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出台政策，以真金白银鼓励生育，具体举措包括生育津贴、育儿补贴、住房福利等。最近，苏州和杭州政府决定向二胎三胎家庭提供丰厚的生育津贴，数额最高可达12万元。
面对生育率持续走低，以及人口负增长的困境，各国政府往往会选择推行鼓励措施，引导家庭的生育选择，提高年轻人生育意愿。
比我国更早面临这个难题的国家先行了一步，其中一些政府颁布的干预措施取得过一定程度的成功。
放眼全球，这些做法或许对各地颁布人口调控措施有所启发和借鉴。
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956万，死亡人口1041万，人口负增长85万。很多专家预料到了这一时刻，这一可能影响全球的人口结构转折点，但比预期来早了几年。经济学家对人口问题感到不安。
无法扭转的局势？
有不少发达国家比我国更早遭遇这个问题的挑战，包括意大利、希腊、日本、韩国，还有俄罗斯以及很多东欧和南欧国家，它们因多年生育率下降或净移民人数少（甚至为负）而遭遇负增长。显然，越来越多国家将面临这个问题。
中国人口开始减少
一些人口还没开始减少的国家，例如澳大利亚、法国和英国等，多年来也一直在努力应对人口增长缓慢的问题。
历史经验提示，一个国家一旦踩过人口负增长的那条线，其政府几乎无力逆转局势。
随着人口结构越发头重脚轻，数量更少的更年轻一代需要以更大成本照顾数量更多的更老一代。
虽然过去五年间，出生率大幅下降，但长期以，我国都属于人口相对年轻的国家，这意味着它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能经受得住低出生率。同时，与许多发达国家一样，现在我国的老年人口不断膨胀，对年轻人口的需求越发迫切。
像美国和德国这样的国家，能依靠大量移民弥补出生率低的问题；但对于净移民为负的国家，出生更多婴儿才是目前唯一选项。
中国的生育率自 1970 年以来急剧下降
“宝宝津贴”
鼓励家庭生育的大多数举措都成本昂贵，而且往往效果有限。这些举措包括生孩子的现金奖励、足够长的育儿假以及免费或带补贴的儿童保育。
二十年前，澳大利亚试行了一项“宝宝津贴”（baby bonus）计划。在该计划的鼎盛时期，政府为每个宝宝支付近6000美元的奖金。2004年，澳大利亚的生育率约为每名妇女生育1.8个孩子；到2008年，生育率升至2左右的高点。
对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来说，在无移民情况下，生育率达到2.1，才能更新人口并保持人口稳定。因此2.1又被称为“人口更替率”。
但到了2020年，也就是该计划结束的六年后，澳大利亚的生育率跌至1.6——低于首次推行津贴政策时的水平。
澳大利亚发起“宝宝津贴”计划后，生育率曾短暂回升。据估计，津贴计划带来的真实婴儿增量为2.4万人。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人口统计学家利兹·艾伦（Liz Allen）表示，宝宝津贴计划最终没怎么起效。
政府提高生育率的干预最好侧重于解决阻碍人们拥有理想家庭规模的问题。
最有效的举措，应当旨在解决社会福利、就业政策和其他潜在经济问题。
法国、德国以及北欧国家（如瑞典和丹麦）在阻止出生率下降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主要方式和澳大利亚的差不多——政府资助的儿童保育和慷慨的育儿假。
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将生育率送回并保持于2.1。
美国的生育率在1970年代跌至2.1以下，到2007年缓慢回升至人口更替率水平，接着大衰退到来，生育率再次崩溃，目前的水平略低于1.7。
“尽快利用育儿假福利”
而瑞典常被视为成功提高生育率的典范。
1970年代，瑞典政府推行9个月的育儿假；到1980年，他们又开始用育儿假福利鼓励母亲在规定时间内生育多个孩子。
之后，瑞典的生育率从1980年代初期的1.6上升到1990年的峰值——比人口替代率还高。（他们后来又将育儿假延长至16个月，成为世界最长之一。）
瑞典一度成功提高生育率
不过飙升之后，他们的人口出生率在1990年代下降了。
回顾过去五十年，能看到瑞典生育率波动很大，大致与经济繁荣同步上升。瑞典处于全球最发达经济体之列，同时也是他们当中生育率最高的，而令人无奈的是，过去十年间他们生育率的轨迹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相似，都是下降。
曾经的育儿假福利的确推动了生育率飙升，但这波浪潮更像是“提前释放需求”。香港科技大学人口学家斯图尔特·吉特尔-巴斯滕（Stuart Gietel-Basten）指出——
经济激励措施很难真正增加出生儿童总数，只不过是鼓励家庭“尽快利用可能不会持久的福利”。而且这些举措可能带来各种副作用。
假设某一年有5万个孩子出生，下一年是10万个，第三年又变回5万个，那么这种过山车般的波动对规划和教育来说会非常糟糕。
鲜有国家像匈牙利那样大力鼓励生育。
匈牙利的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an）将全国GDP的5%用于提高出生率，具体措施包括发放“按孩减免”的优惠贷款（生得越多，减免越大），对生育3个孩子的母亲进行税收减免，以及提供免费的生育治疗。
匈牙利通过经济奖励强力刺激生育
欧尔班的努力始于2010年，匈牙利的生育率那时刚刚超过1.2，为欧洲最低，后来在2010年代升至1.6左右——这是用很大成本换来的些许改善。
中国很难像瑞典那样成功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始于1979年，结束于2016年初，期间生育率持续下降。虽然政府从2016年开始采取一系列手段，例如津贴奖励和减免税额等，用以鼓励生育，却并未推动出生率上升。
根据联合国数据，中国生育率在2016年略有上升，超过1.7，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相当，但终究昙花一现，在2017年跌回1.2，后又不断下降，到2022年已经不到0.7了，处于世界最低水平。
1970年，中国80%人口的年龄在40岁以下，一半人口在20岁以下
到2021年，中国一半人口的年龄在40岁及以上
悉尼大学经济学家劳伦·约翰斯顿（Lauren A. Johnston）表示，阻碍年轻人生二胎三胎的最大障碍是经济问题：
很多人因价格高昂的住房和不菲的教育成本而不敢生育更多孩子。“他们都买不起自己的居所，更别说两个孩子的了。”
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
相比于忧心忡忡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更为乐观。
联合国人口司司长约翰·威尔莫斯（John Wilmoth）表示，经过数十年的指数增长，世界人口在1970年至2014年间翻了一番，超过70亿，对于生育率下降和人口减少的悲观被夸大了。
"自197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与人口减少作斗争，但现在仍是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人口负增长并不是我们想象的灾难，日本也没有陷入所谓的死亡螺旋。"
目前全球整体生育率仍然高于人口替代率，这意味着许多发达国家（即便是那些过去不依靠移民的国家）将继续准入更多移民。以日本为例，新冠大流行之前，日本的净移民数量虽然较少，但一直稳步增长。
威尔莫斯还指出，如果没有移民，政府就应当坚持施行务实、非强制性的鼓励措施，让育龄家庭既能追求事业，又敢于生养后代；另一方面，应当鼓励年长者继续工作。这些都是控制人口负增长的关键。
总体而言，人口稳定是件好事，所有社会都需要适应人口老龄化。真正重要的是人口变化的速度。
资料来源：
Can China Reverse Its Population Decline? Just Ask Sweden.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