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行业，炒作永远存在。但不得不承认，眼下的医学界正闪耀着无限可能，引领时代的新技术无须炒作，早已晃得人眼花缭乱。CRISPR技术开创者之一詹妮弗 · 杜德纳（Jennifer Doudna）如此说道：“我经营自己的实验室已近30年了。可以说，在过往漫长的科研岁月里，我从未经历过最近五年这样的盛况。”
杜德纳凭借对基因编辑的贡献获得202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CRISPR犹如一把基因魔剪，也被称为人类基因组的“文字处理器”，而在杜德纳口中，这是“一种真正能够重写生命代码的技术”。长期任职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她在2012年发表了自己的诺奖论文，也开辟了CRISPR驱动治疗的新天地，这片天地如今看来前景无限。杜德纳认为：“我们正处于科学突破加速涌现的非凡时期。”
新冠大流行耗尽了许多国家的医疗资源。人们普遍认为，对抗新冠疫情的这几年是一场“失败的传奇”。在残酷的抗疫岁月里，全世界可能有2 000万人因病毒丧生，甚至连西方发达国家的超现代医疗堡垒也被新冠疫情攻破。但这段残酷岁月也可能代表了前所未有的医学创新分水岭。新冠大流行期间，mRNA技术撑起了疫苗的研发。此外，CRISPR也需要mRNA助力。作为一套新兴的医学工具，mRNA技术有望被广泛应用：开拓免疫疗法和下一代癌症治疗，推动新型减肥药研发，在AI帮助下求索新的科学见解和药物开发途径，疫苗被誉为改变世界上一些最棘手传染病的游戏规则。
美国疫苗研究中心前副主任、mRNA疫苗开发核心人物、免疫学家巴尼 · 格雷厄姆（Barney Graham）最近一直在撰写有关“疫苗学新时代”的文章，在他看来，mRNA技术的突飞猛进令人震惊，“我们无法想象会在未来30年看到什么，目前的进步速度是指数级的”。眼下我们正处于生物医学的黄金时代吗？
改变世界的创新
至暗时期的一线光明会让人们动容甚至歌颂，SARS-CoV-2带来了死亡与苦痛，却也催生了一个值得全人类歌颂的生物医学奇迹：新冠病毒疫苗。回顾历史，一款新药或疫苗的研发往往耗时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然而，新冠疫苗的第一个mRNA序列只用一个周末就设计了出来，成品疫苗只用几个月时间就“速成”了。这个加速的时间表挽救了不计其数的生命。疫苗奇迹不仅拯救了新冠患者生命，作为第一个获得美国FDA批准的mRNA产品，它的成功也推动了一系列潜在同类应用的进展——针对艾滋病毒、结核病、寨卡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以及各种癌症的mRNA疫苗。
当然疫苗创新不只局限于mRNA。牛津大学研制的一款疟疾疫苗已获加纳和尼日利亚的临时批准。（疟疾每年造成全球60万人死亡。）此外，下一代登革热疫苗的早期试验表明，它可以减少80％甚至更多的有症状感染。我们看到乳腺癌新药的临床试验得到了前所未见的生存率，针对术后肺癌患者的新疗法有望将死亡率降低一半以上，针对直肠癌的新疗法使一个患者小组全都摆脱癌症。
并非所有大放异彩的、正在或即将上市的医学创新都来自美国科学界，或有着类似新冠疫苗的发展传奇。但它们的许多背景故事确实异曲同工——通常可追溯到几十年前的人类基因组计划（于2003年完成），以及几乎同一时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预算翻倍。比尔 · 克林顿（Bill Clinton）时期的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唐娜 · 沙拉拉（Donna Shalala）曾称现在是“生物医学研究的黄金时代”，而这个黄金时代的直接源头，大概就是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启与NIH预算翻倍的时刻了吧。
我们也看到，网红减肥药Ozempic和Wegovy似乎正要改善人们普遍肥胖的问题。这一突破在美容塑身和医学伦理层面上已被介绍和争论了很多，以至于大家很容易忽视——对于某些国家/地区而言，例如美国，肥胖是其居民最大的可预防死亡性风险因素之一。
2019年，美国第一个接受CRISPR基因疗法的病人用此法治疗了镰状细胞病。之后的短短四年间，研究者尝试用CRISPR疗法治疗先天性失明、心脏病、糖尿病、癌症和艾滋病等疾病。目前，仅有两份关于此类疗法的申请提交至FDA处，但可以想见——全世界约有四亿人患至少一种由单基因突变引起的疾病，而CRISPR有能力轻松解决它们。
当杜德纳想象再过个一两年，CRISPR能有何新应用时，前景看起来令人陶醉。随便举两个例子：提供针对高胆固醇和冠状动脉疾病的单基因保护，可期；插入一种基因用以抵御阿尔茨海默病，可期。
我们正行进在指数级发展的大道上吗？
今年1月，《自然》杂志刊载一篇广受关注的论文。论文作者指出，颠覆性科学突破的发生率随着时间推移而稳步下降，部分原因是学术压力失调，如今的科研人员比之过去，专业范围更狭窄，并且更频繁地在科学边缘进行修补。但当谈论新疫苗和疗法的产出时，我们发现这个领域形势大好，成果斐然，数十年努力带来了真正的突破。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正沿着指数级曲线发展，正朝着寿命大幅延长和癌症彻底消除的目标靠近呢？
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新冠大流行期间，很多人发出了加快药物研发步伐的呼吁，有些人强调应当降低研发成本。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药物开发成本每10年翻一番。我们也许可以通过重新设计临床试验，或采用所谓的人体挑战试验，抑或简化药物审批流程，来降低药物开发成本。格雷厄姆则强调全球分配和获取的问题：新技术能否到达最需要它的地方？“我们需要的生物学和科学已经就位，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真的能做到吗？”
1987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 · 索洛（Robert Solow）评论称：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看到计算机革命——除了在关于社会生产力的统计数据上。就当时来看，这一评价无可厚非；虽然人们感受到，信息技术已然改变整个美国的工作、生活方式，但这种巨大变化并未以任何明显的统计学方式呈现在国家经济数据上。
当下面对着生物医学前沿浪潮的我们，恰如1987年审视计算机的索洛。在看到CRISPR和mRNA、新疗法和新疫苗给我们生活带来更显著、更实际、更多样、更高频的影响之前，态度仍然是暧昧的，耐心仍然是必需的。杜德纳在过去五年见证的学术盛况，会变成不久后我们切身体会到的医疗盛况吗？
也许直到几年前，对于花费数十亿美元研究潜在的艾滋病毒疫苗或解码人类基因组，你仍旧抱有怀疑态度。这种怀疑引发了生物技术的繁荣与萧条周期。但最终，大众见证了这些研究对世界对生活的改变。在看到实际收益前，我们需要多一点耐心。
资料来源 The New York 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