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有两个重要因素使日本的经济发展获得了成功，一个是政府在工业发展上进行投资，另一个是早就认识到良好的教育体系是取得技术进步的一个先决条件。政府的政策倡导从欧洲和北美进口工艺技术并且鼓励在国外培养学生。这些政策促进了日本工业的快速发展以及把外国工艺技术改造适应本国条件。用来发展日本工业的许多方法现在可以用来帮助发展中国家。
本文想论述一下日本的工业发展和日本的科技政策。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日本曾进口过许多领域的许多工艺技术，同时也作了巨大努力来改造这些工艺技术并使它们适应本国的条件。这些努力之所以取得成功，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全民教育、政府的积极主动及支持。
最近一百年期间的日本工业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促进工业的政策
明治政府（1868 ~ 1912年）认识到，提高生产和促进工业对于建立一个牢固的经济基础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有了这样的基础才能建设现代国家。它的政策的直接目标是削减进口和促进出口，而更为强调前者。在日本向外国开放贸易的情况下，外国产品大量涌入国内市场，这不仅使其它工业受到压力，而且使国内棉纺工业也受到压力，还引起国际支付平衡的长期赤字。
要扭转这种趋势，引进现代工业就成了当务之急。但是，当时只有很少的私人资金可靠使用，因而只有靠政府直接投资才可能达到所希望的目标。既然政府的目的在于鼓励私营部门仿效它的榜样，所以它的直接投资就只负担支付经营它自己拥有的工厂、建设铁路、开采矿山和管理实验站等。
创建于1870年的工程省受命鼓励发展许多工业并经营矿山、铁路和交通系统。在随后的十五年里，它经营归政府所有的工厂和矿山，其中有许多是从原德川幕府首领及封建贵族接收过来的。例如富冈纺纱厂是由政府在1872年建立的；它装备有法国制造的纺纱机，而且是用法国技术运行的。
明治政府就是以这种方式通过它自己的直接活动成功地引进了外国工业和技术。虽然它的成就并没有达到它所希望的目标，但明治政府无疑在私营工业和工艺技术的现代化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明治时代早期的工业技术几乎完全依赖从欧洲和北美进口的工业技术，因而与同时代的本国生产技术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这种依赖性所取的形式不仅有雇佣外国工程师和工匠、进口设备、机器和工业原料，而且还有进口如像制造砖块这样的基本技术。考虑到日本当时尚缺工艺技术传统，这样做可以吸收这种传统，因此对于发展现代工业来说这是完全必要的。总的说来，这样的技术是在忽视其经济效益如何的情况下移植到国营工厂的，因此它几乎不可能直接运用到私营工业部门。
但是，其收益应该说还是相当大的，因为本国在这些国营工厂工作的雇员学会了操作多种机器的技能，他们还把这些技能转移到随后建成的私营工厂里。因此，建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私营纺织厂从英国和其它西欧进口了它们的机器，但这些机器是由日本人操作的，这些人曾在外国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受过训，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自己又有资格成为新工人的教员。一些大型造船厂也以类似的方式成了造船工程师的培训中心。还引进了其它一些外国的工艺技术并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扩散到本国的地方工业。
转变成私有制。因为营业的起伏波动和官僚主义的无能，政府的营业业务不能避免出现亏损赤字。因此，它们逐步被转变成私人所有制，不过，政府认识到有必要保护这些企业并要对这些企业保持监督。当他们逐步建立起自信心时，政府就逐步减少对其管理的介入；而在1897年以后，转到采用一种很少直接介入的比较现代形式的保护主义。到1890年初，纺纱工业和其它几种工业完全用私人资金建立起自己的工厂。
中日战争（1894~1895年）之后，日本工业曾大踏步前进；而在随后直至俄日战争（1904~1905年）的几年里，“增加生产和创建工业”的口号被“战后管理”的口号所取代，“战后管理”包含的内容是国家政策的一切领域。这一口号的含义是加强军备、发展教育和一种明确规定的工业政策，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中日战争后涌现出一批一批的战争工厂。军备需求的不断扩大导致对一切种类战略物资的需要。
其中包括运输车辆和舰船。但是，创建足以满足这些大量需求的重工业的抉择不可能，也不应该留给私人资本去做，于是日本政府再一次通过国家直接所有和直接管理的方法在重工业方面进行投资。1896年宣布并由政府于1901年建立的Yawata制铁工厂就是这些工业的代表。
科学技术研究的早期管理结构。科学和技术研究机构首先是在日本各行政管理机构中系统地建立起来的，而创建科学技术研究的私营机构则是相当晚的事。从1868 ~ 1885年前后，日本完全依赖外国人进行科学和学术的指导。因此在高等科学技术教育机构里的教员几乎全是由日本当局邀请和雇佣来的外国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本学者逐步地取代了他们。这些日本学者曾在国外学习过或者曾在外国教员的指导下接受过科学的培训，后来他们就在日本正式介绍自己原来在外国学习的课程。建于1892年的地震预防研究会是这种新体制的一个早期代表，它的全部成员都是日本人。
第二阶段：工业合理化政策
日本工业结构的戏剧性变化是明治政府的政策起作用的结果。1919年是一个里程碑。当时日本的工业产值第一次超过了农业产值。这些结构上的变化加快了日本工艺技术的自给自足能力，从而巩固了现代工业的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引进外国技术陡然中止，政府断然作出努力，一方面建立并重新组合一些为制造工业服务的国营研究实验室，同时又充分考虑私营部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提出的有关开放工程机构的意见和建议。
在作努力设计出一种有效工业政策的过程中，日本政府曾罗致一些学术人士和实业人士组成各种不同领域的研究会。由农业和商业省（后来是商业和工业省）委任的顾问委员会或委员会包括有“农业、商业和工业的最高顾问委员会”（1894年）、“生产研究顾问委员会”（1910年）、“经济研究顾问委员会”（1916年）、“国家经济研究临时顾问委员会”（1918年）、“商业界工业顾问委员会”（1927年）以及“临时工业顾问委员会”。其中的第一个也就是“农业、商业和工业顾问委员会”曾参与“工厂法”的审议活动，而生产研究顾问委员会在1912年向政府推荐用以发展工业的各种措施中起过重要的作用。
这些顾问班子的活动曾有助于使政府的工业政策更为切实有效，它们涉及问题的范围相当广泛，如降低工业盐的价格、发展水电、推行技术教育、给高等工程技术学校增设与专门工业有关的课程、扩大并加强国营工业实验站、鼓励制造机器等。与此相似，化学工业研究会推荐了一些促进纯碱工业发展的措施、并曾建议给焦油炼制工业和电化学工业中的研究发展工作实行补贴。它鼓吹优先发展自然科学和建立一个化学研究实验室。受他们建议的推动，日本政府于1917年建立了一个化学和物理实验室。
农业和商业省认识到、要弥补战争期间技术进口中止所造成的缺口，把较多的研究工作转向工艺技术的发展就十分重要，于是它决定建立一些新的工业研究机构，而不仅仅是简单地扩大这个工业实验室。这些新的研究机构包括氮实验室（1918年）、大阪工业实验室（1918年）、纺织工业实验室（1918年）、瓷器实验室（1919年）以及专利局中心实验室（1920年）。在同一时期，交通省于1916年建立了船舰设备检验站，并把它的电技术局转变成一个独立的机构，即电技术实验室。
靠政府的补贴金和工业集团的捐款，于1917年设立了物理化学研究机构，但它的财政基础并不稳固。尽管如此，在该机构的组织活动和工作中充满了在一些国家很少能感受到的自由空气。该机构鼓励不同研究分支间进行活跃的交流，管理它的基本政策要求仔细地选择重点研究项目，以便获得财政支持，它还要求扩大联合的研究活动。结果，许多完成的研究工作博得了国际上的高度评价。单在技术方面，成功的结果就有Masatoshi ohkochi的活塞环、Umetaro Suzuki的合成米酒（日本的大米酒）、Yosei Suzuki的纺织品最后加工剂Ultramin以及Kotaro Honda的磁钢等。此外，两个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以前也曾是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
除了这些研究机构以外，1920年前后还分别在东京帝国大学和Tohoku帝国大学建立了涉及活化和金属研究的机构。因此日本形成了一种着重基础研究的传统。自那以后，日本一直把在大学里建立研究机构的做法继续坚持下去，到1968年，已有大约200个机构附属于国立大学。
第三阶段：赶上先进工艺技术水平
在从战后灾难性状况中恢复过来以后，日本1955年前后的工业已能超过战前的生产水平。这种恢复是通过发展基础工业实现的，在五十年代初期基础工业的生产设备就完全现代化了；后来又发展了诸如合成化学、石油化学和电子这样的新型工业，进一步地巩固了这种状况。
取得这些成就的基础是政府力促本国工业的政策。同时，政府积极鼓励进口外国技术，并让这种进口进入工业的每一部门。表1表明：1970年进口技术所花的费用总计是1的6年的13倍。因此，日本的技术恢复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进口的技术。这种进口技术的消化吸收取决于一定成熟的技术基础，而这种基础本身又在减少进口中起着作用。1970年初，直接从进口技术得到的产品总销售量总计占日本整个工业总销售量的30%以上，大约有20%的在1957 ~ 1961年间研制出来的新产品和技术是以进口技术作基础的。此外，自1965年以来进口技术日益有助于生产出口的设备、装置和消费品。
1955年，50%以上的进口技术是在以前或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而在六十年代进口的大部分技术是战后才有的。因此，用在日本的工业工艺过程正在赶上先进西方国家的工艺水平。在过去进口完善外国技术的做法避免了在发展独创性技术中所固有的风险和多变，因而为提高日本工业技术水平提供了一种快速而有效的方法。
引进外国技术的政策。自战争年代以来关闭的允许外国技术进入日本的大门于1950年重新打开了，当时政府颁布了两个法律，它们分别涉及引进外国资本以及外汇和外贸的控制。这些法律意在扶助日本经济的战后复兴。其中包括有保护措施的条款，这些条款规定，进口的外国技术应当有利于改善国际支付平衡；而外汇的相应政策包括对外国资本流入的控制。自相矛盾的是，这一限制实际上却有利于吸引外国技术的占有者，结果使日本能有选择地进口高质量的外国技术，它们所付的费用保证可以外来支付款项收回。此外，从1965年起，日本收到大量支付从它出口的技术的款项。
在进口技术中，约有80%与机器和化学工业有关。结果，这些工业的生产在五十年代后半期有了显著的增长。1960年，从进口技术得到并划归国内消耗的生产价值等于总的进口量，这一结果是在出口结关基础上计算出来的。但是，用进口技术生产的出口商品量I960年仍然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1970年，日本在许多技术领域赶上了美国的水准，并能在许多国家以较低的价格开始销售现代综合工业企业生产出来的日本商品。
第四阶段：从模仿到创造性的工艺技术
按照日本生产率中心所做的估计，日本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加上价值基数）在1973年前后就已超过了美国。七十年代中期，电器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已经变得比较高了，在汽车工业方面，劳动生产率很有希望在八十年代超过美国。这种情况意味着日本的工艺技术水平已经处在与美国相当的水平上，已经超过了欧洲国家的水平。工艺技术的总支付平衡仍然对日本不利。但是，当这些交易仅限于某一年签约的专利和技能时（表1），自1977年开始日本的技术出口已经超过了技术进口。1979年从新签约合同所得的收入（出口）几乎是同一年支付新签约的进口技术款项的二倍。因此，日本现在是一技术出口国。
较高的生产率和质量优良的产品是日本在1972年石油危机后经济成功的秘诀。美国的制造厂家现在渴望“学习日本的道路”，它们害怕出售技术给日本人可能会自食恶果，尤其是在电子学和基因工程方面这种担忧更甚。
日本经济的发展大量依靠进口技术，也许很快会受到技术禁运的影响。现在日本全国一致的看法是，日本应当把它的科学技术政策从着重模仿变为提倡发明创造。七十年代日本在研究和发展方面的投资每年平均递增16%，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4%增高到1.8%。日本政府打算在八十年代中期把这一比例提高到2.5%。
日本生产率高于美国是靠利用应用技术实现的，它不仅重视质量控制，而且特别重视自动化和机器人领域的发展。发展独创性是日本正在经历，的一个新过程。研究和发展的投资不是决定日本新技术发展的唯一因素，日本还将做出更多的努力发展新的教育体系、它们将会增加能适应高度创造力的人力资源。
政府现在宣称日本将成为一个技术立国的国家、而不是一个贸易立国的国家。国家和社会对新技术的要求将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以其它能源取代石油，它们将包括发展太阳能电池、高效燃气透平机和生物能。
（2）正如在工业机器人中的情况那样，以利用电子学和机械学相结合的方法发展计算机技术。
（3）研究潜在有用的材料，例如新型陶瓷和碳纤维。
（4）促进生命科学，尤其是基因工程方面的研究。
现在日本的研究和发展工作，有三分之二是私营部门以商业性研究项目进行的。现在，日本政府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进行基础技术的研究和发展。
日本在技术发展方面的优势
要正确评价日本在发展技术方面的能力，不仅有必要考虑国家的政策，而且要考虑它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渊源。
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统一的意志。当受到外来的挑战时，日本人有一种强烈的统一意志。这反映出他们作为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的悠久历史。甚至在大约370年前的Edo时代的初期，日本的政治体制就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受一个幕府时代将军统治的支配。有了这样一种同族的社会和中央集权的作出决定的体制，总是很容易地得到全国对目标一致的看法。
利用本国市场。一个巨大国内市场的十足存在，一直激励着人们发展新的产品和新的制造工艺过程。这个市场在工业革命初期是3千万人口。
积累资本。如果打算使技术的使用达到产生有效的生产设备并提高生产率的程度，资本的积累是—个必备的先决条件。资本积累在日本经济中的特殊性一直具有以下特征：（1）积累的速度高；（2）私人储蓄所作的贡献大；（3）积累的资本直接用在能够有助于提高生产率的领域；（4）银行系统可靠有效。
现代工业与传统工业同时共存。有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有种误解，似乎传统习惯阻碍了现代工业的发展，也阻碍了新技术的引进。事实并非如此，日本人一直利用他们的二元经济取得他们的优势。有些工业部门很快采用了西方的道路，但另一些工业部门却花了多得多的时间。如像铁路和海运等运输部门以及像钢铁这样的现代工业、纺纱工业、啤酒酿造业和陶瓷生产等很快地用节省劳力和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加以改造了。但在日本的消费和销售部门中，西方化则是大大地推迟了。尽管纺纱厂现代化了，但纺纱工业仍然主要是农场主的一种副业。原丝是日本直到二十年代的最主要出口物，火柴工业也曾有过相当大的出口量，在这两方面，人们把西方技术加以改造使之适应日本的传统。就是以这种方式使资本成本保持在低水平上，而且让这些工业可以利用便宜的劳动力。因此，把现代工业转变成传统工业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较大的现代化企业吸收了相当大部分的政府投资，但也引进了节省劳力的工艺技术。因此，这些工业雇佣劳动的增长速度与生产的快速增长相比是适度的。1890 ~ 到1935年间雇用劳力的增加表明，现代工业吸收了370万工人，而传统工业部门却吸收了700万。
高的教育水准。日本的工业化依赖于技术的转让，日本传统的高质量教育水准一直促进着这种转让。就是在日本工业革命的初期，它的教育水平也比现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要高。早在我们国家历史的初期就已认识到良好的教育是一个国家技术进步的先决条件之一，因而政府的政策总是设法鼓励技术教育的积累。按照日本教育省发表的一份白皮书中的说法，1960年技术知识的水平大约是1905年水平的23倍。
选择合适的工艺技术。作为工业化的一个后来者，日本有着自己特殊的优越之处，它能从已经发展起来的国家挑选已经很好确认的一些技术，因而它能节省试验和失误所要花的费昂。但是，要选择最适宜进口的技术，日本就须充分利用它的规划能力和教育资源。由于政府的积极主动，日本作了巨大努力派学生和技术代表团到国外学习和考察，并且邀请外国专家到日本讨论磋商。因此，日本有可能在征求见识广、消息灵的顾问们的意见基础上选择进口最适当的技术。
现今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技术转让和狭小的市场。发展中国家最近面临的问题与现代生产设备的技术特点关系很密切。随着现代工艺技术日益精巧完善，生产设备也变得比较复杂起来。于是，人们研制出自动控制仪表来简化这些设备的操作，因而发展中国家只要培训出必需的操作人员就能顺利地用进口设备开始生产。当进口设备突然出了故障，麻烦也就开始出现。既然工厂设备总是自然地折旧和用坏的，所以维护和修理始终是必需的，而且还要能就地处理。但是，更换任何一个部件都要求当地有一个完整的现代工业基础，而这一基础又只能靠发达国家来提供。因此，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提供足够的本国工程技术能力，那么它对外国技术和外汇的依赖性就要增大。
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足够的外汇资金购买现代工业设备，也没有足够大的市场销售甚至是很小的有效规模工厂的产品。在市场的增长与工厂规模的扩大之间存在着一种能动的相互关系。初期的高价格可能导致工厂能力的利用率很低和成本很高，而初期低的销售价格可能会增大需求量并导致在下一阶段以很低的成本进行更大规模的生产。在技术转让的初期阶段，这一循环是很重要的。有些发展中国家试图在保护性关税条件下建立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新工业。但市场的狭小并不允许它们引进有效的工厂设备，因此其生产成本就不能与世界价格相竞争。结果，进口设备长期处于开工不足的状况。
因此，开创一个国际市场显得十分重要。如果国内市场的规模有些小于该工厂的有效能力，则建设一个有效工厂并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就是人们所希望的。形成一个共同市场或进行区域性合作，在创建一个足够规模的市场中可能是有效的行动。
大型生产设备要用很多的能源和原料，要供应这些物质和销售其产品还必须发展一个有效的运输网。既然资金、劳力和原料集中在这种生产活动，所以生产产生的收益也是集中的。在这方面，发展一个有效的收益再分配系统对于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种收益集中在有限数量的人手中，这个集团就可能影响政治力量的结构和以社会平等为背景的工作。
面对多国公司问题。多国公司在国际发展中的作用正在与日俱增。有许多多国公司更喜欢资本和管理的转让，把这作为一揽子交易。但这种一揽子交易的技术转让常常忽略了某些当地因素的潜在力，在另外的情况下使用这些因素就对受援国有利。例如，某一多国公司和某一地方公司间达成某种特许协议，大部分原料就应由当地市场供应。从增加当地就业人数的观点看，这是很重要的。
大多数多国公司直接采用本国发展的技术，而不想费劲把这些技术加以改造使之适应当地的条件。因此，受援国科技政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让多国公司的研究工作立足于发展该国土生土长的技术。有些政策措施是必需的，如给某些类型的进口技术以优先权，鼓励研究和发展工作中的竞争，给技术教育和培训提供设施等。要协调有效发展技术的这些政策，在一个社会基础薄弱的国家里是件困难的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多国公司往往想垄断当地的市场。垄断的结果使它们能影响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并能与该国当局对抗。
现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不得不在技术方面依赖多国公司，而且在资金的筹措方面也要依赖多国公司。如果这些公司更强调发展的能动作用，自己只起一些技术转让中心的作用并帮助加强东道国的能力，也许对自己将来更有帮助一些。
工业国有化主义和理性主义。最近经济国有化趋势表现得很充分，一是把外国公司收归国有，二是这些国家的法规要求在组装的产品中占一定比例地使用本国部件。把外国公司收归国有不是日本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行动常常发端于抱怨多国公司没有充分地帮助本国经济的发展。这些抱怨通常是由于在个人目标和社会目标之间存在差别引起的。个人目标通常集中在获取最大利润，而社会目标具有长远的特性，它们要求强调在生产中利用本国的有利因素并强调从中获得技术。例如，如果本国市场靠用高的进口关税来保护，则一个公司获取最大利润的最佳途径就是限制生产水平。但是从社会的观点出发，也许更希望增加生产并通过出口去挣得外汇。如果一项转让技术能与当地的活动有效地发生联系，则该技术通过生产的自然扩散将会提高该社会形成技术向前和向后联系的能力。但是，如果这项转让技术形成了一块“技术飞地”，获取最大利润的个人目标就与社会目标相隔离了。这种情况发生在如像石油炼制和石油化学这样一些工业中，在这些工业中，不存在与推进本国技术的直接技术联系。
工业国有化主义非常强调社会目标，而且一个社会注视这些目标和靠自己发展的意志对于它的进步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一个公司对社会目标的强调将会增大它对这个社会的贡献，但贡献大小的程度常常更多地决定于选择的技术是否与该国工业有联系。因此，选择技术中的理性主义在社会发展中有着决定性作用，它一直是日本技术转让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使用某项进口技术来生产工业商品的发展中国家，还必须建立它自己拥有的技术上有关的工业。但是必须注意不要减弱其它部门例如农业方面的购买能力，因为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产生一个贫穷的市场结构并且会造成工业品生产过剩的局面。在建立它自己的工业时，发展中国家必须首先掌握进口机器的操作和维修，然后尽可能精确地复制它。在这一阶段，很有可能出现材料和机械加工方面的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储备生产设备和储备技术上经过培训的人员。然后它们就能把注意力转向设计满足某一特定市场所需要的机器。在这一阶段，人们也许就可以说这一发展中国家已具备了它自己的技术，用此技术它能建立适合于它自己社会条件的技术。因此，一些发展中国家应该利用发达国家中现成的技术，直至它们能到达掌握设计和生产它们自己的机器所需要的那种技术的最后阶段。
技术的转让并不意味着单纯的资本商品进口，它意味着由于这种转让将增强某个社会复制和发展这种技术的能力。所以，一个国家依靠自己提高自己的意志在消化和改造转让技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日本的经验是可以被现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利用的。
[Science，198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