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面对的威胁以及采取的做法，定义了我们的时代。为什么我们在面对潜在危机时，仍然如此目中无人呢？
老彼得 • 勃鲁盖尔1562年的画作《死亡的胜利》（The Triumph of Death）
现在，全世界正经历着近100年来最致命的一次传染病大流行。中国已经有数千人死亡；韩国、伊朗和意大利大规模暴发；其他国家也正准备面对疾病的冲击。我们无法预估死亡人数，或许以千计，或许会过万。在人类自认先进的医疗水平下，我们这个物种依旧如此脆弱。
为了认识到人类的脆弱并做出正确的抉择，我们要预估最坏的情况：一次大流行究竟会糟糕到什么程度？科幻电影设想的严重大流行甚至终结了人类文明，导致人类灭亡。我们已然认识到了这种潜在威胁，可以肯定，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并不会如此严重。但是，没人知道下次的大流行会怎样，为了弄清这一点，要把这次的暴发置于更宏大的背景中，让我们回顾历史上的至暗时刻。
1347年，死亡笼罩了欧洲：起点是克里米亚的卡法镇，开端于蒙古军队的进攻。四散的商人不经意地将疾病带回了意大利，并从那里传播到了法国、西班牙和英国，远至挪威，并横跨欧洲的其他国家，到达莫斯科。6年内，黑死病攻下了整个欧洲。
上千万人被疾病折磨，他们的身体千疮百孔。一些人脖颈、腋窝和大腿的淋巴结肿了起来；一些人皮肤因皮下出血而变黑；另一些人咽喉和肺脏发生了坏死性炎症而不断咯血。他们都出现了发热和乏力，身体渗出恶臭的分泌物。
死者的数量多到需要挖掘集体坟场，甚至墓地出现紧缺。黑死病在欧洲大地肆虐，在那6年中，欧洲失去了1/4到一半的人口。中东地区也被瘟疫蹂躏，约1/3的埃及和叙利亚人丧生。疾病可能也席卷了中亚、印度和中国。由于14世纪史料记载匮乏，我们无法得知真实的死亡人数，但最保守的估计是全世界大约有5%~14%的人死于这次大流行，可能是人类经历过的最大灾难。
黑死病并不是为人类带来巨大创伤的唯一生物灾害，甚至也不是唯一一次淋巴腺鼠疫。公元541年，查士丁尼瘟疫重击了拜占庭帝国，在3年内大约带走了3%的世界人口。
1492年，欧洲人到达美洲大陆，两个种族都为对方带来了全新的疾病。成千上万年来，相互隔绝的群体对不同的疾病种类建立了抵抗力，却逃不过完全陌生的疾病。美洲人民在这次“交流”中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染上了麻疹、流感，以及破坏力尤为强大的天花。
在接下来的100年中，侵略与疾病相夹杂带来了大量的死亡——而死亡数由于现存人口数量资料的不足，可能会成为永远的谜团。在那个黑暗的世纪，美洲可能失去了大于90%的人口，当然也可能并没有那么高，同时也很难厘清这些人口中因侵略和战争而非疾病死去的人数。经粗略的估计，世界人口减少了大约10%。
又过去了几个世纪，全球化进程不断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大流行成为可能。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一场毁灭性的流感大流行，现被称作1918西班牙流感，肆虐了六大洲，甚至波及了遥远的太平洋岛国。全世界约1/3的人口被感染，3%~6%的人死亡。死亡数甚至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暴发时的西雅图警察
这样的灾难仍然不足以威胁人类物种的未来。在淋巴腺鼠疫肆虐时，我们看到受灾地区文明衰落再恢复的过程。局部地区25%~50%的死亡数不足以导致一个大洲的沦陷。它确实改变了帝国的命运，可能由此改变了历史进程。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的文明不会因具有相似死亡率的灾难而灭亡，即使它是全球规模的。
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传播广泛，却没有给世界的发展带来明显影响。远不及同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死亡数更少，却深远地影响了历史进程。
完整的人类历史至少有20万年，而我们对这2 000个世纪的历史知之甚少，但从这悠久的时光中能够推断的是：绝大多数情况下，人类因任何一种自然大灾难而灭绝的可能性都很小，不然我们不会存活至今。但这一可能性是否还那么可靠？也许历史给我们的自信只是一种假象？
如今人类的人口大约是历史上多数时候的1 000倍以上，大大增加了新型人类疾病发生的可能。随着农耕畜牧的发展，人类在不那么卫生的条件下饲养了大量的动物，且与它们有密切的接触，疾病的发生概率因此大大增加。许多疾病都起源于动物，传递给人类，再进一步播散。譬如HIV来源于黑猩猩，埃博拉病毒来源于蝙蝠，SARS病毒来源于果子狸或蝙蝠，以及流感通常来源于猪或禽类。我们还不知道新冠病毒从何而来，但它同蝙蝠和穿山甲来源的冠状病毒很相似。证据表明，从动物传播给人类的疾病正日益增长。
现代文明给大流行创造了一个温床。城市中人口密度增加，让疾病感染的潜在对象增加，长途运输速度的加快也让病原体能够被播散的范围更广，世界上任意二人间的距离从未如此之近。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再像过去10 000年中那样以分隔的种群生活在这个星球上了。
综上所述，我们能够预计到更多新型传染病的流行，它们会传播得更快更远，感染世界上更多的人。
从好的一面来看，我们面对疾病的武装有所提升。健康的人口数增加；公共和个人卫生有所提高；预防和治愈性的药物出现；以及对疾病的科学认识水平逐步提升。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建立了公共卫生机构，在新疾病暴发时，能够进行国际沟通和协调。因此在过去的100年中，地方性感染疾病的发生率显著下降（但我们无法保证这些对大流行也会有效）。同时，我们人类已经分布到了各种环境中，这是任何其他哺乳动物所不能及的，这为我们免受灭绝性的打击提供了特殊保护，因为这要求病原体能够涌入各种复杂的环境中，并波及那些被极度孤立的群体，比如一些与世隔绝的部落、南极的研究人员和核潜艇的成员。
很难说人类做出这些改变会增加还是降低我们在大流行面前的生存概率。不确定性是个坏消息：过去可以做出一个有力的判断，认为人类面临危机的可能性很小；但现在只能三缄其口。
这些行为无疑会间接地助长流行病的发生与传播。但人类还有更加直接的行为，我们利用、增强，甚至创造着病原体。
人类认识与抗击病原体的历史相当之短。仅仅200年前，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流行病的基本原因是什么——那时西方的主流观念是，这种疾病因某种气体而起。200年内，我们认识到了它由各种各样微小的病原体导致，同时我们发现了如何在实验室中培养它们、如何繁殖出不同的性状，并通过测序掌握了它们的基因组，再植入新的基因来创造具有全新功能的病毒。
这一进程突飞猛进，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见证了许多重大的突破，譬如利用基因编辑工具Crispr高效地向基因组中插入新的序列，以及利用基因驱动高效地用转基因种群替换自然种群。
生物科技的发展似乎会顺风顺水地进行下去：已经没有什么难题无法解决，也没有任何基本法则能够阻止这般风驰电掣的发展。但如果认为这一未知的领域中不会暗藏杀机，就是过于乐观了。
我们先不考虑任何邪念带来的危险，只关注善意的研究中会产生的风险。大多数的科学和医学研究并不会对人类这一物种造成威胁。但仍有一小部分研究所使用的的活体病原体可能造成全球水平的危害，包括西班牙流感、天花、SARS和禽流感。这些研究中又有一小部分涉及创造比天然品系更危险的病原体，增加它们的传染性、致死性或对治疗、疫苗的抵抗性。
2012年，荷兰病毒学家罗恩 • 福切尔（Ron Fouchier）发表了有关H5N1型禽流感的一篇论文。这一型流感病毒相当致命，据估计会杀死60%的被感染者——远远超过西班牙流感。但无法人传人的特性决定了它不会发生大流行。福切尔想弄明白H5N1是否（以及如何）能够自然地发展出人传人的能力。他利用流感病毒感染人类的常用模型雪貂进行实验，病毒在历经了10只雪貂的连续感染后，发展出了能够直接在哺乳动物间传播的能力。
这一研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多聚焦于福切尔研究中的透露出来的种种信息。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咨询委员会规定他的文章必须隐藏一部分技术细节才能发表，以免被任何别有用心者利用。同时，荷兰政府表示这项研究违反了欧盟有关禁止传播可用于生物武器的信息的法律。但我所担心的并不仅仅是这种“利用”，而是福切尔的研究很好地证明了，一个善意的科学家增强了病原体的破坏力，将成为导致全球大灾难的潜在因素。
当然，这类研究在安全实验室中依据严格的安全标准进行，这种增强的病原体并不会被释放出来，但我们仍然会怀疑这种可能性。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实验室事故以及泄漏事件发生记录的透明度，相关数据不得而知。这让社会在权衡这类实验的利弊时无从下手，做不出可靠的评价；实验室之间也不能相互借鉴学习以避免这种事故的发生。
高度危险病原体的安全性不足问题总是被人诟病。2001年，英国发生了牲畜间手足口病的大暴发，600万牲畜被宰杀以阻止疾病进一步传播，经济损失高达80亿英镑。2007年又发生了一次暴发，而其源头则是研究该疾病的实验室。手足口病是被归入最高级别的病原体，需要最高级的生物安全保证。但现实是，病毒从一根管理不善的水管中流入了该设施的地下水中。经过一次调查，该实验室的执照恢复了，但仅仅两周后，泄漏事故再次发生。
在我看来，病原体泄漏事件表明即使最高级别的生物安全水平（BSL-4）也不足以用来研究那些具有全球大流行潜在可能的病原体，如西班牙流感或更危险的病毒。最后一次公开承认的BSL-4设施事故导致疾病暴发的13年后，我们仍然有很多不足。无论事故是由于标准、检查、操作或是惩罚措施的不充分所导致，真正重要的一点在于领域中追踪记录的不充分，而透明度和可信度的缺乏则雪上加霜。
当今生物技术界最激动人心的趋势是技术的快速普及，学生和业余爱好者也能够使用先进技术。一旦研究者有了新突破，就会有很多富有才华、训练有素、资源和耐心充沛的人对这一突破进行重复，这群人的数量增长很快：从世界顶级的生物学家到硕士博士，甚至大批本科生。
生物学领域最为庞大的科学合作项目无疑是人类基因组计划，人们花费了13年、5亿美元才完成人类基因组的全DNA测序。而仅仅15年后，基因组测序的价格降到了1 000美元以下，时间缩短到1个小时。反向的过程也变得触手可及：人人都可以把任意的DNA序列上传到提供DNA合成服务公司的网站中，并很快通过快递收到构建好的DNA。尽管价格还比较昂贵，20年后已经降低到原来的千分之一，并在持续下降。近10年中最前沿的生物技术进步属于Crispr和基因驱动技术。而这两年里，一些参加科学竞赛的学生已经能够使用这些技术了。
这种普及进程为生物技术公司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但由于误用生物技术会有致命的后果，普及也意味着一种扩散。随着能够使用某一技术的人群增长，很难保证人群中没有不怀好意的人另有所图。
所幸想去破坏全球发展的人只是少数，但这个少数确实存在。或许最好的例子是日本的奥姆真理教，这一邪教发生发展于1984至1995年，仇视社会，寻求人类灭亡。但它吸引了数千名信徒，其中包括一些具有高级化学和生物技术水平的人。奥姆真理教并不仅仅具有厌世的思想观念，也发动了数次利用VX毒气和沙林毒气的致命袭击，杀死了20余人，致伤数千人；还试图开发炭疽武器，所幸以失败告终。如果具有制造全球大流行技术的人群中，出现了这类邪教的信徒，会发生什么？又或是恐怖组织或流氓国家的成员以勒索或示威为目的开发这类大型杀伤性武器呢？
未来几十年中，威胁人类生存的事件将主要来源于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国家或小群体对技术的误用。人类并不会天真地对此熟视无睹。伯特兰 • 罗素在1955年曾就此致信爱因斯坦，探讨人类因生物武器而灭绝的危机。1969年，美国诺贝尔医学奖得主乔舒亚 • 莱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再次强调了这一可能：“作为科学家，我深深地忧虑美国和一些国家不断参与发展生物武器。这会让星球上人类的未来陷入极大危险。”
2005年禽流感时期，罗马尼亚工作人员准备宰杀患病的禽类
人类并没有无视这一警告，在国家和国际水平做出努力以保护自己：公共卫生和国际公约的建立、生物技术公司和科学界的自我约束，但这些够吗？
国家和国际在公共卫生方面的努力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人为策划的大流行，建设的基础设施增加了我们的信心。但面对潜在的危险，这些可以说仍然是不平等且不充足的。
人们认识到公众卫生的重要性，但全世界水平的资金仍然是不足的，贫穷国家面对流行病的暴发依旧脆弱。生物技术公司也努力限制技术传播带来的黑暗面。举例来说，若不给DNA合成添加限制，居心叵测者很容易利用之生产出极为致命的病原体，也会让他们轻易得到受管控病原体，譬如天花（如今想在网络上获得其基因组易如反掌）的DNA，并在DNA上做文章提升病原体的危险程度。因此许多合成公司自愿做出努力来控制这种风险，筛查订单以确认不存在危险的序列。但这种筛查策略仍有缺陷，且大约只有80%的订单会进行安全确认。这一过程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且有必要为这种筛查设立规范。
科学界如何小心地对生物风险做出管理也值得我们研究探讨。开放的科学界让许多国家和小团体可以利用危险的先进技术。而科学会产生潜在的事故风险，科学界也对限制危险的研究做出过努力，却鲜有收获。其原因颇多，包括难以划出合适的界限；领域内缺乏中央权威以统一研究；科学界具有开放自由地追求任何研究兴趣的文化；以及科学本身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我们的管理能力。我们希望科学界可以克服这些挑战以严密地约束管理潜在的全球风险，但这意味着对科学界文化和管理层面做出天翻地覆的改变——譬如以核安全的水平管理生物技术。但不必多言，科学界必须在大灾难来临前做出改变。
人类面对的威胁以及采取的做法，定义了我们的时代。20世纪横空出世的原子弹为人类带来了真正的灭绝危机。有理由认为：在21世纪，随着技术进步，四伏的危机会愈演愈烈。这些人为带来的风险远胜所有自然界风险的总和，警醒着我们人类文明随时会陷入危机的边缘。
这并不是暗示科学进步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类面对灭亡或其他危机。我想要强调的是，人类所获得的力量日渐增长，已经到达了威胁自己存在的程度。我们如何面对这种危机完全取决于自身。并不是说我反对技术，技术大大提升了人类的生活水平，其价值不言而喻。
这一问题的症结不在技术水平的过剩，而是欠缺一种智慧。卡尔 • 萨根对此做出了极好的论断：“我们面对的许多危险确实来源于科学和技术——但更本质上而言是，我们在获得力量的同时没有获得同等的智慧。技术提供我们改变世界的力量，并要求我们有一定程度的审视和远见，这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无法在灭绝来临时亡羊补牢，也绝不能在下一次威胁逼近前无动于衷——必须要先发制人。而获得这种智慧需要时间的积累，我们要立刻行动。
我乐观地认为人类能够克服这个难关。这一过程不会轻而易举，但我们有力量应对它。毕竟这一危机来源于人类的行动，那么人类行动，就会有所作为。任何失败主义都是毫无根据的，它只会适得其反，成为一种自证的预言。相反，我们要持有积极的愿景，即我们努力去保护的未来，用清晰而严密的思考来面对这一挑战。
资料来源 The Guar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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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托比 • 奥德（Toby Ord）的新书《绝壁：实存风险和人类未来》（The Precipice: Existential Risk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将由Bloomsbury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