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杨万里），“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刘禹锡），“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杜甫）。《诗经》中没有提及蝴蝶和蜻蜓，但后来的诗人没有忘记描写蜻蜓。描写最细致的还数唐代的韩偓：“碧玉眼睛云母翅，轻于粉蝶瘦于蜂。坐来迎拂波光久，岂是殷勤为蓼丛。”剑桥诗人本森（Arthur Christopher Benson）说：“不安的蜻蜓，飞掠、舞动，在蔓生的水草丝带之上，暂歇你那无尽的匆匆目光，在摇曳的芦苇弯弧上停翔。”堪萨斯诗人阿彻（Ruby Archer）说：“哦，飘忽的、薄纱般的神秘客，纤弱的飞虫，闪烁又飞逝。”纽约诗人里滕豪斯（Jessie Belle Rittenhouse）说：“这薄纱般的小生命是上帝喜悦的呼吸，生命在它身上变得完美无缺！”
1881年担任比利时参议长时的塞利斯
蜻蜓是一类美丽的昆虫，喜欢蜻蜓的人，对上述写作能产生共鸣。可是，真正的爱好者不能只停留在诗意的描写中，必须细分出物种！
博物人很快就会注意到北京地区可见的双角戴春蜓、北京角臀大蜓、马奇异春蜓、棘角蛇纹春蜓、黑裳蜻、异色灰蜻、透顶单脉色蟌、白扇蟌、大黄赤蜻、小黄赤蜻、褐顶赤蜻、方氏赤蜻、竖眉赤蜻、线痣灰蜻、白尾灰蜻等蜻蜓目昆虫之命名人都与Selys有关。
Selys是谁？张浩淼博士撰写的《中国蜻蜓大图鉴》的几篇序言交代得很清楚，此人是19世纪比利时人，名字写全了为Baron Michel Edmond de Selys-Longchamps，译成中文为米歇尔·埃德蒙·德·塞利斯-朗尚男爵，其中的“朗尚”也写作“隆尚”（含义见下文）。蜻蜓学文献中通常简写为Selys，中文一般称“塞利斯”。有专门的蜻蜓学（Odonatology）吗？当然，博物学的各分支几乎都有相应的某某学，如鱼类学、爬虫学、地衣学甚至妖怪学。2021还创刊了一本期刊《国际蜻蜓学学报》（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donatology），此时蜻蜓学早已成为现代科学大家庭的一员，虽然在数理科学界看来它不重要也不深刻。考虑到中国就有800多种不同的蜻蜓，而全世界所有人加起来也只是1个物种，研究蜻蜓显然也有重要意义。蜻蜓目“Odonata”这个词是由丹麦著名昆虫学家、林奈的弟子法布里丘斯（Johann Christian Fabricus）于1793年给出的，其希腊语词根odontos的意思是“牙齿”，蜻蜓也确实“牙口”很好，成虫有尖锐的上颚。法布里丘斯研究昆虫非常重视“口器”（能吃什么、怎样吃都要靠“口”），而不是通常学人重视的“虫翅”。不过，昆虫“目”一级的分类主要看“翅”。法布里丘斯曾任基尔大学博物学和经济学教授，著有《昆虫哲学》（Philosophia Entomologia）。书名有模仿其老师《植物哲学》（Philosophia Botanica）的意思。需要注意的是，历史上Odonata的指称并非一成不变，以前还包含今日脉翅目的一些昆虫，20世纪以后才专指现在所说的蜻蜓、豆娘和昔蜓。
近代博物学大师林奈1758年在第10版《自然系统》中描述了如今人们熟知的华艳色蟌（Neurobasis chinensis），当时他错误地将它分在蜻属（Libellula）之下。18世纪西方人又描写了6个中国蜻蜓物种。到了19世纪，塞利斯一个人一次就描写了6种。他也是蜻蜓学界数一数二的大人物，而且影响众多蜻蜓学者。但迄今中国大众并不了解他。
塞利斯10岁开始写日记，一直写到1900年去世前。比利时皇家历史委员会将日记整理后于2008年正式出版，两卷本，正文1400页，加上注解和附录共计1747页。相比于1982年出版的柯恩（Jules Coen）为塞利斯写的传记《米歇尔·埃德蒙·德·塞利斯·朗尚：绅士、学者与民主主义者》所建构的圣徒形象，此日记更立体地展现了人物特征。日记内容极为丰富，包含宴席座次、会议出席情况、珍稀鸟类迁徙观察与林区砍伐时间、草料销售方案、古树生命周期等庄园管理细节?，也有比利时列日租户纠纷处理、鲑鱼养殖情况追踪、狩猎活动中射杀的禽兔数量统计、家族成员头痛症状与子女咳嗽发作的医疗观察?等日常记录。日记文本混杂呈现了多种生活轨迹，如从马车到火车的交通方式演变、政治会议与学术研讨的交叉、专业交流与家族聚会的双重场景?、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的同步观察。早期的文本以客观数据为主，晚年记录包含复杂的心理活动?，从中能够读出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城堡主形象。日记折射出19世纪资产阶级生活的丰富场景，如礼节性拜访、家族庆典和社交网络，也记录了塞利斯赌场输钱后懊恼，却因城堡门厅亮灯未熄而恼怒。他自诩生活细节皆优于他人，仅用法语交流，批评德捷人士语言能力不足，关注鸟类迁徙，详细记载投资亏损等家族事务，从政时仍然保持昆虫学研究热忱?，等等。
本文主要根据塞利斯本人的论著以及荷兰昆虫学家瓦舍尔（Marcel Th. Wasscher）、比利时根特大学生态学家杜蒙（H. J. Dumont）、荷兰独立研究者维斯普伊（Karin Verspui）的论文，粗线条刻画塞利斯所做的工作及其博物学文化网络。
十九世纪塞利斯对北京蜻蜓标本的描述
1886年塞利斯发表一篇8页的研究报告《北京蜻蜓新种》，这算是博物学家首次系统研究中国的蜻蜓目昆虫。
报告一开始就指出：“不久前，我尊敬的同行，来自荷兰吕伐登的赫尔曼·阿尔巴达（Johan Herman Albarda）先生，慷慨地送给我一小批来自北京的蜻蜓目昆虫标本。这批标本仅有6个物种，但非常难得的是，其中5个物种是学界此前未知的新物种，而且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它们所属的特殊类群，这些物种还具有特殊的生物地理意义。这5个新物种中有4个明显属于古北界物种，考虑到北京的纬度（北纬40度）以及中国北方地区的气候情况，这一点并不奇怪。”
阿尔巴达向塞利斯赠送了北京的蜻蜓标本，塞利斯据此描述了6个种，其中5个为新种。但是，这些标本是谁收集的，如何到了阿尔巴达手里，目前仍是一个谜。他并没有到过亚洲，有人猜测是从荷兰商人手中获得的。
塞利斯1886年描述北京蜻蜓标本的论文首页
不过，到了今日，塞利斯当年的分类多数已被更新，6个种中只有2个未变，现把它们叙述如下。
第一个种是Diplax imitans，足部呈浅黄色且带有黑色条纹。分类被修订为普赤蜻（Sympetrum vulgatum），即与林奈1758年描述的一个种有相同指称。塞利斯给出的名字算作异名。
第二个种是Libella lineostigma，它是同属中唯一具有黑色翅痣且翅痣上有一条纵向黄色条纹的物种。此种被修订为线痣灰蜻（Orthetrum lineostigma）。
第三个种是Cordulegaster Pekinensis。（当时植物和动物种加词为人名和地名时首字母要大写，现在则一律小写，下面不再一一说明。）后被修订为北京角臀大蜓（Neallogaster pekinensis），塞利斯原来给出的名字现在作为基原异名（Basionym）。塞利斯认为它与欧洲常见的双齿角臀大蜓非常相似。全球生物多样性机构（GBIF）网站标出北京角臀大蜓由McLachlan于1886命名，不正确。张浩淼所著《中国蜻蜓大图鉴》中的写法是正确的。
第四个种是白扁蟌（Platycnemis foliacea），其显著特征是雄性的四条后胫节异常膨大，从这个角度看，它与宽足扁蟌（P.latipes）比较接近。在此之前，除了在欧洲以及地中海和黑海周边地区，人们还从未在其他地方发现过这个属的昆虫。此种分类地位一直没有变化。
第五个种是艾氏施春蜓（Sieboldius Albardae）。塞利斯写道：“我很高兴能通过这个命名来纪念这位荷兰脉翅目昆虫学家的名字，昆虫学界得益于他众多出色的观察成果。这是一个大型且极为美丽的物种，在中国，它代表了此前仅由日本希施蜓（S. japonicus）构成的施春蜓属，而我曾将分布于北美洲的大型属类中的一个属命名为Jurineus。在收到来自婆罗洲的相关标本之前，我曾担心莱顿博物馆中某一标本所标注的产地日本可能是标签错误导致的结果；而在中国北方发现的一个相近物种让我现在相信，这个类群的模式标本确实存在于日本。”此种分类地位一直没有变化，只是种加词首字母变为小写了。
第六个种是Cordulegaster Sieboldii，它同时在日本和中国北方被发现。分类被修订为巨圆臀大蜓（Anotogaster sieboldii）。塞利斯说它是阿尔巴达寄来的6种标本中唯一不是新种的蜻蜓，因为1854年他本人已发表，依据是莱顿博物馆收藏的日本标本。
前文第五种的属名施春蜓属（Sieboldius）和第六种的种加词Sieboldii都与作为荷兰商馆医生、博物学家、旅行家的德裔学者西博尔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有关。他于江户时代后期来到日本。1996年在西博尔德200周年诞辰时日本还发行了一枚纪念邮票。1823年西博尔德来到日本长崎的出岛，一边行医一边广泛收集各种信息，通过博物考察和著述向西方世界深入介绍日本。西博尔德培养了包括伊藤圭介在内的一批日本博物学家。2023年日本长崎市启动200周年纪念数字展览项目《打开日本：蓝色凝视》，共有六个部分有关西博尔德。
阿尔巴达其人及与塞利斯的交往
给塞利斯寄北京蜻蜓标本的荷兰人阿尔巴达是做什么的，他又是如何得到北京标本的？
阿尔巴达于1842年秋在格罗宁根大学攻读法学，1847年夏获法学博士学位，1854年与吕伐登省法院院长的女儿结婚。他曾任弗里斯兰省法院律师，后任吕伐登法院副检察官，1887年前长期担任弗里斯兰省议会议员；著有《弗里斯兰省野生鸟类名录》《荷兰鸟类名录》，还于1865年在《农业报》发表过研究谷物害虫的文章，是一位杰出的鸟类学家。然而，阿尔巴达本行是律师，业余研究昆虫和鸟类，算是塞利斯在荷兰的同行，他对脉翅目有特别的研究。1875—1895年间，塞利斯与阿尔巴达保持着联系。1878年他们在比利时列日相见，1886年8月12日给塞利斯寄了北京蜻蜓标本。
阿尔巴达来过亚洲、来过中国吗？
能够查到的有关阿尔巴达生平的材料极少，不得已笔者直接写信问荷兰昆虫学家瓦舍尔教授——他的文章曾简要提及阿尔巴达。瓦舍尔先生非常热情，第二天就回了信，他很确定地说，阿尔巴达没有到过中国。
“他从未去过中国，是通过人脉获得了这些蜻蜓目昆虫。有一本关于他的书，但这本书是用弗里斯兰语写的，弗里斯兰语是荷兰国内的一种当地方言，连我读起来都很费劲。他曾是一名律师，自1882年5月8日起就与塞利斯有联系（见所附信件）。”（瓦舍尔，2025年3月7日私人通信）
瓦舍尔教授所附的法语信件很重要。附信是阿尔巴达1882年5月8日从博韦写给塞利斯的。信中提及他身体不适，一直卧病在床。
信中讨论了D神父（L'abbé D）：
“您信中提到的关于D神父的事，我还不是很清楚，只是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件需要尽快处理的事情。作为您的同行，您所举的例子让我相信，如今的道德风尚已不允许某些行为出现，而过去是允许的。神父的性格并不挑剔，但问题的要点在于需巧妙运用某种技巧，我觉得这种方式说得过去，但它却让人在乍看之下产生了一些想法。尤其是，我不建议今年就滥用（这些情况）。”
此信叙事比较隐晦，背景大概只有通信人双方知晓。其中D神父极有可能指David，即天主教遣使会谭卫道（Jean Pierre Armand David），他与阿尔巴达是同龄人。谭卫道在通信中经常被称作“L'abbé David”。谭卫道1862年来到北京，在中国采集了大量标本寄回欧洲，比如冀北翠雀花、绿尾虹雉、大熊猫、珙桐、麋鹿、金丝猴等。棕眉柳莺的命名者米尔恩（Henri Milne-Edwards）、黑头?的命名者韦罗（Jules Verreaux）、冀北翠雀花的命名者弗里歇（Adrien René Franchet）等，都是通过谭卫道寄回之标本而发表的新种。1874年4月3日，谭卫道取道上海返回欧洲。
通信中，塞利斯是否想通过阿尔巴达请谭卫道在北京帮助采集蜻蜓标本？这是一个有趣并合理的猜想。但现在无法确证或否定，有待学者将来核实真伪。
谭卫道在中国发现约一百种昆虫，法国鳞翅目昆虫学家奥贝蒂尔（Charles Oberthür）对其中的鳞翅目昆虫进行了分类和描述，以“大卫神父在中国采集的鳞翅目昆虫新种”为题发表在奥贝蒂尔所著《昆虫学研究》第二分册。蜻蜓目昆虫呢？可能辗转到了塞利斯手里。不过，搜索1866—1869年谭卫道的日记（哈佛大学1949年版），没有找到“蜻蜓”“阿尔巴达”字样。
1985年以荷兰语出版的一部阿尔巴达传记提及：“阿尔巴达经常旅行，他去过巴黎、哥本哈根、维也纳、马德里、雅典、柏林、日内瓦、那不勒斯等城市，在这些地方进行昆虫研究和标本收集。”这里没有提中国或亚洲。此书说，阿尔巴达先生对法国阿姆兰和荷兰斯希尔蒙尼克奥赫岛的植物了如指掌，他有数千份标本。“他在这个领域的知识渊博，令我们的生物学家都为之钦佩。”他与博物馆、昆虫学机构、荷兰昆虫学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获得了两个皇家勋章，荷兰国王威廉三世还亲自给他颁发了勋章。阿尔巴达与国内外的收藏家通信频繁，人们对他十分尊敬。阿尔巴达于1898年7月8日在吕伐登去世，其讣告刊于7月9日《吕伐登日报》。阿尔巴达的妻子于1893年6月1日去世。他们没有孩子。（所以，传说他或他的后代到过荷属印度尼西亚是没有根据的。）
英国昆虫学家麦克拉克兰（Robert Mac Lachlan，也经常写作McLachlan，同事经常称他Mac）在《新荷兰生物学家词典》中提到，阿尔巴达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昆虫学中的毛翅目。“荷兰的毛翅目昆虫区系可能比英国诸岛的更为人所知（某些地区除外）。这得益于赫尔曼·阿尔巴达先生的研究，他是我最有价值的通信者之一，也是一位对毛翅目昆虫有着深厚知识的人。准确评估他为准备研究材料所付出的努力是很困难的，因为这需要特殊的条件。”阿尔巴达也尽可能记录荷兰弗里斯兰当地的鳞翅目昆虫。早在1856年他就开始研究蝴蝶，很快就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了其他昆虫类群。1873年他成为荷兰昆虫学会的成员，1889年和1891年他的文章发表在《法国昆虫学评论》上，1899年7月22日成为多特蒙德昆虫学会的成员。
塞利斯与阿尔巴达经常联络，他在布鲁塞尔保存的阿尔巴达的信件堆有4.3厘米高，只有与麦克拉克兰的（20厘米）、与哈根（Herman Hagen）的（11厘米）和与马丁（René Martin）的（5.5厘米）信件堆比它更厚。麦克拉克兰和哈根都是塞利斯的好朋友，马丁则是塞利斯的学生。阿尔巴达在1869年开始研究脉翅目昆虫，蜻蜓当时还归于这一类群。阿尔巴达与塞利斯相互交换蜻蜓标本，1875年3月7日塞利斯给他寄去了一些蜻蜓标本，同年12月14日阿尔巴达回寄了一些。阿尔巴达与荷兰自然博物馆（RMNH）有过一些接触，他曾去过那里几次进行标本鉴定，他更关注阿姆斯特丹的阿蒂斯动物园（NAM）的收藏。1877年2月17日，该博物馆通过阿尔巴达转寄了一批标本给塞利斯。此外，塞利斯每次参观荷兰自然博物馆时都会去看阿蒂斯动物园的收藏（1879年那次除外）。1895年9月20日，他发现阿蒂斯动物园的收藏状况不佳，而当时阿尔巴达的收藏已不再开放。幸运的是，阿尔巴达的收藏品最终被荷兰自然生物多样性中心收藏。这些收藏品中包括阿尔巴达所描述的4种新蜻蜓种类的模式标本，以及后来被证明是同物异名的两种蜻蜓种类的模式标本。1889年，阿尔巴达撰写了关于19世纪荷兰蜻蜓详尽的种类概述。他亲自检查了33位通信者对所有种类的鉴定。在引言中，他感谢塞利斯和麦克拉克兰给予的帮助。阿尔巴达是荷兰蜻蜓学者中唯一回访过塞利斯的人——他于1878年8月25日拜访了在列日的塞利斯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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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刘华杰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