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报道的法国马赛患者（60岁左右女性HIV感染者）成为该国首例通过异体骨髓移植实现HIV功能性治愈的案例。该患者自1999年确诊HIV感染后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2020年罹患急性髓系白血病，并行CCR5Δ32/Δ32纯合突变供体骨髓移植治疗，停药39个月后持续未检出病毒载量。CCR5是HIV入侵机体细胞的辅助受体，CCR5Δ32/Δ32突变能阻止HIV侵入细胞。截至2025年3月，全球共报道了7例经异体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实现HIV长期缓解的治愈案例，其中6例供体携带CCR5Δ32/Δ32纯合突变。

当前艾滋病标准治疗方案仍依赖终身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虽可将病毒载量控制在检测限以下并将其转化为慢性疾病管理，但长期用药导致的毒副作用及患者依从性问题仍亟待解决。HIV治疗的难点在于病毒通过逆转录将基因组整合至宿主CD4+ T细胞（部分具有干细胞特性，即能持续增殖），形成稳定的病毒储存库，导致病毒与宿主细胞形成共生关系。生成的子代病毒可再感染健康细胞，使得HIV难被根除。

7.2.1

图1? 干细胞移植治愈HIV患者策略的主要共同点是供者HIV病毒受体携带CCR5Δ32/Δ32突变。移植前后及移植过程中持续给予抗病毒治疗。A.通过化疗杀死已感染了HIV病毒的宿主细胞，移植前需通过化疗或放疗摧毁患者免疫系统，清除已感染的HIV宿主细胞，破坏原有免疫系统与病毒库，为供体干细胞重建免疫系统创造条件，同时抗逆转录病毒治疗阻断病毒；B.供者提供可以阻止HIV病毒入侵的CCR5突变体干细胞，在受者体内重建免疫系统的同时，能使重建的免疫细胞免受HIV感染

目前尚未有根治艾滋病的办法，分析已报道的几例艾滋病痊愈者案例可知，他们伴血液病，是通过骨髓干细胞移植进行治疗的，在干细胞移植前后或移植期间，持续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来降低机体内病毒载量，同步化疗来摧毁患者原有免疫系统和病毒库。此举通过骨髓干细胞移植来重构机体免疫系统，供者干细胞携带CCR5Δ32/Δ32突变。CCR5好比敌人入侵的门户，它一旦被堵，就能阻止敌人入侵。

具体操作如下。首先，化疗清除HIV感染细胞。移植前需通过化疗或放疗摧毁患者免疫系统与病毒库，杀死和清除已感染了HIV的宿主细胞（包括CD4+ T细胞等），为供体干细胞重建免疫系统创造条件。其次，供体CCR5基因突变，通过骨髓干细胞移植，将供者携带CCR5Δ32/Δ32纯合子突变的干细胞提供给感染HIV的受者，移植此类干细胞后新生成的免疫细胞能天然抵抗HIV。最后，围移植期持续ART治疗，有效控制病毒复制窗口期的再感染风险。值得注意的是，有患者案例显示即使供体缺乏CCR5突变，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也可能通过免疫清除机制消除病毒库，不过具体机制尚待阐明。

7.2.2

图2? 基于自体干细胞CCR5Δ32/Δ32突变治疗HIV感染的研究策略。A.HIV能感染正常CD4+ T细胞；B.将自体干细胞进行分选，通过基因编辑技术针对CCR5突变来抵抗HIV感染，在体外扩增后回输到机体内，同时进行抗病毒治疗，一方面抑制HIV复制，另一方面重建的机体免疫细胞能抵抗HIV的侵染，最终实现通过自体干细胞移植治疗HIV感染

当前通过骨髓干细胞移植治疗艾滋病也具有局限性。一是适用人群的局限性。目前仅适用于同时患有血液癌症（如白血病、淋巴瘤）的HIV感染者，因干细胞移植本身风险极高，需权衡癌症治疗的必要性，移植后可能引发严重并发症（如GVHD、感染），死亡率高达10%。二是不可普及性。高昂费用和供体稀缺限制其广泛应用，仅作为“最后手段”。三是供体匹配困难。CCR5Δ32/Δ32突变在人群中仅占1%～2%，且需与患者配型相符。这也意味着该治疗策略不可能大规模推广和实践。所以，仍需要探索根除HIV的新策略。

未来的研究需聚焦于降低移植风险并扩大适用人群，结合基因编辑与免疫疗法开发更安全的治疗方案。探索方向之一是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敲除患者自体干细胞的CCR5基因可规避异体移植风险。我国2019年开展的临床研究采用混合移植策略（编辑CCR5基因/未编辑CCR5基因细胞比例为17.8%），但因突变细胞占比不足（仅占5%～8%）未能实现病毒控制，远低于“柏林病人”案例中100%的突变率，提示CCR5基因的高突变率；这种混合移植的策略虽然降低了治疗风险，但也限制了抵抗HIV入侵的效果。另一个方向探索病毒库清除的深层机制，如GVHD，该效应是由于移植后异体供者移植物中的T淋巴细胞，经受者发动的一系列“细胞因子风暴”刺激，大大增强了供者T淋巴细胞对受者抗原的免疫反应，发动针对受者靶细胞的细胞毒攻击，杀灭携带HIV的宿主细胞，进而清除病毒库。

尽管挑战重重，这些案例为“功能性治愈”（即无需终身服药）的目标奠定了科学基础，激励着医学界向根除HIV迈进。相信不远将来，人类终将战胜HIV。

___________________

本文作者崔泽林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检验科副主任技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感染防控方面的研究；冯婷婷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药学科副主任药师，从事抗感染方面的研究。本文获得上海市“医苑新星”青年医学人才培养资助计划——临床检验项目（2023）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