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世需要对优先事项做大规模的重新调整。
我们的地球已经存在了4 500万个世纪,人类却只存在了几千个世纪。但21世纪是第一个人类数量如此之多、对能源和自然资源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冒着集体掠夺地球之风险的世纪。我们不应该剥夺子孙后代领略自然世界之奇观和美丽的权利,这无疑是一项道德责任。用布伦特兰委员会的话来说,政策必须“满足当代人的需求,特别是全球贫困人群的需求,同时不损害后代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这需要对我们的生活做出巨大的转变——我们获取能量的方式,以及养活自身的方式。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挑战,也是一项对人类的未来乃至地球上所有生命而言至关重要的投资。但这需要所有国家对优先事项做出大规模的调整——需要我们改变个人态度以及公共政策。
人类世
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是一场行往新世界的旅客。人类已经彻底改变了地球表面,未来的地质学家将把我们的时代视为地球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保罗 · 克鲁岑(Paul Crutzen)发明了一个新词“人类世”来描述它。就像地质记录中其他时代之间的转型一样,这一次转型可能伴随着大规模的物种灭绝。这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什么闻所未闻的事。半个多世纪以来,科学一直警告称,气候变化会将我们的文明破坏到难以轻易修复的地步。
数十年的全球宣传未能使地球免于接近那不可逆转的气候灾难的门槛。否认针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紧迫性,可能会被证明是终极的、全球性的“公地悲剧”——哈丁(Hardin)在其经典著作中引入了这个术语,该书分析了此类问题:例如,不负责任的过度放牧会如何侵蚀“免费”的公共土地。如今,经济学家认为,全球经济必须在未来30年内进行重组,以创建一个零碳排放的社会,这是气候稳定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
人类世的挑战不止于经济和技术层面。零碳排放并不能使社会摆脱对生态、粮食安全或公共健康的致命威胁。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迄今为止在平衡友好环境和公正社会要求上最具包容性的尝试。宗教权威人士,特别是教皇方济各坚持认为,只有人类价值观的转变才能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条件和社会稳定所必需的社会正义。
危机
地球正走在一条危险重重的道路上。社会对人类世动态的适应不够及时,已经扩大了全球、区域和地方人类安全所面临的风险,并且可能造成一场全面性的危机,特别是,如果这些风险以更深重的形式显现出来的话。这场“人类世危机”可能在世界人口达到峰值时最为严峻——据联合国人口统计学家称,这应该会在21世纪末之前发生。因此,当资源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系统的压力达到最大,极端气候事件对生态的破坏使其变得最为脆弱时,处于风险中的人口数量将达到最多。由于届时,我们目前认为最明确的数种威胁最有可能相互作用并发生级联反应,因此我们将无法像今天这样奢侈,一次只处理一个威胁。
行星级机构
地球上的所有国家都需要在不超过一代人的时间内改变其经济,以应对人类世动态带来的挑战。
“人类世”这个词意味着全球社会所选择做的事情与地球生态环境系统的演化方式之间存在着物质上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在目前仅仅得到了模糊的阐释)。早在农业革命以前,人类社会已经改变了他们的当地环境,但我们所处的是两万个世纪以来第一个可以在化石记录中辨认出人类世系的世纪,也就是说,人类如今可以决定整个生物圈的命运。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在全球范围内推行一种熟悉的地方机构形式。如果行星级机构能及时推行落地,悲剧性的结果就并非无可避免。甚至,“人类机构可具有行星级规模”这一可能性也意味着人类世思想具有伦理维度——全球社会所选择的行事将塑造维持后代生存的生态环境系统。
从现在开始,我们作为一颗行星整体所思所想的,就会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作为一颗行星整体所得所获的。无论政策和外交多么重要,全球性机构最终要求的是,数十亿人每天做出的数十亿个微观选择应(至少是轻微地)偏向于利他行动。人类的意志是否能够统一(以及这种意志是否能被行星级机构践行),取决于我们集体思维的清晰度,以及实现这种思维的意图是否得到良好的组织。作为个体,我们对彼此心理上的差异非常敏感。我们知道在具体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的原因有很多——但当我们询问是什么促使人们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时,我们需要知道大多数人的共同点是什么。
人性的双重性
我们对迫在眉睫的威胁的反应植根于人类的思维方式。人类有心灵和思想、本我和自我、无意识和意识。这不是什么新观念。古希腊哲学家、莎士比亚和弗洛伊德都明白,情感和理性竞相争夺着人类的注意力。人类思想的双重性质在西方社会的两院制立法机构和政教分离中得到了体现。新鲜的是,现代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为这一古老的见解建立了一个全物种的基础。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有两套神经回路系统;心理学家丹尼尔 · 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称之为系统1和系统2。系统1处理当下的欲望、恐惧和感知,而系统2将它们组织成指导未来行动的概念。将系统1中的知觉提升为系统2中的概念需要精神能量,而系统1和系统2的协调则可以克服行动的惯性。
心灵与思想的和谐是行动的先导。人们通常关注短期和他们的即时经历,这使得我们尤其难以克服可持续发展所固有的“时移世易”这个遏制因素:我们抗拒拿现在的幸福冒险,以保护那些生活在不确定的未来中的陌生人。我们教育孩子、供养孙辈、参与慈善、保护我们珍视的艺术品,这些都是此时此地与我们相关的人和事。个人利他主义可以做到这些,但还不足以让我们乐意供养两个世纪后某个外国家庭的后代。为什么要拿眼下的繁荣冒险,来消除未来才出现的风险呢?我们只活一次,我们无心拿自己下注。
代际利他主义
能得到明智实践的代际利他主义将保护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未来。政治、工业和金融领袖在做决策时,将既考虑到过去的先例,也考虑到未来的后果。当对未来的责任植根于技术和机构之中,现在也就能够影响未来。我们对未来将充满积极的期望,对于自己将孩子所送入的这个世界的愧疚感也将得到缓解。我们相信社会可以进步。19世纪废除奴隶制和20世纪的殖民主义告诉我们,尽管有些利益冲突看似难以解决,但采用新的社会规范并非毫无可能,不过,解决这些冲突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而且解决方案永远无法臻于完美。
对于欧洲中世纪的大教堂建造者来说,代际利他主义更容易实现。在那时,人们相信自己的后代会像自己那样生活。科学革命之后,变革的步伐加快,如今,我们很难想象下一代会如何思考。然而,一些习俗制度经受住了时代变迁的考验。大多数文化都有某种形式的宗教。宗教的例子清楚地表明,有韧性的道德规范、持久的制度和共同的价值观并非主要通过理性沟通而建立。激发卡尼曼的系统1的方法——个人魅力、克己、艺术、象征、宗教仪式、典礼华服、节日、宇宙论、故事、神话——都被用来激发利他行为。在21世纪的“圣女贞德”、格蕾塔 · 通贝里(Greta Thunberg)的世俗封圣中,我们看到了代表地球部署的系统1技术。类似地,地球日是人类世时代的第一个新节日。
我们不太可能提前知道,社会是否能够聚集社会和心理资源来克服地球可持续性挑战中固有的“时移世易”因素。卡尼曼认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没有成功的道路”。持反对意见的代表人物则是经济学家托马斯 · 皮凯蒂(Thomas Piketty)和心理语言学家斯蒂芬 · 平克(Stephen Pinker),他们梳理了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人类预期寿命、世界经济繁荣和社会福祉水平的大幅增长。外交手段也制止了冷战的升级和继续。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我们曾经做到过这些事,那只要我们下定决心,就能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和地球。社会福祉可能是人类世初期的首要关注,但现在是时候重新考虑优先事项了。
行星级的网络文明
知识和情感的万维网几乎正吞噬着地球上每一个人。这项技术看似非常适合帮助人类集体思考,却反映了我们个体思考的方式:网络已经进化出了以卡尼曼的系统1和系统2进行交流的能力。社交媒体用一个由理性的工程师设计的沟通平台来激发情感和态度。有了传播夹杂情感的思想的能力,就有了促使行动的力量,无论是好的行动还是坏的行动。社交媒体可以让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们与朋友和同事进行互动,但它也有一个缺点:事实证明,它具有无法预见的力量,可以将社会中的孤僻者推向堕落的行为,让极端分子轻而易举地传播他们的观点,制造“假新闻”。使网络能够传达情感状态的技术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想象一下,如果智能手机可以感知诸如出汗、电活动或神经递质等情绪指标,文字和图像配上感觉状态的生物物理指标要比配上表情符号更为可靠。经过训练,你的智能手机的语音也许可以用特定的语言、口吻和口音来激发你最深刻激烈的反应。我们只能希望,随着人类世文明的发展,网络这人类世时代的第一个产物会演化出组织全球性机构的能力。
超越人类世危机
世上不存在教我们如何拯救地球的食谱,也不存在让我们照章行事的神奇清单。即便网络能做到让世人广泛接受代际决策,但是如果决策本身是错误的,那它也不堪大用。人类的系统1和系统2的能力都将受到限制。幸运的是,危机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全球人口这一人类世的终极压力源,预计将在21世纪达到顶峰。如果在人口转变的进程中成功诞生出一个可持续社会,人类就可以展望更长远的未来。不幸的是,科学并不能保证我们能够维持目前的行星环境。自然系统正在经历似乎超出了人类逆转能力的转变,如物种灭绝、海洋酸化、海平面上升、极地冰川消融、永久冻土融化。用于管理地球的技术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副作用,又或者,它们的成功本身就会导致偶尔出现的故障带来灾难性后果。从高度可见的灾难之噪音中很难看出进展,但当我们将视线投向挫折之外,就可以加强正汇聚导向一个足以服人的解决方案的趋势。足以服人并不意味着令人满意,存活下来的将是一颗不一样的星球,它会是一颗为建造它的生物提供可持续未来的星球。
行星级意识
我们不能指望对地球上生命的威胁会神奇地消失,但我们可以期待它们能够稳定下来。在那个更幸福的未来,我们的后代会在他们的星球上装备情景感知系统,以感知偏离稳定状态的微小偏差,防止它们失控。在漫长的未来中,他们的感知网络或许能演化成一种看守型智能。你可以想象一张由无数网络组成的大网络,它能综合对地球和社会变化状态的持续感知,并本能地传播适应性反应。这是意识的性质之一。当代科学对意识是不是产生智慧生命的星球演化过程中的一个自然阶段保持沉默,因为我们还未曾知晓其他类似的星球。如果我们确实找到了那样一个星球,我们可以问问它,存活下来的行星级意识是否拥有良知。
资料来源 Nauti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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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马丁 · 里斯(Martin Rees)是天体物理学家、宇宙学家,也是英国皇家天文学家。查尔斯 · 肯内尔(Charles F. Kennel)曾担任美国宇航局副局长,领导世界上最大的地球科学卫星项目“地球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