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里大学南校区，身着牛仔裤、T恤衫的塔帕斯亚·斯利瓦斯塔瓦在癌症生物学实验室工作时，常常被误认为是个学生。现年30多岁的她是一个8人研究小组的负责人，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研究空间，对此她非常满足。

 

　　距德里大学8公里处，印度理工学院德里校区的莎莉妮·古普塔研究团队，正在研制检测早期败血症、伤寒的传感器。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后，古普塔回到印度从事研究工作，她说：“我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社会及其所面临的挑战上。”

 

　　斯利瓦斯塔瓦和古普塔代表了一批年轻的印度科学家，她们确信在自己的国家也能从事高科技研究。尤其是今年1月印度总理莫迪的“怀揣梦想，大胆想象，勇于探索。我将会是你们最好的支持者”的讲话后，这种乐观情绪在印度达到了顶峰。

 

　　印度确实有很多值得骄傲的科技成就。去年，印度成为首次尝试火星探测并成功的亚洲国家；印度的低成本制药行业蓬勃发展，包括莫迪总理在任期的第一年就发起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致力于使印度在太阳能利用方面达到世界领先地位。

 

　　然而，上述的成功仍无法掩盖这个拥有13亿人口国家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其结核病发病率和孕产妇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四分之一国民面临着供电不足。未来30年，印度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就亟需一个强大的科技部门来保证其所需的能源、食物、医疗保健以及就业机会。而国内外专家认为，印度在科技工程方面的基础仍相当薄弱。

 

　　包括令人窒息的官僚作风、多数大学低质量的教学水平和科研经费的不足，致使印度的科研发展受到阻碍。尽管历届政府都承诺将印度的研发资金增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事实上2005年至今，其研发投入一直维持在不足0.9%的水平。尽管印度人口数量巨大，但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相对很少，而且很多崭露头角的科学家都去国外发展。只有解决上述这些系统性的问题，印度才能够与巴西、中国等新兴大国进行竞争。

 

　　印度南部港市特里凡得琅发展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苏尼尔·玛尼说：“按人口占比而言，印度科学家和工程师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很多重要的研究领域我们无法进行。”目前，玛尼正在对印度的科技和工程进行评估，旨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即将发布的报告做准备。

 

　　在一间无尘室里，科研人员正忙于为一颗重达750公斤的“天文卫星”（ASTROSAT）进行测试。如果一切顺利的话，ASTROSAT将于今年9月发射，其携带的装备包括两台望远镜和四台相关仪器在空间对遥远的恒星展开研究。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ISRO)卫星中心的负责人安纳·杜伊拉说：“ASTROSAT将完成印度在太空中第一个成熟的空间科学任务。”与印度2008年首次发射的登月卫星“月船1号”，以及2014年发射的火星轨道探测器“火星飞船”携带的仪器相比，这次ASTROSAT所携带的仪器要比前两者重上10倍。

 

　　印度其雄心勃勃的太空计划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包括发射通讯卫星和世界上最大的遥感卫星群，以及在空间进行在轨科学研究。ISRO自1969年成立以来，政府就对其进行大量投资，甚至在2007年还成立了专门的大学对相关研究人员进行培训。位于美国休斯敦市的月球与行星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保罗·斯普蒂斯说：“ISRO拥有一流的检测、组装及发射技术。”斯普蒂斯曾担任“月船1号”的首席研究员。

 

　　比如，“月船1号”所携带的一台35公斤重的探测器，可以从卫星上高速发射撞击月球，并摄下撞击的全过程。ISRO计划于2017年发射的“月船2号”卫星，拟在月球表面登陆一台六轮探测车，用以分析月球表面物质的成分。紧接着，将于2018年进入日冕，对太阳风和空间带电粒子流进行研究。

 

　　相对于印度去年进行的火星计划，斯普蒂斯认为ISRO似乎缺乏战略眼光，加快登月计划才是印度最好的选择。然而，成功到达火星使得ISRO确信，他们能够完成世界级的太空任务。杜伊拉说：“火星计划的经历再次增强了我们的信念。”

 

　　在海德拉巴生物技术园“基因谷”创业，出乎克里希纳·艾拉的预料。艾拉于1996年从美国回到印度，同时也带着一个装满疫苗生产设备的集装箱，目标是制造出一支售价为1美元的乙型肝炎疫苗（比市面上疫苗至少便宜10倍）。仅仅用了三年时间，艾拉的公司――巴拉特国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BBIL)就成功生产出了每支售价3美元的乙肝疫苗，每支比预期降低了30美分。此后，BBIL继续研发各种疫苗，如防治流行性乙型脑炎、狂犬病、B型流感嗜血杆菌，以及最近的轮状病毒，实现了每支疫苗售价1美元的目标。

 

　　可负担得起的药物是印度卫生体系的基石，而提供医疗服务的公立医院处境一直艰难。长期以来，印度一直在跟各种传染性疾病作斗争，如肺结核、疟疾和登革热，现在又面临着非传染性疾病的困扰，如糖尿病和冠心病患者在增长。据世界经济论坛和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201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到2030年，印度在非传染性疾病上的花费将达到4.58万亿美元。尽管低价疫苗和非专利药物已经帮助印度在国际制药领域赢得一席之地。

 

　　与此同时，印度仍因为一些药物质量问题而饱受诟病，一些生物技术领域的专家也警告称，印度在建立新药研制企业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一领域的挑战是如何把逆向工程制药转变为新药研发。”海得拉巴大学生物技术专家帕鲁·瑞达纳说，“需要一些激励措施，设法促进学院与产业间的互动。”印度在非专利药品行业的成功取决于逆向工程制药，即通过将成品药成分分解后，而后再利用成本较低的工序进行再制造。

 

　　2014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向印度七家制药公司发出警告，提出其药品生产方面的各种问题。FDA发言人向《自然》杂志透露：“有的制药公司符合美国的质量标准，但有的公司缺乏监管制度，难以确保药品的质量，包括成品药和原料药。”

 

　　为此，印度政府和私营部门正在启动企业孵化器计划，为初创企业提供技术和金融方面的支持，加快实验室成果的产业化步伐。印度博拉理工学院的化学家尤格斯瓦瑞认为，企业孵化器计划“在助推印度药品研发部门的成果转化上将发挥关键作用。”

 

　　2013年，印度科技部生物技术司启动了两大项目：研发耐药性结核病和心脏等慢性疾病的治疗药物。在早期阶段，印度科学家着重关注人类的某些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对于耐药性结核病菌株的生存至关重要。对小鼠的验证研究表明，这种以宿主蛋白质为目标的疗法可以灭杀耐药菌株。

 

　　距基因谷北边2 000公里的旁遮普邦，一栋建筑物上覆盖了可以产生7.5兆瓦电力的9.7公顷太阳能电池板，其设备和一个输电网络相连接，这是印度最大的屋顶太阳能装置，预示着印度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雄心壮志。

 

　　煤电占印度发电量的三分之二，而且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都独占鳌头。不过印度政府已经制定了一个太阳能发电能力极具挑战性的计划。2014年，莫迪政府宣布：到2022年将开发100千兆瓦的太阳能发电量。相对于现有的3.7千兆瓦的太阳能发电量（仅占印度总发电量的1.4%）来说，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印度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市场之一，其太阳能发电成本已与传统发电成本相当。”美国爱迪生太阳能公司亚太地区负责人说。但有分析人士认为，印度将遭遇“千兆瓦特大跃进”带来的后果。“千兆瓦特必须与印度未来的容量建设相协调。”印度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部原秘书长如此说。也就是说，筹建千兆瓦级的发电计划可能会在人口稠密和农业集中地区产生冲突，而在偏远区域又很难和电网系统连接。

 

　　一直以来，印度开展的风力发电部分是缘于政府的长期政策和财政激励，以及来自电商和金融家日益增长的兴趣。新德里彭博新能源金融首席分析师桑塔·贾斯瓦尔说。但一些人担心，千兆瓦级太阳能可能会影响风能项目，致使后者土地获取困难、经受更冗长的审批程序，或难以与电网连接。

 

　　印度政府对太阳能的关注及其所引发的争论，使得过去在风能方面取得的成就黯然失色。印度拥有超过23千兆瓦风电装机容量，与西班牙相当，共同位于世界第四大风力发电国家。

　　德里大学拥有许多优秀的教师及先进的科研设施，而更多人关心的不是大型国家项目，而是如何进行高质量的研究。他们承认自己很幸运，能在由印度联邦政府资助的顶尖大学里从事科研工作。

 

　　然而，其他人就没有如此幸运了。印度有700所水平参差不齐的高校，从联邦政府资助的精英高校，到300多所邦立大学，再到200所左右的私立大学。在印度，科学教育良莠不齐，顶尖大学的理科学生可以做世界级的研究，或在顶级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直至提高国家的声誉。而在一般大学就读的学生就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在国家科研机构和顶尖大学的共同努力下，印度的科研力量日渐强大。印度所发表的科技文献数量在2000年至2013年间增加了四倍。在顶尖大学，理工科学生做的是世界级的研究，论文发表在顶级前沿刊物上，提高了印度在全球的声誉。

 

　　对照其他一些新兴国家，尽管印度2000年至2013年间其科技文献翻了4番，即便如此，印度仍然不能赶上其他一些新兴国家的发展步伐。因为那些国家的科研产出增长更快。而在印度，公立大学要依赖于人力资源发展部的拨款，而高等教育在2014~2015年的预算周期开支被削减了3%。

 

　　“维持教学的最低资金已经非常缺乏，甚至是几乎没有，更别提科学研究了。这已经严重影响到科学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印度科学教育研究所主任、化学家克里希纳·格涅沙说。他所在的研究所自2006年成立后一直排名全国前5名。

 

　　印度物理学家阿迈勒·瑞查德符里表示，在加尔各答总统大学，即使是申请一台笔记本电脑，其繁文缛节也不计其数。在其他一些大学，尽管有资助机构帮助购买设备，但缺乏合格的师资队伍。

 

　　除了质量问题以外，大学的数量一直以来也是一个问题。印度已经经历了大学建设热潮，但在容纳学生就学方面依然有着巨大缺口。

 

　　印度的科研投入也严重滞后。印度的国内研发支出总额（GERD）均低于金砖四国，包括巴西和俄罗斯。20年前，印度的GERD高于中国，而现在却不到中国的一半。印度平均每1万个劳动力中有4个科研人员，而中国有18个，西方发达国家则有80个左右。

 

　　官僚体制也是影响印度教育和研究的原因之一。印度若干大学的管理者不是由一流学者担任，而是政府任命的官员。印度科教委员会主席科扎克伊尔·沙巴斯提恩说：“被指派的人通常没有在优秀大学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熏陶。”包括大学存在的过度官僚化，甚至一个开放的学术招聘职位，经常要花费两年时间才能招募到，这意味着最优秀的申请人可能会流失。

 

　　政府的官僚化已经影响到一些顶级的国家研究机构。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CSIR）下属的38个国家级实验室中，只有25个实验室拥有全职主管。其余的实验室只能以代理主管临时安排作为权宜之计。

 

　　甚至CSIR总部自2014年元月以来也一直没有一位全职主管，其临时总干事说：“当前的形势确实很具挑战性。CSIR作为印度科学研究的支柱，如果这一普遍存在的问题持续下去，将会影响整个国家的科技创新体系。”

 

　　然而有迹象表明，印度的人才流失或许正在减缓。尽管大多数在美国获取理科博士学位的毕业生会选择在美国至少逗留5年，但这一比例已经在下降：从2001年的89%下降到2011年的82%。

 

　　德里大学南校区的遗传学家库斯图维·达塔就是一位“海归”博士。虽然他非常厌恶印度高校的官僚化作风，但他依然坚持在国内搞科研。他说：“我的父母都在这里，而且教师的行为会对下一代学生产生有强有力的、积极的影响。我希望为印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