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前者是研究工程；后者是研究动物学和环境科学。他们用自然科学的观点与方法来研究重大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比较典型地反映外国科学家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方面的研究工作，供读者参考。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在社会经济学中的起源、意义和存在已经讨论了半个多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对它的兴趣淡薄了下来，但是上一年代世界范围的经济下降趋势刺激了对它的新的研究，证明经济长波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

康氏周期在欧洲研究得最为广泛。1983年10月，位于维也纳的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和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所合作，发起了这一主题的第一次讨论会。下一次讨论会在1985年6月举行。

对这一理论的出色评述和关键年代的确定、是范 · 杜金（J-J-Van Duijn）在1983年出版的《经济生活中的长波》一书中作出的。根据他的数据计算出欧洲经济长波的关键年代：欧洲的高潮转变点（经济繁荣时期）发生于1819年、1871年和1918年。低潮转变点（萧条时期）发生于1792年、1846年、1895年和1940年。

用以联系欧洲经济长波与美国经济动态的数据甚少。但是美国从建国开始就和欧洲连结在一起，而康氏周期是如it之长，即使二百年前的交通运输和通讯时间与之相比也是短的。

美国和欧洲经济中的长波

美国经济和欧洲经济中的转变点可以找出密切的一致性。美国和欧洲经济长波之间，无论是长度还是相位，其差别都是可以忽略的。

从经济数据所得出的长波转变点和历史上的描写是完全一致的。三十年代的萧条时期还过去不久，我们还能记得它，或者认识那些度过这一时期的人们。

年代的萧条也是很深的，杰克 · 伦敦在上世纪末研究萧条的著作《深渊中的人们》，以及他对美国流浪汉生活的描述《道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新剑桥现代历史》中说：“1836年到1842年的萧条，其程度和持久足可和以后的萧条一样称之为‘大萧条’”。

繁荣时期通常使过来人难以忘怀。剑桥历史中是这样描绘1870年代初期的：“说煤矿工人在1871 ~ 1873年间喝着香槟酒也许言过其实了，可很多挣工资的人确实得到了较多的馅饼、可可、肉等等。‘饥饿的四十年代’过去了。”

以后的长波高潮出现于本世纪的“繁荣的二十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时期。

经济长波和战争

长波和战争的联系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但是至今未能建立定量的关系。但是，关于战争的数据资料十分丰富。其中之一是瑞特（Quincy Wright）的《战争研究》（1942年），包括一些对战争原因的精彩分析。理查特森（Lewis Richardson）在《致命纠纷的统计》（1960年）一书中估计了315次不同战争各杀害了多少人。

威尔金森（David Wilkinson）在《致命纠纷：理查特森及其战争统计研究》（1980年）一书中对理查特森的数据作出重新考察和分析。这些数据资料，包括国家之间的战争和国内战争，但主要注重那些影响了工业化国家的战争。

把战争中直接、间接杀死的人数加在一起，就得出了一个表明战争强度的很好的指标。例如，战争死亡人数在下述时期形成高峰：拿破仑战争，1865年美国国内战争和欧洲战争时期，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1838年，1888年和1928年，恰恰在经济低潮点以前，战争死亡人数显示出戏剧性的最低点。经济周期与战争死亡人数的高峰与低谷之间的相关关系是令人震惊的，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例外，它是一次“早熟”的战争，或许和第一次大战末凡尔赛条约的严厉条款有关。

未来的繁荣、萧条和战争

在以往历史上，经济低潮相隔41年，49年和53年。因此，1936年的最后一次低潮意味着下一次低潮出现于1977年或1985年或1989年。下一次低潮也可以从以前高潮与低潮之间的间隔估计出来。这种间隔在以往历史上分别是33年，22年和19年。最近一次高潮是W55年，所以下一次低潮应出现于1988年或1987年或1974年。将已经过去的日期剔除，上述四个估计值平均，表明下一次经济低潮点应该是1987年。

最近一次经济高潮发生于1955年。历史上高潮之间的间隔分别是60年，46年和36年，这就意味着下一次高潮将发生于2015年或2001年或1991年。同样，历史上低潮点到高潮点之间的间隔分别是20年、27年、24年和19年，如果我们将下一次低潮定在W87年，那么下一次经济高潮点将发生于2007年或2014年或2011年或2006年。取平均值计算是2006年。

在我们掌握数据的二百年中，战争死亡人数的高峰是在经济长波低潮点后面19年，23年和6年。如果我们将1936年到1942年的数据置于一边不算，下—次战争死亡人数高峰是2008年。战争先行于经济高潮点8年、1年和13年。如果下一次经济高潮点发生于2006年，那么下一次战争死亡人数高峰应该是1999年。

这些计算说明，如果将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外推至未来，那么，我们现在正接近一个经济低潮，随后在下世纪初将出现好转。计算指出，以后的十年是战争冲突较少的时期，但下世纪初却是危险的。

外推表明，下一次重大战争时期的死亡人数大约为10亿人，平均有十年时间，每年死亡1亿人。这样的死亡总数完全是现代技术能够达到的，如果发生核冲突，则死亡人数还会大得多。

怎样对付长波

是什么力量推动着经济长波？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它？康氏长波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它不能归结于任何单一的简单原因。在表现出系统不稳定性的系统中，必须考察整个组织，以期发现几个高灵敏度点，在这几个点上，微小的变化就能影响较大的实体。

工业社会的历史潮流基本上是每半个世纪发生一次战争和萧条。长波中还嵌着几个较短的周期，其中有一种18年的不动产周期，在每个长波中出现三个短周期。实际动态远不是准时划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比预测的时间早发生好几年。经常发生不规则的情况。

当我们处理历史数据时，永远不能证明因果关系、我们所能做的，充其量是观察到某类事件总是在另一类事件之前重复发生，或者某种时间序列在另一种序列之前改变特征。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作出几点论断。

正如斯特曼（John D. Sterman）所指出的（《经济长波的行为模型》，1984年），长波似乎是由两个效应支配着。一是两代人口统计周期，二是与工业有关的关键因素。

经济中的工业部分是由三种关键部门组成的。第一种部门生产寿命为几年或更短的消费品，受供应与需求的制约，变动快而难以预测，消失得也很迅速。第二种部门，最典型的就是房屋建筑，在10年至20年的中等时间尺度内起作用。这种部门有过量生产和超市场需求的强烈倾向，导致振荡（这就是著名的18年不动产周期）。第三种部门是重工业。这儿的时间常数更长，投资更大，能够影响政府的政策。

回顾一下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 些事件，可以说明上述因素是怎样结合起来的。在上一世纪的中期，经济增长导致市场饱和与失业，从而将世界拖进了1870年代的萧条。前途莫测与失业的增长，害怕别的国家，使欧洲国家纷纷结成从未有过的联盟。这些联盟将整个系统推到了日益脆弱的稳定之中。

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年代末以前，工业社会各国是如此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在经济上，而且通过互助条约——任何地方的麻烦都会引起所有地方的麻烦。这是一个能被某些随机事件瓦解掉的系统。费尔迪南被暗杀就是这样的一个事件，如果它不发生，别的什么乱子也一定很快会出现的。

紧张局面一旦形成，军备就抓紧了。军火商趁机扩大生产。工人们愿意接受军火生产，因为它意味着就业。H. G. 韦尔斯曾愤怒地指出：“钢铁工业现在满腔热情地追求着唯一的目的——吃人。它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造过新的轮船、大桥、铁路和钢架房屋了。但是它仍能制造枪炮杀人。”

欧洲军火工业很快就热气腾腾，把世界从萧条中解脱出来，但是形成了冲突的形势。战争是对系统的一次振荡，这种振荡通过一系⑸事件引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直至今天还影响着我们。

上述世界观点有强烈的决定论思想。技术可以变革，但人类却易于遗忘，市场的生产过剩和不足一如既往。但是决定论并非问题的终点。尽管这儿有一种不变的模式，但还有许多随机事件，而且模式还隐藏在背后，还需要我们把它清理出来。如果我们认清了我们的社会经济系统振荡的固有趋势，我们就能够确定改变事物的最佳时机。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变革。

[The Futurist，1985年4月]

________________

*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是以二十年代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命名的长期经济周期，每个周期为五十年到六十年。康氏认为，生产技术上的革新、战争和革命、新布场的开辟等是这种长周期中有规律的部分。——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