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家同自然科学家的交谈揭示出在评估潜在的温室变暖效应对经济的影响问题上存在巨大的分歧。

对全球变暖的前景的关心,提供了一个有关在经济增长和资源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的两种不同观点的尖锐对立的明显例子。

在一个极端是一种乐观的进取精神,它所看到的是人类可能实现无限的经济增长。按照这种看法,地球上有用不完的放牧地可供发展畜牧业之用,有富含近海石油的海洋和可供开采的天然气,有在其上可以建造机场和停车场的沙漠,而当什么地方发生资源缺乏时便会容易地找到替代品。在这种进取的观点看来,人类社会很容易适应因温室效应而引起的全球温度的微弱上升。有开拓精神的人可能预言在俄国和其他极地地区会出现一片新的领域,他们相信变暖会开辟出广阔的新地带以供采矿和人类发展之用,甚至还可以想象能够到阿拉斯加去冲浪或到西伯利亚去享受日光浴。

而在另一个极端则有一种执拗的信念,它发现对人类尤其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系统的每一个前沿来说,都存在着限制性因素。经济的发展终究会受到资源短缺、人口过多和致命的污染的限制。按照这种观点,非预期的后果威胁着大多数人的创造发明的才能,对此我们应该保持空前的警惕性,“限制论者”相信全球变暖会给自然生态系统带来可怕的危险,而且会泛滥成灾给人类的文明带来威胁。他们警告说,那些不能很快适应的系统有丧失的危险,如像珊瑚礁和森林;他们担心那些滋生在扩大了的热带地区的害虫和病毒的侵袭;他们为不可缺少的人类支持系统的破坏而感到焦急。

在这一点上,没有一个人能有把握地说,在这些对全球变暖的看法中哪一种看法是正确的,或者在什么样的尺度上两者中之一更接近真理。目前,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能有很大的把握来预言气候会如何变化,也不能轻易对这些变化的地球物理的、生态的或社会的反应作出预测。我们只有对气候变化和它可能引起的社会反应的“最佳猜测”方案。即使是这样,可能从二者中选一的后果的范围甚至也会超过最丰富的想象力。例如,许多分析未来气候变化的危险性的人认为,最大的影响不会是来自由气候和经济模型显露出来的平稳的,线型的预测结果。而对人类的前途带来的最大危险,在于或然率低但后果严重的事件,可能包括很难或不可能预测到的灾害性变化。

由于采用习用的技术来收集信息有困难,现在的研究采用了另一种方法——测验专家的意见。这里所说的测验方法的原始目的是为了建立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的评价方法用来对全球的变化进行定量的模型化处理。但是,一旦工作开展起来,测验就按它本身的规律行事。它变成了一种揭示那些对全球变暖及其影响和不定性的程度进行过深思熟虑的人所持的观点之间的分歧的手段。

测验方法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在同回答者相互沟通的过程中,我发展了这种测验方法。开始时是利用一封扼要阐明观点的信在3个人(两名气候变化问题专家和一名在测验方面有丰富经验的专家)中传阅。由我们的讨论中又引出了一封给几位有可能应邀参加我们的讨论的回答人的信。

在全球变暖方面的专门知识,是用来选择参加这种测验的人员的关键标准。在这一广阔的范围中,那些精通全球变暖对经济的影响的人和具有在经济统计方面的工作经验的人最受欢迎。第一轮选择主要是从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温室变暖小组委员会和那些已经写过一些有关气候变化的经济学方面的文章的人当中挑选出来的。然后我又根据这一组人的意见准备了一份会谈纪要。

下一步骤是,要求回答人推荐一些能代表有学问的专家们的意见的人参加测验。这种过程引起了很快的裂变式反应,通过对那些被提名一次以上者和发表过关于气候变化的经济学方面的文章的人以优先考虑,对扩大了的名单加以调整。最后,有22人(包括作者本人)应邀参加,只有3人拒绝。虽然这种选择方法带有一些随意性,但它设计来是为了获得有分歧的而且有见识的意见。回答者由10名经济学家、4名其他方面的社会科学家以及5名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回答人的编号是故意打乱了编的,以保证做到匿名。

这种方法并没有终结

这种测验方法考察了随世界气候的重大变化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影响这一问题的几个方面。关于变暖会对全球产量产生影响的三种不同可能情况是:对21世纪中期大气层的CO2浓度的担心——到2090年使温度上升3℃(或能性A);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到2175年变暖会使温度上升6℃(可能性B);变暖进行得更迅速,到2090年全球的平均温度上升(可能性C)。

大多数回答者用世界总产值(GWP)的百分比的表达方式提供了他们的测算结果,1991年的GWP为21.6万亿美元(俄国和一些小国家除外,用1991年美元市场兑换率折合成的产值。)

所有的回答者都说,在可能性A的情况下,对经济的影响会最小;当为迅速变暖的可能情况C时,对经济的影响最大。可能性A的影响的最佳推测估算出的中位数损失(median loss)为1.9%。但是,由于这种估算有很大的误差,其平均值受到极端观测结果的很大影响。最佳推测的范围在0~21%之间,而平均损失为GWP的3%。

这样的反应分布也可以在可能性B和C的情况出现。对可能性B而言,它要求进一步对未来的情况进行预测,其最佳推测结果是:中位数损失4.7% GWP,平均损失4.7% GWP,而损失范围在0~35%

可能性C位于气候变化政府间评判小组(IPCC)和气候模型检定的结果的外边缘。虽然从现在的气候趋势看来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最新的冰核数据(icecore data),它并没有超出它的历史变动范围。而且,回答者对这种可能性的影响的最佳推测估算出来的平均损失(10.4% GWP),因估测损失范围扩大(从0.8%到62%)而增高。

以下是一组针对这三种可能的结果提出的不定性问题。在要求回答者作出他们的最佳推测(50%)评估之后,还要求他们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回答有关极端事件的问题。

首先要求他们指出每一种可能性的10%(较小的影响)和90%(较大的影响)结果。在此,回答者再次表现出很大的估测分歧。对可能性A,10%的估测结果在GWP增长2.0%到GWP损失10.0%的范围内波动。平均值和中位数均低于1.0。而在90%的情况下,平均值和中位数接近8.0和6.0,损失范围在0.5~31.3%

对可能性B的低的一端(10%)而言,回答者预言影响较适中,GWP的范围在增长1%到损失10%之间。然而在90%结果的情况下,存在一种很大的估测上的差别,GWP损失范围在1.5%与50%之间。

对迅速变化的可能性而言,回答者之间的意见分歧最大。在90%结果的情况下,GWP的损失范围在3%到100%之间。即使在低的一端,GWP损失的估测范围也在1%到20%之间。

对于第二种不定性标准,我提出了一种“高影响的结果”或然率,定义为全球收入降低25%或更多(相当于大萧条时的经济损失),在这方面,回答者对表明温度有大的和快速的升高的可能性表现出更大得多的关心。极端不利的影响的中位数或然率,对可能性A为0.5%,对可能性B为3.0%,对可能性C为5.0%。这些反应再次因少数极为悲观的回答者的看法而失真。例如有3个回答者认为,可能性C至少有一半同灾害性结果相类似,而有4个人则认为即使是在最快速的变暖情况下也只有引起严重经济衰退后果的1%的几率。由于这种失真,对可能性A、B和C来说,高影响结果或然率的平均值分别为4.8%、12.1%和17.5%。

观点的影响

下面我们转到对这些结果的定性看法上来。从这种测验中得到的主要印象是,专家们对气候变化的潜在经济影响在观点上有很大的分歧。在一个极端是自然科学家,所有的3个人都对温室变暖的经济影响表示了深切的关注。例如,这3个回答者的平均答案是可能性A的情况下引起严重经济后果的或然率为12%。而在另一个极端是经济学的其他子学科的专家,他们的主要关心并不在于环境经济学范围。这8名回答者认为产生这样不幸的后果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只有0.4%,或者说是自然科学家所预测的或然率大小的30%。对快速变暖的可能性C而言,自然科学家预测的引起经济灾难的或然率范围在20~25%;而主流经济学家的预测结果在0.3%到9%之间。对大多数其他的一些问题的回答也存在同样的差别,只不过有时差别不像这样大罢了。

是什么原因可能导致这种看法上的差异呢?一位回答者随心所欲地认为,经济学家对自然生态系统的错综复杂的网络知之甚少,而同样地自然科学家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惊人的适应性也了解不多,这一点是不太会令人感到奇怪的。一位回答者对这种观点分歧作了如下的解释:

人们往往有一种带启示性的倾向,例如许多科学家认为,在50年代发生核战争的或然率为百分之几,而在60年代一种更加现实的数字可能要比它低一个数量级。根据这种倾向推测,即使气候变化很大也不会出现那么可怕的后果。

另一名回答者在谈及进行政策辩论时的不同观点时说:我对那些参与政策制订过程的人们的观点的印象是什么?总的来说,他们的观点很肤浅而且考虑不周。人们对未来怀有一种恐惧,但对这种未来的预测实际上是缺乏根据的,科学家更倾向于保守,而政治家则倾向于看到超自然的可能结果。

是大灾难还是小事情?

从这种测验中得出的第二种印象是,对大多数的回答者来说,到2090年一种三级变暖的影响的最佳推测结果,用第17号回答者的话来说“只不过是一件小事。”只有3个回答者预计,可能性A的影响要大于3% GWP。在经济增长方面,就可能性A在下一世纪中取中位数预测的影响,将使人均年收入增长由1.5%下降到1.485%。在人类面临的许多问题中,全球变暖并没有受到很多回答者的高度重视。第16号回答者说:“全球变暖还没有被列入人民大众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同惯常的经济问题相比较更是如此。”

对生态系统的担心

许多非经济学家对自然生态系统适应气候变化尤其是大幅度的温度上升的能力表示了深切的关注。一位科学家(第19号回答者)说:

“在可能性B的情况下,我继续假定在极区将有大约20 F的较大的温度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一种重大的变化,我们将走向一个几乎没有冰的世界,并会遭遇到由此而带来的一切必然的后果。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冰的北极地区将会变成一种什么样子,那时将出现这样一些情况:地极附近的旋卷行云变弱;有一种风暴向北移动;在北极出现温和的气候;在高北纬度地区出现农业生产的可能性以及很多中纬度地区变成干旱……

如果我们遇到的是气候快速变化(可能性C)的情况,就还得加上这种变化的快速性,而生态系统便会因此而丧失其适应性。生物圈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有点感觉到这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影响。

二次效应

当全球变暖由预言变成现实时,一些回答者就社会以高度非生产性方式对此作出反应的潜力进行了预测。第18号回答者称,当温室变暖的现实变得更加明朗时,即使是一个不太大的气候变化“都会产生一种危机感,它可能导致短期的不合理的政策。”一位科学家(第10号回答者)把他的担心表述如下:

“我对未来气候变化的担心是一种复杂的格式塔(Gestalt)。我相信,气候压力会使实现许多重要的目标变得更加困难,尤其是在评价或利用自然界的多样性方面。特别是在高的速率和数量的情况下,热带地区将变成一片混乱,从而引发出大量的反馈,而自然界和许多人类活动又不能适应这样快的变化。这可能会导致病虫害的侵袭、难民潮和战争,所有这些担心引出了这样一种观念,在一个世纪中温度上升6℃,可能在第一小数位或然率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人类的适应能力

由于对社会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的假定不同,回答者的观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某人担心的是社会对正在临近的世纪之交作出的反应会类似于欧洲中世纪时流行的坏事情;而另一个人则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的适应能力的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致对大多数可能出现的情况而言,全球变暖的影响“基本上等于零。”一位经济学家解释说,按照他的看法,精力和智力才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唯一限制,只要有足够的精力和智力就有可能适应或发展新的技术以防止任何重大的经济损失。这位回答者还指出,气候变化可望发生的时间范围,足以允许新技术和其他的适应手段来得及发展。

另一位回答者详细地阐述了技术的作用:

“最为人们所忽视的是对技术的作用和对社会将如何随技术进步而变化的了解。如果我们在19世纪90年代就关心过全球变暖问题的话,那么我们所关心的是用马进行运输而不是用汽车。简直不可能设想从现在起的今后10年中,社会将会随技术的变化而变成什么样子。”

第19号回答者表达了一种类似的看法:

“技术将会发展,以便调节和顺应气候变化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提供克服变暖效应的手段。但是,要想表明未来的一或两个世纪中的技术变化的特点,最多也只能凭运气。我们真正能够说的一切只不过是,技术变化将会发生,而且正如同过去一样它们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抵消有害的影响。

我们理解的局限性

许多参加测验的人之所以会表示深切的担心,是因为人们对全世界生物地球化学系统了解太少,也许甚至从本质上讲它是不可知的。第18号回答者对这种观点作了很好的描述:

“另一种发展包含着破坏性的二次反馈的可能性,这在目前大部分还是推测出来的,提得最多的还是气候本身,而对生物区和海洋以及大气环流在目前情况下也不能排除在外。我预计,到21世纪中期,我们将有很充分的理由消除我们对反馈回路的忧虑……”

一位回答者担心热带地区的疾病蔓延。他说:“就主要的影响而论,我相信某些影响应该包括疾病在内,例如热带的疾病,它们在那里滋生而且传染得非常快。是否会出现相应的疫苗呢?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但这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一种系统的变化。”

还有,虽然回答者对客观或然率作冒险的预测的自愿性令人鼓舞,但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大多数回答者提供这种预测是带有保留和一种对这一任务本身的难度的认识的。然而,有一位回答者却拒不参加这种预测工作。他写道:

“我必须告诉你们,使我感到惊奇的是经济学家竟会自愿地对气候变化引起的经济后果作定量的预测,而可供利用的手段仅仅是对地球表面温度的平均升高所作的估测。当一个人将他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担心大气层的动态特性的奇想上时,令我吃惊的是他们竟可以将一种单一的全球系数——一种对描述气候状态来说极差的代用品转用来对全球经济状况的影响作定量的预测。

未来地球变暖的前景

最后,许多回答者指出,温室变暖只不过是在即将到来的下一个世纪中文明所面对的问题和不定因素之一。第2号回答者对他的观点作了如下的表述。

“上帝并没有同宇宙进行赌博”,这是艾伯特 · 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作出反应时说的话。然而人类却通过一种多方面的干预而同周围的自然环境进行赌博。关于我们理解和对付强加在我们的地球村身上的温室变暖造成的威胁的能力,根据个人的看法的不同,很容易作出乐观的或悲观的预测。一方面,我们真的正在以比我们所知道的更多的方式同我们的未来进行赌博。人类看来就像他们在有记载的历史之初那样喜欢争吵,而且他们已设计出对报复这种争吵来说十分有效的新式武器,与此同时,我们的观察和分析能力也有数量级的提高。监控、测量、分析和计算的结合,发展得甚至要比我们散发出温室气体、污染环境和砍伐森林的能力更快。在我们的争吵和污染环境与我们的推理和计算之间进行的这场赌博中,哪一方会取胜?这一问题还有待将来的历史作出回答。

[American Scientist,199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