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科学奖离我们还有多远？
我国的科技、人才和教育，如同其他改革开放的各条战线和领域一样，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和成绩。但还是不得不指出，总体上“我国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缺少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创造性人才”的局面，并未实现根本改观，这不仅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民族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的主要因素”，而且也如同一个巨大的问号，摆在了中国科技界和教育界的面前。如今，中国科技馆的专家组织编写的《48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寄语中国》一书的问世，恰好似一面镜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我国科教发展，特别是科技人才成长问题的比照机会。
首先，这一群热情“寄语中国”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科学生涯雄辩地向国人证明，他们的获奖科学发现既不是预定的，也不是组织安排的，而大多是个人兴趣、好奇心所致，是“很个人化的东西”（199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克罗托语）。从本书编录的第一位、195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西博格，至最后一位、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几乎每一位获奖者都如同两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桑格一样，用直接或间接的语言告诫中国青少年：“要想真正在科学领域里有所成就，就必须对它有兴趣，你必须做好进行艰苦的工作和遇到挫折时不泄气的思想准备。”
但从我国科学界的情况看，必须指出的是，从政府和科技、教育管理部门来说，往往热衷于在“尊重科学”的口号下，把许多稍有科学成就的科学家几乎都提拔到了“领导岗位”上，结果是不用证明了的：由于“领导工作”大大挤占了他们的科研工作的时间，客观上已经或正在迫使这些“领导干部-科学家”们的科研空洞化，充其量成了科学政策和科研管理方面的专家。不仅如此，在“尊重人才”的口号下，不少部门还纷纷出台了“XX工程”、“XX计划”，仿佛惟有按此公式办理，才能有组织、有计划地完成培养和造就“世界一流科学人才”的任务。然而，世界科学史表明，科学的研究不只是计划式或攻关式的。正如杨振宁指出，在最近“几十年最好最尖端的科技成果，绝大多数都不是用攻关的方法发明的。因为攻关式的办法是要你已经知道一个具体问题以后，才能提出一个`关'来，要不然你看不出那`关'是什么问题。而真正的科技内涵，很多新东西就是因为当时多半的人都不知道那里面有问题，而被少数人提出来，并加以突破。”
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是这个道理；科学人才成长也是这个道理。新中国建立逾半个世纪，改革开放亦已20余年，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在许多领域，我国“基本上还没有出现可以称得上国际大师级的人物”。众所周知，大凡有识之士都十分敬重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并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妨碍科技在中国的发展、进步”，“我们已经有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等六位华人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证明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
从普里高金到斯坦伯格，从切赫到克鲁岑，这些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在他们各自的“寄语中国”中间，都由衷而深情地说：“你应当为属于中国而自豪”（普里高金）；“我可以有把握地预测：在下一世纪（即21世纪），中国将发展成为世界上领导科技进步的强国之一”（克鲁岑）。借鉴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经验，听听他们对中国科学的忠告，难道我们还不应该认真反思一下我们至今依然认为正确，且还在实行的科学观念、科研体制，以及科技人才培养与使用的方式吗？
第二，这48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科学生涯还向国人证明，他们的获奖成就的取得往往可以追溯到他们所受的大学教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以至童年启蒙的家庭教育。统计研究表明，自诺贝尔奖颁发以来的100年间，共有466位科学家荣获自然科学奖。虽然他们来自28个国家，工作岗位也千差万别，但其中70%的获奖成果是在大学里完成的。由此反观我国的科技与教育，不能不说，是我国的教育水准制约着人才水准；而我国的人才水准又制约着科技水准。对这样一个反向推论，教育界的同仁们也许不愿意接受，因为他们觉得中国教育发展好得很。
也许问题的严重性正在于此。君谓不信？倘若你走进教育界，走进学校或教育机关，你随处都能耳闻这样四个而且几乎是达到了普遍共识的观点：中国的基础教育在世界上的位置属一流水平，美国的基础教育水平是很差的，因为连他们自己也承认在世界上常常处于倒数几名的位置；中国的高等教育是比较落后的，在世界比较的水平上是不高的；而美国的高等教育水平在世界上是一流的。哈佛大学的罗索夫斯基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最佳大学座落在美国。”耶鲁大学的肯尼迪（《大国兴衰史》的作者）则称：“这个国家在其大学里拥有不可估量的知识资本，其他国家的高等学校根本无法与美国的大学相提并论。”
如果再把这四个观点，作为四个坐标点画在第一象限平面图上，看看一个国家的教育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曲线呢？何以证明“中国的基础教育在世界上的位置属一流水平”这个几乎基础教育界人人都在传诵的判断的正确性呢？笔者无意指评我国基础教育的水平问题。但据我国高教专家对几千名我国大学毕业生的调查分析表明，“无论是`文化大革命'前还是最近十几年的大学毕业生，其共同的弱点是`平而不尖'”，那么，能说这种缺乏尖子人才的状况与基础教育没有联系？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多的是人口，缺的是人才；其中，一流大学和一流的科技人才尤缺。邓小平同志早在20多年前就告诫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借鉴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经验，重温邓小平同志关于可能出现教育危机的忧患忠告，难道我们还不应该认真反思一下我们的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内容与方法吗？
第三，众多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科学生涯也向国人证明，他们通向诺贝尔科学奖的求学道路是各不相同和多种多样的。从学历来说，有像李政道这样没有小学、中学和大学文凭，而只有唯一一张博士毕业文凭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从家境来说，有像西博格这样的依靠勤工俭学而读完小学、中学和大学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更有像布朗那样因早年丧父家境贫困而中学阶段曾两度停学经商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从学习成绩来说，有像两度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桑格，他的学习成绩从小学至大学，一直“成绩一般”，且始终“没有什么起色”；从所学专业领域来说，既有大学哲学专业毕业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莱恩，又有只上到中专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克鲁岑，甚至更有以文学学士毕业，接着又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瓦慕斯。尽管多数人是顺顺当当读完小学到大学课程的，但恰如丁肇中指出，他所认识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间，甚至“这个世纪比较有名的科学家，考第一名的很少。”
此外，还需补上一句，这48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大多数并非从名牌小学、名牌中学，一直读到名牌大学的，恰恰相反，非但不是名校，有的只上过类似我国大专的短期学院，且上了一个学期就连学校还关了门的。然而，这些当代科学大家的求学生涯中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是或迟或早“在某一时刻会突然有一种探索欲望”的人。所以，他们在“寄语中国”青少年读者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希望既要有“广泛的知识”，更需要有“创造性思维”，而且谆谆告诫说：“能够产生这种探索的欲望是很可贵的，但更可贵的是成为那些能够进行探索并找出答案的人。”
值此世纪之交，我们正在深刻感受着由党的改革开放路线而带来的愈益强盛的国力，同时，我们又心情不无沉重地直面着“诺贝尔科学奖离我们有多远”的民族情结。
（这是作者在中国科学技术馆和海南出版社联合举办的有关《48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寄语中国》一书座谈会上的发言，本刊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