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科学家中,现年84岁的阿诺·莫图尔斯基(Arno Motulsky)有“药物基因组学之父”之称。1957年,莫图尔斯基博士(当时他是华盛顿大学的医生兼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报道了两个药物与某些人类基因产生的酶有负的相互作用,他同时也很想知道这种现象是否在其他药物中也存在。结果,这一问题引发了一场学术革命(莫图尔斯基是犹太人,在纳粹德国长大,二战时离开了欧洲来到美国)。不久前,《纽约时报》记者克劳迪娅·德莱福斯(Claudia Dreifus)就莫图尔斯基的童年经历以及84岁高龄仍坚守在实验室一线等话题采访了他,以下是访谈内容。
 

阿诺?莫图尔斯基认为,我们对于基因研究领域众多奇迹的了解远远不够

阿诺·莫图尔斯基认为,我们对于基因研究领域众多奇迹的了解远远不够

 
  记者:1939年您和您的母亲、兄弟姐妹一起,乘一艘远洋船从汉堡前往古巴,最终上岸了吗?
 
  莫图尔斯基:我们乘坐的“圣路易斯”号船到达了哈瓦那港,但古巴政府取消了大多数乘客——差不多1000个难民——的过境许可,使我们无法上岸。
 
  记者:您那时一定很害怕吧?
 
  莫图尔斯基:那时我15岁,在这个年龄段的人是很容易保持乐观心态的。当时船上有很多老年人,他们过去在集中营呆过,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有更清楚的认识。几天来,人们不断上诉,恳求美国政府接受我们,未果。后来古巴人命令“圣路易斯”号离开哈瓦那港,当时的船长——他是一个相当好的人——驾驶着这艘船沿佛罗里达海岸而上,希望事情能发生变化,你都能看见迈阿密(著名的滨海旅游城市,位于佛罗里达半岛东海岸南端——译者注)了,最终“圣路易斯”号还是返回了欧洲。我们一家得到比利时政府的收容。在布鲁塞尔呆了一年后,我们得到了去美国的签证。但是在我们离开前,比利时被德国军队占领了。
 
  记者:你们被拘留了吗?
 
  莫图尔斯基:是的。我先后被送往法国的几个集中营。尽管条件非常恶劣——饥饿、伤寒等困扰着我,但是我总是想方设法知道外面正在发生什么。我总尝试着弄些报纸,而这是非常困难的。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法国维希政府[维希是法国中部的一座城市,位于巴黎东南方向,是著名的温泉疗养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即1940年7月~1942年11月期间是战时法国(亨利·贝当统治下)的政府所在地——译者注]把我们这些被拘留者移到了马赛附近的一个特别集中营里。在那里,我们被允许去马赛的美国驻法国领事馆。在领事馆里我花费了很多时间,恳求他们对我的已到期签证进行续签。
 
  就在我18岁生日前,续签成功了。因此,在还差10天就18岁时,我离开法国去了西班牙。从西班牙去了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最后到达芝加哥(我的父亲就在那里)。如果我的签证再晚些时间办下来,今天我就不会坐在这里了,因为佛朗哥(Francisco,1892~1975,西班牙军人,1939~1975年为西班牙国家元首——译者注)禁止18岁以上的男子通过西班牙过境;我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终结生命了,就像我所在集中营的大多数人一样。
 
  记者:你的母亲和兄弟姐妹后来怎么样了?
 
  莫图尔斯基:有两年时间没有他们的消息。在布鲁塞尔,他们被命令“在东部重新定居”。后来在比利时朋友的帮助下,他们非法进入了瑞士。直到1946年,我们才团聚。
 
  记者:您是怎样成为医生的?对一个身无分文的年轻难民来说,那肯定是非常不容易的。
 
  莫图尔斯基:我真是超幸运的。我20岁时应征入伍!由于战争,军队需要医生。他们把我纳入了一个特别机构,在那里我被送往耶鲁大学,后来去了医学院。
 
  记者:遗传学是怎样成为您的专业的?
 
  莫图尔斯基:在芝加哥的迈克尔·里斯医院时,我遇到了血液学家卡尔·辛格(Karl Singer)博士,当时他掌握了研究血液的现代化手段和方法。我对此很感兴趣,因为有很多与血液有关的遗传病,于是我就对血液学的遗传方面产生了兴趣。
 
  记者:1957年您观察到某些基因产生的酶和一些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您当时是否认为这一发现是很重要的?
 
  莫图尔斯基:是的。但是这个想法在当时不容易被他人接受。我记得去拜访过一位重要的药业公司主管时,曾对他说:“我发现了一种研究药物反应的新方法。”他没有表示出兴趣,只是敷衍说:“药物反应?”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事情在慢慢地发生变化(这是因为当时对这种研究难以进行测试)。但是现在,随着新的DNA测试技术不断问世,你能又快又好地做很多事情。利用现代计算机化的基因组学研究新技术,你甚至能同时测试对许多种不同酶的反应。
 
  另一方面,我认为药物遗传学的前景有时被炒作过度了。有些人认为,我们用一张个性化的处方能够解决几乎一切问题。其实,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这将是耗资巨大的。
 
  记者:健康保险是否将为DNA测试和病人定制的药物付款?
 
  莫图尔斯基:这是一个问题。让人觉得有希望的是,对个人的基因组进行测序只需花费1000美元不久将变为现实。一旦找到测序基因组的低成本方法,个性化药物的价格也将会降下来。
 
  但是,人们也不要被误导。对于很多人期望基因组研究领域里出现众多奇迹而言,我们今天了解的关于它的知识还远远不够。什么在调控基因?基因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关于这些问题,还有很多需要研究的东西。眼下我们不会有这些问题的答案。
 

年经时的阿诺?莫图尔斯基

年经时的阿诺•莫图尔斯基

 
  记者:您已经84岁了,仍在工作。您在实验室里做了些什么?
 
  莫图尔斯基:使我感到兴奋的一个研究项目与人类颜色视觉有关。大约8%的男性遗传了红绿色盲,这是位于眼睛后部的——实际上是大脑的一部分——视网膜圆锥细胞(retinal cone)对颜色敏感的色素发生了遗传性的异常造成的。我们的实验室发现,在拥有正常颜色视觉的男性中,50%的人的红色素中有丙氨酸,而另一半在同一位点携带的是丝氨酸。这个发现意味着,完全相同的红色被认为是不一样的红色,这取决于一个人的遗传组成。
 
  记者:知道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莫图尔斯基:因为遗传性,不同的人在看到相同的东西时也是有区别的。弄清楚这一点是非常令人振奋的。我认为,在研究更为复杂的大脑功能时,这一点可能是有用的。如果20年前知道这点,我将选择研究神经遗传学。大脑里正在发生什么,这是遗传学里最后一个新领域。
 
  记者:您童年的经历对您的人生和今天的工作有影响吗?
 
  莫图尔斯基:我常常在思考这个问题。无论何时,当有好事发生时,我总对自己说:“瞧,你几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好事。”当我看到来自非洲的图片时,我就想“那个可能就是我,我曾经是一个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