院院刊》的编辑们一直致力于消除这种观念。

 

　　目前《美国科学院院刊》正在庆祝其建刊100周年，《自然》杂志的新闻团队决定对这种特殊的投稿方式进行分析，既分析其科学影响力，也分析这些投稿者的人员组成（哪些院士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便利条件）及其原因。在分析了10年间《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刊载的论文后，我们发现只有一少部分科学家对这种高效投稿模式的利用接近于最大的许可比率。选择这种方式的院士包括科学领域的一些大牛，其中有六人是该期刊编委会现任的或者过去的成员。这些科学家利用这种方式的主要原因是在其他高质量期刊投稿过程在同行评议程序上遭遇到了巨大的挫败感，他们认为这种同行评议程序是多余且耗时费力的。

 

　　我们的分析还表明《美国科学院院刊》正在努力防止滥用这种特殊方式以及提升发表的论文质量，并取得显著的效果。虽然通过这种方式发表的论文同那些通过期刊的标准评议过程所发表的论文相比具有较少的引用率，但是这种差距在近年来有所缩小。“我们确实十分努力地解决这个问题，”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物物理学家艾伦·佛斯特（Alan Fersht）如是说，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刊》的一位副主编，同时也是利用这种特殊方式的主要用户之一。

 

　　对于科学院院士来说，这种发表论文的“近水楼台”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科学院院刊》的血液中。该期刊创立于1914年，其明确的目标就是除了“开展对于院士来说特别重要的工作”之外，发表院士们“在研究方面更重要的贡献”。这种使命使得其创立了两种特殊的投稿方式：院士特权模式和通讯特权模式（非院士发送给其科学院同事的文稿，科学院的院士将帮助他们通过评审）。1995年以前，这两者是在《美国科学院院刊》发表论文的必经之路。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生物化学家尼古拉斯·科扎雷利（Nicholas Cozzarelli）于1995年出任该期刊的主编后，引入了普通学术杂志常规采用的直接投稿模式，这种方式用其他期刊类似的方式来处理提交的论文。直接提交的论文必须首先经过一位编委会成员的初步筛选，然后再被分配给组织同行评议的独立编辑――或者是科学院院士，或者是特约编辑。

 

　　从1972年开始，该期刊对科学院院士可以发表的论文数量进行了限制，当前每年发表四篇的上限设立于1996年。然后在2010年，《美国科学院院刊》废止了在人气方面已经开始下降的通讯特权模式。如今，该期刊上发表的论中有75%以上都是直接投稿的。同科学院院士提交的论文相比，这些论文被接受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根据该期刊网站的数据显示，在2013年，直接投递的论文中只有18%被接受并发表，而超过98%的院士渠道论文被发表。

 

　　尽管通过特殊方式投稿的论文接受率高达98%，但是收集到的数据显示很多优秀科学家并不愿意选择这种模式。从2004年到2013年，有3100余名美国科学院院士可以利用这种发表特权，但是只有不足1400名院士使用了这个特权。（这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哪些领域的研究人员喜欢发表他们的成果；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学科类型很多，如数学和考古学，一般他们不喜欢给《美国科学院院刊》提交论文。）大多数使用这种特权的院士们也都比较谨慎：大部分院士使用这种特权的次数每年还平均不到一次。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院士把这种特权用到了极致：从2004年到2013年，13名科学家通过这种方式发表了超过30篇论文。这些人中有一些当代科学中的大牛。

 

　　有些科学家，比如位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神经科学家所罗门·斯奈德（Solomon Snyder），只利用这种特权的方式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论文。但是其他科学家，包括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免疫学家塔克·麦克（Tak Mak）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肿瘤学家卡洛·克罗齐（Carlo Croce），则通过直接投稿的方式发表论文。

 

　　对评议过程进行控制有一些好处。那些从事交叉学科研究的科学家认为能够挑选自己选择的评议者是确保评议者真正地理解他们论文的最好方式。在加州拉荷拉市的斯克利普斯研究院（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从事糖化学和生物学研究的学者翁启惠（Chi-Huey Wong）说：“化学家对糖代谢生物学一无所知。”

 

　　但对于其他科学家来说，比如每年都通过这种特殊方式发表四篇论文的克罗齐，这种特权的吸引力可以归结为一个词，那就是速度。最频繁地使用这个特权的几个科学家都说，他们的论文曾经在《自然》、《科学》或者《细胞》上被搁置了两年，而这期间文稿经过多次的评审和修改。克罗齐说“两年时间简直把人折磨死。”

 

　　《科学》和《自然》各自提供的数据显示，最近几年它们从投稿到发表之间的平均时间确实远超过《美国科学院院刊》上的这种特权模式。《细胞》则拒绝提供相关数据。不过，在期刊之间进行这种比较存在着困难，因为每本期刊在何时递交的返修稿被看作是重新投稿方面的政策完全不同。

 

　　然而，很多选择这种特权模式的院士们认为，在高影响力杂志上版面竞争的不断增加使得编辑们和审稿专家们变得越来越苛刻。斯奈德说：“能够经历比通常的高质量的杂志经历更少的痛苦，且可以发表四篇高质量的论文，这是值得的。”使用这种特权的科学家，包括斯奈德和马克，使用这种特殊方式发表论文可以让他们实验室的博士后或研究生获得很多好处，他们正在谋求工作岗位并且需要比《自然》或者《科学》的常规审稿时间更快速地发表高质量的论文。

 

　　对《自然》和《科学》吹毛求疵的做法的抱怨是与对这些期刊的编辑们拘泥于科学研究的热门领域的指责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通常，看起来时髦的科学并不是好的科学，”克罗齐如是说。

 

　　对于大多数想助推自己事业的科学家来说，他们并没有这种利用特权来发表论文的机会。难怪历任主编都被这样一种看法所困扰，即《美国科学院院刊》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们的俱乐部。《美国科学院院刊》现任主编加州拉由拉市索克生物学研究所（the 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的基因疗法研究人员英德尔·威尔玛(Inder Verma)说，“我们希望能改变人们的这一印象。”

 

　　直接投稿比例的稳定增长见证了威尔玛及其前任让该期刊对于非科学院院士更具吸引力的努力。“当我还是编辑的时候，我十分关注院士特权的滥用，”前《美国科学院院刊》主编、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兰迪·谢克曼（Randy Schekman）说，正是在他的监管下，通讯特权模式被废止。该决定也征求了科学院院士们的意见，这是一个相当受欢迎的决定――也许是因为它使得院士们不用再处理同事们通过他们提交论文的请求了。

 

　　但是，要说服这些院士们放弃出版特权很困难。尽管对这种特权政策进行批判的人士也认为应该保持这种做法，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应该如此。在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任职的应用物理学家戴维·韦茨（David Weitz）说，“我会废除这项特权，但是科学院的一些院士们把这看作是少数人的特权。”韦茨是《美国科学院院刊》的编委会成员，并且在这本期刊上发表了一些高水平的论文，但他从不使用这种特权。他说，“我不想利用这种‘特权’”。

 

　　对这种特权趋之若鹜的科学家争辩说自己的论文都是经过严格评议的。佛斯特（Fersht）说，“我挑选的评议同行几乎都是不认识的人，但是他们能对我的论文提出最中肯的评审意见。我可不想发表丢人显眼的灌水论文。”马克也认为这不是免费搭便车。他还强调说，他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的论文要考虑到他总体上很高的论文生产率。马克的实验室10年来曾经发表300多篇学术论文。很多利用这种特权的院士们都是这些高产的实验室的头目。

 

　　《美国科学院院刊》也尝试着通过禁止院士们把论文提交给他们最近的合作者来审阅的方式来“规避”利益冲突。目前的政策是禁止院士们挑选过去四年里同他们有过合作关系的科学家（担任其论文的评审专家）。如果发现院士们在滥用这种特权的话，期刊的编委也可以介入到对发表特权的限制中，谢克曼说其任职期间在这个程序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告诉大牛科学家――一些十分自负――他们的论文不符合标准是十分困难的。谢克曼说，“我们将会对这些论文提出质疑，这些论文的作者会很不爽，也会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必须处理这些事情是让人沮丧的，但是我没有屈服。”威尔玛还在继续鏖战，不过采用了一种错误的观点。他打趣地说：“所有的院士在自己心中都是一个传奇。”

 

　　《美国科学院院刊》近200名编委中就有一些经常使用这种特权的科学家。我们的分析表明，在过去十年里发表超过30篇论文的科学家中有近一半的科学家是该期刊编委会的现任编委或者前任编委――其中就包括佛斯特，马克和斯奈德。

 

　　这些科学家曾经为《美国科学院院刊》做出了很大贡献：最令人瞩目的是斯奈德，他在过去10年内曾经组织审阅过数百篇直接投稿的论文。

 

　　威尔玛坚信该期刊的编委没有享受任何特殊照顾。不过他也承认这种特权的好处就是有助于解释该期刊不雇佣专业编辑就能运行。佛斯特也同意，“院士们愿意承担编辑的工作，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知道自己能够发表自己的论文。”威尔玛认为在2013年超过1200名院士响应了该期刊的号召，并且负责编辑了一篇以上的论文，他还赞同一流科学家组成的编辑群体是该期刊的主要优势。

 

　　但是这并不能平息对院士投稿特权的批评，并且有证据表明经过投稿特权发表的论文影响力明显低于常规投稿方式发表的论文的影响力。2009年，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戴维·兰德（David Rand）和进化生物学家托马斯·菲佛（Thomas Pfeiffer）对2004年6月到2005年4月期间《美国科学院院刊》发表的论文引用率情况进行了分析。在排除了诸如学科分类以及发表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后，他们发现采用特权模式发表的论文被引情况明显少于直接投稿和通讯投稿模式接受的论文。（等到兰德和菲佛发表他们的分析结果的时候，《美国科学院院刊》已经决定废除通讯特权模式了。）

 

　　虽然被引情况不能作为判断论文影响力的唯一标准，但是被引情况是最容易获得的评价数据，也是被广泛采用的评价方法。我们复制了兰德和菲佛的分析框架并且对此进行了扩展：对2004年到2011年的发文情况进行了分析。总体上结论仍然是一致的：直接投稿和特权模式发表的论文之间引用次数的差距并不太大――排除了诸如学科分类的影响，特权模式发表的论文的引用率不到4.5%――不过这在统计学上意义重大。《自然》杂志的分析也表明，直接投稿和特权模式发表的论文之间引用次数的差距正在缩小。但是似乎这并不是因为近期发表的论文还没有获得足够的引用次数而带来的显著差异。

 

　　从这个角度考虑，似乎该期刊在控制院士们滥用发表特权方面正在进步。而且威尔玛也承诺将继续迎难而上。他现在正鼓励院士们在发表论文时将评审专家列出来，他最近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通过这种特权发表的论文就带头采取上述做法。他相信这种透明化方式能让所有人坚持严格的标准。

 

　　威尔玛还想废除一些科学家认为的通讯特权模式“遗迹”的模式――作者可以在院士中挑选“预先安排好的”编辑。2013年大约有1/5的直接投递的论文通过这种模式发表，采用这种方式的接受率比其他自由投稿模式要高许多。威尔玛说，“这个战场渐渐地会被夷为平地。”

 

　　因为《美国科学院院刊》正在进入第二百年，关于该杂志奇特的出版机制的争论仍将持续下去。但是对于那些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获益的院士们来说，《美国科学院院刊》的怪正是其与生俱来的吸引力。就职于斯坦福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神经学家托马斯·聚德霍夫（Thomas Südhof）认为，“我认为我们最不需要的东西就是多样性进一步降低。在我看来，把《美国科学院院刊》变成一本标准期刊就没有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