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不久将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当你躺在手术台上，在意识完全清醒的状态下，身体却无法动弹。此时一个礼仪得体的人形机器人出现在你的身边。接下来是一系列轻快的动作：它把像蜘蛛腿一样细腻精致的手指放在你大脑的黏质表面，将你头颅后部的一块骨头移除。这时候你也许会对此有所疑虑，但请不要担心。

 

　　无论如何你已经身陷其中，没有退路了。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手指上带有高分辨率微观感受器，可以扫描你大脑的化学结构，并将数据传输到手术台另一边的强大电脑中。之后这些手指会深入到你的脑物质中，扫描更深层的神经元，勾勒出一幅反映神经元之间无限复杂关系的三维立体图，同时在电脑硬件中创建可模拟这一活动的编码。在上述过程中，另一个机械附件（没有那么细腻精致）将已经扫描、你不再需要的物质移除到一个生物废弃物容器中，以供日后处理。

 

　　在某一时刻，你会意识到你的躯体已不复存在。你注意到（带着悲伤或恐惧或超然的好奇心）手术台上的躯体的痉挛次数越来越少，直至最后一次无意义的抽搐结束，最终完全静止。至此你的躯体生命已经结束，机械生命就此开启。

 

　　这差不多就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认知机器人教授汉斯·莫拉维克（Hans Moravec）在其1988年出版的书《意识后代：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未来》中描绘的情景。莫拉维克相信：受到这类程序的影响，人类的未来会涉及对自身生理躯体的大规模遗弃。很多超人类主义者都持有相同的观点。超人类主义的目标就是通过增强我们的精神和体力以期达到心灵和身体存在的更佳或不同状态。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是倡导意识上传的一位杰出人士，他在《奇点临近》一书中写道：“与人脑相比，电子系统中的人脑模拟运行速度要快得多。虽然人类大脑受益于大量的并行性（大约100万亿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可能全部同时运行），但与当代电子模拟系统相比，神经元连接的休息时间极其漫长。”库兹韦尔认为，这种人脑模拟所需要的技术――容量足够大的强力电脑以及足够先进的脑部扫描技术――到21世纪30年代初期就会实现。

 

　　这个预言显然有着非凡的意义。我们所谈论的不仅仅是从根本上延长人类的寿命，而且要从根本上提高认知能力。我们谈论的是自我的无限复制和迭代。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你将会作为一个无限可能性的实体而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有意义的存在。

 

　　一次在旧金山湾区举行的超人类主义会议上，我经人介绍认识了兰德尔·科恩（Randal Koene）。他由于个人兴趣出席了会议但并未发言。他40岁出头，是个乐观而拘谨的人。显然他早已掌握了英语这门语言，但英语并非他的母语，他用英语交流虽不连贯，却一丝不苟。我们分开时，他给了我他的名片。当天很晚我才从钱包中拿出来仔细观看。他的名片是一幅笔记本电脑的图片，电脑屏幕上显示的是大脑的程式化图像。下面印着的一行神秘信息引起了我的兴趣，“复制（Carboncopies）：通往基底独立意识的现实路线。创始人：兰德尔?科恩。”

 

　　我拿出自己的手提电脑，访问Carboncopies的网站，了解到这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目标是促进神经组织和完整大脑的逆向工程，通过全脑模拟和神经假体技术的发展实现模拟人类意识的功能，我们称之为‘基底独立意识’。”这个术语是指“能够在除人脑之外的很多不同运行基底上维持个人特定的意识功能和经历。”我进一步了解到，这一过程“类似于对平台的独立编码进行编辑的过程，并可以在很多不同的计算平台上运行。”

 

　　似乎我在不经意间遇到了为实现库兹韦尔在《奇点临近》一书中描绘的场景而积极努力的人。这正是我需要去了解的人。

 

　　科恩口才好，是一个很和蔼的人，对于工作在计算神经科学领域的高智商人士来说，他的讲话颇具魅力。在他的公司，我常常发觉自己会暂时忘记：他的工作可能会产生的近乎难以想象的影响，他向我解释的非常玄妙和古怪的事情。他有时会讨论一些肤浅的话题：比如，他与前妻愉快而友好的关系，或是欧洲与美国科学界的文化差异。如果能够达成他追求的最终目标，那么他的工作将成为智人进化以来最具重大意义的事件。想到这个，我的心里弥漫着一种异乎寻常的不安感。虽然他的目标实现的概率并不大，但话说回来，我提醒自己，科学史在很多方面就是一本关于极不可能却成功的志书。

 

　　科恩生活和工作在北部湾区的一个农场的房子里，房子周围有很多兔子。早春的一个晚上，科恩从这里开车到旧金山，同我在哥伦布大道的一家阿根廷风味小饭店里共进晚餐。这个带有轻微口音的科学家原来是一位荷兰人。他出生在格罗宁根，大部分童年时光在哈勒姆度过。他的父亲是一位粒子物理学家，由于工作，需要在不同地区进行核设施实验，一家人曾频繁搬家，期间曾在温尼伯停留了两年。

 

　　科恩今年43岁，却像个大男孩。在过去5年里，他一直在加州居住，并开始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或者可以说在他的流浪人生中，这里对他而言最像一个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科技进步主义的文化有关，这种起源于硅谷的文化已经得到广泛传播，并开始漫及整个旧金山湾区，这个地区在历史上一直受益于各种激进思想的影响。科恩说，以前向别人讲述自己工作的时候，对方的反应就好像是听到了判断失误的笑话，或者有的人未等他说完掉头就走。

 

　　早在少年时代，科恩就开始用计算机术语来思考人类大脑的主要问题：人脑不像电脑那样可读和可重写。你可以改进计算机代码，但不能改进人脑，使其更高效。你也无法像加速电脑处理器那样去加速一个神经元。

 

　　少年时代的科恩阅读了阿瑟·克拉克（Arthur C.Clarke）的《城市与群星》，小说场景设置于10亿年后，一个超级智能的中央计算机统治着封闭的城市迪阿斯巴，为这个城市的后人类时代的居民创造躯体，在他们生命结束时将其思维意识储存在记忆银行中，以供其再生时使用。这个将人类意识转化为数据的想法，在科恩看来并非不可思议，他甚至认为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把这个想法变为现实。父母对他的这一独特兴趣表示鼓励，将人类意识保存在电脑硬件的科技展望成为一家人晚餐时间交流的常规话题。

 

　　计算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者通常来自数学和物理学而非生物学。对于人类意识的复制与上传这一问题，计算神经科学似乎提供了最具前景的方法。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使用网络，科恩才发现了一些和自己志趣相投的人。

 

　　科恩曾在蒙特利尔市的麦吉尔大学攻读计算神经科学博士学位，在透露自己研究的潜在动机方面，他最初颇为谨慎，因为担心被别人看作是幻想家或古怪的人。

 

　　他解释说：“就这件事情来说，我并没有隐瞒，但我也没有在实验室里跟别人说：自己想要把人类意识上传到电脑中。我跟别人在某些相关领域合作，比如记忆编码，目的是要弄清楚记忆编码如何融入针对整个大脑模拟的全方位路线图中。”

　　科恩曾在位于硅谷的Halcyon Molecular工作了一段时间，这是一家由彼得·泰尔（Peter Thiel）创立的基因测序和纳米技术公司。之后科恩决定留在旧金山湾区，并创办了自己的非营利性公司：复制（Carboncopies），致力于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梦想。

 

　　科恩之所以在事业上做出这样的决定，原因在于他意识到人的一生时间有限：如果到大学里去工作，就必须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与自己梦想无关的项目中，至少在拿到终身职位之前是这样的。他选择的道路对于一位科学家来说极其不易，常常为了工作和生活而寻找一个又一个的私人基金。

 

　　但是，对科恩来说，硅谷的激进的技术乐观主义的文化是其持续的动力，也是他研究项目的赞助来源。一些有钱有势的人们通过资金赞助来支持这一突破性的创新研究，希望未来能够实现将人类意识上传到电脑中。

 

　　36岁的俄罗斯人德米特里·伊斯科夫（Dmitry Itskov）就是上述赞助者之一。他是科技界的千万富翁，同时也是“2045计划”组织的创始人。该机构的目标是“创建一种技术，能够将一个人的性格转移到一个更高级的非生物载体上，延长寿命，实现人类的永生。”伊斯科夫的项目之一是创建“化身”：通过脑机接口控制的人造躯体，同时该技术将辅以意识上传。伊斯科夫资助了科恩的Carboncopies公司，二人于2013年在纽约组织召开了名为“2045全球展望”的会议，宣称主要讨论“关于人类的一种全新进化策略”。

 

　　科技型企业家布赖恩·约翰逊（Bryan Johnson）也是科恩的合作者。几年前约翰逊以８亿美金的价格把自己的自动支付公司出售给了贝宝，而现在的他是一家名为“OS基金”的风险投资公司负责人，该公司网页上宣称“投资于承诺改写人生操作系统的重大突破性发现的企业家们”。这句话让我觉得奇怪而不安，话中透露出关于人类经验的观点的重要方面，而这种观点以旧金山湾区为中心正在向外蔓延：即一组软件隐喻已发展成为一种对人类价值的思维方式。

 

　　这一基本隐喻也正是科恩研究项目的核心所在：意识就是软件，就是运行在平台上的应用程序。显然，科恩想要用“模拟”这个术语来清晰表达如下的含义：即电脑的操作系统可以模拟在苹果电脑上，这样的系统他称之为“平台独立的编码”。

 

　　正如你想象的那样，全脑模拟的相关科技极其复杂，关于它的解释也是非常模糊。一个粗略和非常简单的描述如下：首先，你可以通过无论何种技术或技术组合扫描个人大脑的相关信息：神经元、神经元之间的无限分支连接、信息（意识被视为信息处理过程的副产品）等。前提是这些技术或技术组合（纳米机器人、电子显微镜等）是切实可行的。扫描的信息成为大脑神经网络重构的蓝图，蓝图转化为计算模型。最后，将所有这些信息在一个第三方非人类躯体的基底上进行模拟，基底包括某种超级计算机或用来复制和扩展化身经验的人形机器等。

 

　　我曾以不同的方式问过科恩很多次，在人体之外存在的独立基底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基底不同于任何东西，因为既没有具体的基底也没有具体的媒介；基底是超人类主义者所说的“形态自由”概念，即技术允许的任何形态存在的自由。

 

　　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表于《负熵》（Extropy）杂志的一篇文章“你可以成为自己喜欢的任何形态”谈到，“你的体型可大可小；可以轻过空气，可以飞翔，可以瞬间移动和穿过墙壁，可以是狮子或羚羊、青蛙或苍蝇、一棵树、一个池塘、天花板上的一块漆皮。”

 

　　真正使我感兴趣的并非是这个想法的奇怪与牵强，而是其如何从基本上可以辨认和如此普遍。与科恩交谈的时候，我重点与他争论的是这个项目的可行性以及他所设想的结果。但后来我们常常不欢而散――我会挂掉电话，或是离开并走向最近的车站――我发觉自己莫名地受到了他整个项目的影响。

 

　　我发现自己常常会想到威廉·巴特勒·叶芝的诗歌《驶向拜占庭》，年迈的诗人写道：被圣火燃烧而摆脱衰弱的身体和病态的心灵，放弃“垂死的躯体”而成为一只永生的机械鸟。诗歌里写道“一旦我超脱了自然，我再也不要从任何自然物取得体形，而是需要古希腊金匠所铸造的体形。”

 

　　一天晚上，科恩和我坐在旧金山的福尔松大街上，周围有酒吧、自助洗衣店、脱口秀场地和名为洗脑（BrainWash）的咖啡店。我坦诚地表示：对于把意识上传到某个技术基底这一想法没什么兴趣，甚至感到恐怖。关于科技对自己生活的影响，即使现在我的感觉也是很矛盾的；尽管科技为我带来了便利和联系，我还是日益感觉到：自己的活动受到各种公司的调控和限制，这些公司的唯一兴趣就是把人类的生活数据化，以此获得更多的利润。

 

　　我们消费的商品、浪漫邂逅的人、读到的关于外部世界的消息：所有这些活动日益受到看不见的电脑算法的影响，受到这些公司的创意的控制。这些公司与政府一起就像是我们生活中的隐蔽叙事者。在我们生活的世界，脆弱的自治的自由理想就像是一个记不清楚的梦，已逐渐笼罩在可疑历史的阴霾中。最后，我们自己与科技的彻底融合是否会导致个性观念的妥协呢？

 

　　科恩又点点头，喝了口啤酒。他说：“听你这么说，我觉得很显然人们对于接受这个想法还有很大的障碍。而我之所以乐在其中，是因为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实现这一想法，已经习惯了。”

 

　　在从旧金山回来之后的几个月里，我一直沉浸在对全脑模拟的思考中。一天早上，在位于都柏林的家里，我宿醉加上头痛，使我不得不躺在床上休息。我想着要把自己从床上拉起来，到隔壁卧室里和妻子及儿子一块玩游戏。但我意识到这种状况（宿醉和头痛伤风），自己必须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每当生病难受的时候，我常常感到自己是个无法还原的生物体，一个由血肉和软骨组合的生物体，或者说是一个鼻腔阻塞、嗓子发炎、头部及颅骨剧痛的有机体。简单说来，我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基底（即躯体），原因是我的基底如同废物。

 

　　我突然很想知道基底的确切构成是什么，从科技的角度我自己又是什么。我伸手去拿床头柜上的手机，打开谷歌，搜索关键字“人是什么……”，前三个自动出现的推荐搜索问题如下：“电影《人体蜈蚣》的内容是什么？”“人体是由什么组成的？”“人类条件是什么？”

 

　　当时我想要知道的是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搜索结果显示我的身体中65%是氧，也就是说主要是气体。其余的成分包括碳、氢、钙、硫和氯等元素。让我略感吃惊的是，和我的苹果手机一样，我的体内同样含有微量元素铜、铁、硅。

 

　　我想，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是宇宙的精华（译者注：出自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几分钟后，我的妻子爬进了卧室，儿子骑在她背上用小拳头紧紧抓着她的衣领。妻子一边向前爬，一边发出咯噔咯噔马蹄般的声音，儿子则开怀地笑着喊着：“驾！驾！”

 

　　伴随着一声响亮的马叫声，妻子弓起背，把儿子轻轻地滑落下来，儿子开心地大叫着又爬到了她的背上。我想：这眼前的一切既无法转化成编码，也无法在其他任何基底上运行。无论是最深刻的意义，还是最悲惨抑或最美妙的感觉，这种美好只有通过人类躯体才能展现出来，

 

　　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深爱我的妻儿，于是我把自己的躯体从床上拉起来，同他们一起玩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