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第三届国际中国科学史讨论会”（3rd ICHCS）1984年8月于北京召开。现摘登部分论文，以飨读者。
本文提出中国对植物、动物等的最早命名和分类是以动植物名字的偏旁（如木字旁、草字头等）和组词（如胡麻、油麻、脂麻等）来区分的。这种命名使人一望而知其属性，为中国文字所特具，而且开始的年代很早，公元前四世纪的《尔雅》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最早的生物学命名和分类的集成性著作，其后的中国本草书等又在此基础上有新发展。
中国科学传入日本
薮内清（日本）
中国广阔的文明在过去像在朝鲜一样，覆盖了日本。日本的文化是建筑在中国文化基础之上的。早在纪元之前，就经朝鲜接受了中国的青铜文化。以话，特别是唐朝，中国的佛教文化传播于日本，不仅是带来了寺庙，而且有各种各样的科学成果。直到十六世纪，作为日本侵入朝鲜的结果，起源于中国的新技术仍被传播到日本。在后来和平的年代里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中国科学的学习最终导致了现代科学的学习。作者将乐于讨论日本人民如何接受、吸收并最终变中国科学为日本科学这个题目。（按：薮内清教授为日本当今最具权威性的科技史家。）
从西方近代专业化与方法论的发展观点探析中国科技传统的内在局限
郭正昭（中国台北，现在美国工作）
讨论中西文明基本分野，简单施套用一种两极性的、互为对照的模式，如“黑暗与光明”、“落伍与进步”、“愚昧与开明”、“主观与客观”、“人本与物本”等，然后以演绎的观念和语调来申说论断，其结论往往流于先天论的偏见而不自知，应当从科技发展的具体事实出发来推求中西文明某些个别的倾向。
透过中西数学结构与本质的比较，也许可以寻绎出某些线索和迹象。西方近代科学开端于十六世纪，但1500 ~ 1570年这一阶段（以哥白尼、维萨留斯等为代表）与1570 ~ 1660年这一阶段（以伽利略、哈维等为代表）又是截然不同的。哥白尼天文学革命性观念的理论根据乃是艺术与神学的，因为依照古典美学概念，最完美的曲线是圆形，而依照宗教信仰的概念，在上帝宇宙中，天体必循着最完美的方式运行。因此哥白尼的结论虽接近于真实，但其推理过程显然是错误的。唯有伽利略才真正体现了近代科学的几个主要特征：艺匠的技术传统与学院的理论传统结合；对自然现象采取定量描述的观点；舍弃目的论的解释；观察、实验与归纳法的有效运用；以及动力学的发现等。其中最具革命性的业绩是确立数量衡度（Quantitative Measurements）的标准，从而奠定了数理模型的论证方法。这种纯粹运用理性与逻辑推理的方法来探求自然的真相，渊源于古代西方的数学思想之超实用的传统发展。例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即代表着自然世界量化的一个数理模型趋向，是建构在精密的论证程序的思考体系上的，不但做到了个别图形的数量计算，而且主要地在追求一般图形的共通性质。这种由特殊出发，追求普遍性的法则，就是科学方法。
古代中国数学传统则不仅对直线、平行线、圆形等图形的基本定义付诸阙如，也几乎看不到成为推论起点的公理，甚至追求图形普遍扼有的共同性质也几乎从未达成。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科技文明传统中几何学的贫弱，及其理论的匮乏，也充分说明中国数学的模式，包括代数学在内，均呈现了高度实用性的倾向和非理论性的特质。中国数学发展主要附庸于天文历法、度量衡制度、农村经济体系，如粮食体积的估算、土地面积的丈量，以及灌溉水利系统的设计等。从实用性出发，中国数学比较缺乏纯理的探讨，几乎没有形式逻辑，亦即没有严密的证明体系。中国人有数学头脑，有科学头脑，却缺乏对理论概念的探讨，所以虽如刘徽的割圆术等，能以简单的方式表达相当深奥而复杂的道理，很符合数学结构的特质，然而终不能带动整个科学文明的发展。
西方科技文明数学化的过程中另一个重要契机，是符号系统的完成。十五世纪引进加减号至十六世纪末笛卡儿集大成，完备了数学特别是代数学的特质，带来了深远的变革。在中国却几乎未见任何对符号系统力求创新的企图，中国古代的筹算制度固然促进了中国数学的发达，同时也限制了中国数学抽象化、理论化的高度发展。数学经典只看到命题和答案，没有演算的程序，少见具体的推理过程。这是因为如此便捷的利器，工具的依赖性使中国数学家不曾感受一种符号系统的迫切需要，而且依赖工具，日久成习，也容易剥夺抽象思考的运算或推理的能力，使理论进一步精密化发生了传统上的严重阻碍。
中国古代对固氮植物的认识和利用。
梁家勉（广州）
人们发现植物固氮从而进行研究，国外由1886年黑尔里格尔（Hellriegel）开始，至今未满百年，至近二三十年才有较显著进展，为一门相当年轻、前途很有希望的科学，特别在农业上的用途与潜在用途越来越大（生物工程以及于固氮基因移植等）。
六豆很早就生长在中国，先秦称“菽”，已认为它本身含有肥泽：“菽者稼最强”、“豆有膏”。两汉至两晋已知“养豆美田”（《汜胜之书》）。从南北朝至五代，则已用豆类作绿肥，或以豆类备轮栽，为“前荏”，使“后荏”之谷类或瓜类丰收。亦有用之间作：“种小豆于瓜中”可达到“瓜收亩万钱”（《齐民要术》）。《齐民要术》还提到木本之槐（豆科），可与麻夹植而互利。至北宋以后，同时认识到非豆科植物如杨梅、愷木、“苔华”（见《农书》，指红萍、藻类等水生孢子植物的共栖群落）等数十种植物，同大豆一样具有肥效，并明确出现了大豆根瘤的记载。
达尔文所据中国百科全书考释
吴德铎（上海）
关于人工选择，达尔文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他从“中国古代百科全书”中找到不少他的理论赖以建立的重要支柱。达尔文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公认的是下列三书：《物种起源》、《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此三书中共有十一处提及“中国百科全书”，但均未注明此语实指中国古代何书。通过十一处所提及的具体内容的考释，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说的“中国古代百科全书”，乃指十八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编写的《中国纪要》；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中则是指明代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他提到了该书的出版年代和请倍契翻译的有关鸡的家养和变异的内容，基本两相符合；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的脚注采用了迈耶斯译自《本草纲目》的有关金鱼驯养材料，所以此处所述“中国古代百科全书”也是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欧洲医学与中国医学历史总进程的比较研究
马伯英（上海）
世界医学，包括中国医学，执其荦荦大端而言，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基本阶段：开始是医学起源阶段，尔后为医巫混合阶段，进一步发展则是自然哲学的医学阶段，至近代，欧洲医学进入了实验医学阶段。目前大家都向着未来医学阶段（一般称之为生物、社会、心理模式）推进。
自然哲学的医学阶段在古印度有“三元质学说”，在古希腊有“四体液学说”，在中国为“气、阴阳、五行学说”，都是当时人们以医学经验为基础，用当时自然哲学观点作出的理论总结。自然哲学本身是一种以直观和推理方式对自然界总体发展规律的认识，所以包含有很多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但同时有不少“荒唐的见解”，因此欧洲的“四体液学说”等最终被排除，为实验医学所替代是不奇怪的。欧洲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阶段也使医学拖向没落，直到文艺复兴以后，实验医学的方法使之突飞猛进，形成了直线上升。中医学基本上也是一种自然哲学的医学，但其所包含的真理性和实践性较之欧洲的古代医学要强得多，因此二千年来一直保持发展的势头，唯其比较平缓而已，并且至今为实验医学所不能取代。本文以积分法作出欧洲医学与中国医学发展的曲线，两相进行了比较。
中医学内在的发展动力，还在于其自东汉末年的张仲景开始，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阴阳五行学说等基本理论化成了具体的用以指导诊疗疾病的临床辨证论治体系。同时从方法论角度研究，中国的自然哲学医学理论具有朴素的系统论方法论特质，是与实验医学的原子论（还原论）方法论完全不同的，但又颇具生命力的方法论体系，它不但不会被实验医学的分析方法所替代，相反，在今天是更可与之携手向着未来医学的新模式前进的。亦正因此，中西医结合是有着广阔的前途的。
欧洲印刷术起源的中国背景
钱存训（美国）
中国应用雕版印书比欧洲要早大约800年，活字印刷早400年。有些学者闭口不提中国印刷术对欧洲的影响，或竟认为欧洲的活字印刷是其独立发明。实际上，法国安德烈 · 布鲁姆关于金属活字因为材料和方法完全不同所以并非渊源于雕版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一种新发明，原理或意念是最重要的，而材料和方法乃是次要的。最近有一研究说谷登堡（欧洲最早推行活字印刷的人）在门兹市开设的印刷所因亏累倒闭后，原拟用作装饰其42行本《圣经》的人像铜板就用作印刷纸牌。这一研究揭示了谷登堡和雕版印刷的密切关系。英国收藏家约翰 · 巴格福又认为欧洲的印刷术是从古罗马人的奖章、玺印、祭器底部印记或人名而得到启发的可能性更大、印刷技术发明的前驱确主要是印章和墨拓，但西方的印章在其形状和作用上都没有引导到发明印刷的可能性，因其为圆柱形或椭圆形的神符性质，打印在粘土、胶泥或腊上，很少印在纸或羊皮一类柔软材料上。中国的印章则多半正方或长方，平底，刻反体文字，通常在纸上盖印，这些特点与雕版印刷非常接近，因而导致了雕版印刷的发呢。墨拓的原理及过程和印刷术更是十分相近，在中国的起源可追溯到公元六世纪，和最早的雕版印刷年代很相近。而西方描摹复本，通常用彩笔一类工具把铜器、墓碑、墙砖、木雕和餐具上的图案加以复描，墨拓技术直到二十世纪初才从东方传人。印章和墨拓的技术相结合，加以佛经需要大量的复本以代替手抄比较繁杂的中国文字，导致了雕版印刷术很早就在中国产生，而这种需要，在当时的西方并不存在。
中国印刷术之传到欧洲，已有很多人提出了许多具有说服力的旁证。西班牙作家孟多萨在1585年刊行的一本有关中国最全面也最有权威性的著作中，就用了两章篇幅详细叙述中国的书籍和印刷术，指出谷登堡1458年即以经俄罗斯和阿拉伯传到德国的中国书籍为其印刷术的最初基础。还有传说意大利人潘菲罗 · 卡斯塔尔迪（1398 ~ 1490）因见到马可 · 孛罗从中国带回的书籍而于1426年使用了活字印刷，1868年在隆巴尔第还塑立了铜像以纪念他把活字印刷术引入欧洲的荣誉。另一传说是讲谷登堡的妻子为威尼斯人，因此谷登堡得见从中国携回的书板，受启发而有活字印刷术在欧洲的发明。不管如何，欧洲最早的雕版和活字印刷的源流中，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渗有中国的血脉。
从造纸术的发明看古代重大技术发明的一般模式
刘青峰 金观涛（北京）
纸是一种人造材料，是人类真正的创造，要比古代其他发明更困难、更不容易被想象。因此围绕中国古代为什么在西汉就能发明造纸术进行讨论，对于提出古代重大技术发明的产生及技术转移机制的一般模式，可能是有益处的。首先，每种技术产品都得满足于一定的需求结构。中国原来采用的竹简、木牍、缣帛等较之古埃及的纸草、欧洲的羊皮有某种缺陷（幅度不大，绘图不便），而西汉的统一帝国又对舆图、文书有特殊需求，这成了纸发明的潜在动力。社会结构的变化尤可使这种需求结构上的缺陷危机化，从而成为新技术发明和应用的社会动力。在中国传统的制丝技术中，纸本来作为填充料出现以代替丝棉，这种填充料形式的纸是书写纸的中介产品，西汉坝桥纸即为实例。薄片状的缣帛丝织品用于书写，进而薄片状的丝渣、麻渣薄片（主要是后者）作为书写材料，在此示范作用下产生了第一张书写纸。东汉时黄河流域天气趋冷，大片竹林消失，使竹简著书失去了材料来源，引发了纸的大量生产，至魏晋南北朝则因社会动乱而人民逃亡，致成了新技术的传播。因此，需求结构的潜在动力、社会动力、中介产品的出现、传统技术产品的示范作用、旧技术本身遇到的不可克服的危机（如资源危机）等，可能是类似造纸术这样的重大技术发明的一般模式因素。
中国炼丹术的模拟实验研究
孟乃昌（太原）
中国炼丹术发端最早，源远流长，很多丹方包含若中国炼丹家对黑火药成分发现的记录。《道藏 · 诸家神品丹法》中“《孙真人丹经》内伏硫黄法”：“硫黄一两，硝石一两，硇砂半两。右三昧为末，坩埚坯成汁，泻入槽中，成伏关。”经作者作模拟实验，控制操作条件并进行因素分解，其结果证明配方是合理的，方法是科学的。原方有四个特点：1. 方法本身既有离子交换型炸药成分；2. 又兼有硇砂的灭火因素，终于使全方混合物燃烧性减弱；3. 混合产物比单一产物的优点在于能在较低温度进行；4. 产物比例接近现代测定的低共熔点混合物。原方药味及分量的巧妙性和意义的丰富性实令人惊叹。本文从炼丹配方角度进行科学实验，是过去的科技史研究者没有做过的。
从北京永乐大铜钟的铸造技术和音响效果看明代早期的科技水平
凌业勤 陈通 夏明明（北京）
永乐大铜钟约铸于1420年前后。全钟高6.75米，钟口外径3.3米，钟唇厚18.6厘米，总重量46.5吨。比例协调，造型优美悦目，尤其铸满了汉字、梵文共23万字，书法端楷，铸造过程中未冲坏一字一划，连笔锋亦如手写一般。钟声宏亮，深厚绵长，乐音幽雅动听，音响效果完美。全钟乌亮，无一丝斑点锈色。
这样的铸件水平，显然居于世界前列。据分析比较，系采用传统泥型铸造。为求好的音响，必须一次铸成，故须准备铜液50吨以上，在古代无大型电炉、机械化吊包灌注条件下，有可能以《天工开物》所载“地坑造型”法以“流槽连续浇注”技术进行。该铜钟经光谱定性分析，其铜合金成分与机械性能曲线关系恰到好处，强度高而硬度适中，如此经验配料，实属罕见。其声学特性研究，频率成分、钟声衰减和传播距离等均甚符合现代音响原理。不同部位造成了许多分音，并产生拍频现象，发声连绵不绝达70秒以上，声音起伏，时远时近，较好环境下可传20公里。此铜钟证明我国古代在铸造技术与音响科学方面有较高水平，明代早期仍居世界前列。
商周青铜合金配制和“六齐”论释
华觉明（北京） 王玉柱 朱迎善（哈尔滨）
本文在历年积累的数据资料基础上，运用数理统计的观念和方法，揭示了商周青铜合金配制的演变规律和技术成熟程度，其突出的表现在于锡青铜的系列化和铜锡铅三元合金的早期使用，这证明了中国青铜文化的独立起源。同时，从合金系列的演变与成型，也进一步肯定了商周青铜文化的统一性是高于地区性特色的。史书记载的“六齐”正是商周青铜合金配制法则主干，是世界上最早见诸文字的合金配制法则。
［马伯英摘自“第三届国际中国科学史讨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