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应对新冠疫情到适应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问题，科学发挥了也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是公众愈发依赖科学信息采取各种行动，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怀疑、误解甚至政治化扭曲科学共识的趋势。
这在深层次上表明，科学与公众之间并非仅存在“知识鸿沟”，更存在“信任鸿沟”与“参与鸿沟”。而在此背景下，传统的以“缺失模型”为特征的自上而下的科普模式已显乏力，急需一种新的科普范式。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明确，“开展科学技术普及，应当采取公众易于接触、理解、接受、参与的方式”。这实际上就要求科普转变工作方式，让科学变得易于接触、理解、接受和参与。
在对科学进行传播的过程中，传统的模式常常预设公众因知识匮乏而无法理解科学，故需要科学家单向地“灌输”。这种模式人为地在专业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划下了一道鸿沟，将科学领域与公共领域人为分离，使科学家局限于专家的狭窄角色，不仅阻碍了有效沟通，更在危机时刻加剧了公众的困惑与不信任。
如果科学家的公信力仅建立在狭隘的技术专业知识之上，而忽视其作为公民的社会角色，那么科学话语就难以在复杂的公共领域中产生共鸣。
实际上，科学家也意识到单纯依靠数据和技术语言不足以建立有效的公共对话。此外传播平台上媒介化的、碎片化的科学信息也会引发公众的困惑与不信任。
虽然有学者主张“公众参与科学”模式能够让这种状况有所改观，但实际操作中发现，这个想法多少有些一厢情愿，因为它依然是要求公众一方采取行动，而非科学（家）参与公众（社会），公民科学项目常要求志愿者学习专业方法，却未改变专家主导的决策结构。
如果我们一直想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让公众理解科学”以及“公众为何不理解科学？”，那么我们是否也应该追问一下，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否也源于科学家未能充分地参与公共领域呢？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科学家未能有效地参与公共领域是导致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出现裂痕的部分原因。若科学家仅局限于专业领域而脱离公共责任，便可能破坏公众信任甚至导致灾难性后果。那么我们又该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为此，我们呼吁“科学家公民”的参与，他们可以主动跨越专业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界限，以清晰、负责任的方式与公众沟通。
所谓的“科学家公民”并非指普通公众参与科学研究的“公民科学家”，而是强调科学家自身同时承担专业领域具有权威的专家以及公共领域中积极参与的公民这两种角色。
这便将他们的责任边界从实验室或学术期刊延伸至他们所属的公共集体，进而融合了他们的道德价值观、对公众的善意以及对实践审时度势提供判断的公信力。也就是说，科学家不仅需要展现专业能力，更需通过道德立场、公共关怀和情境智慧来促进公众信任。
科学的大众化和民主化不仅是让公众参与科学，同样也要求科学家走进和参与社会，因为“参与”必然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科学家公民”也正是对这一双向过程的响应。它意味着科学家需要转变自我意识：视自己为完全融入公共生活的专家，不再是社会生活的旁观者，而是与所有公民休戚与共的参与者。
从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危机而言，它们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而科学结论也往往处于动态演进中。在这样的语境下，公众需要的不仅是“正确答案”，更是对科学过程的理解、对不确定性的坦诚，以及对价值权衡的透明说明。而这些无法通过简化的数据图表或权威声明实现，必须依靠科学家以公民身份进行真诚对话。
同时科学家公民角色的引入有助于弥合“专家-外行”二元对立的局面，推动科普工作的双向赋能。科学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不再仅是单向的知识传递，而是一种涉及信任、价值观和伦理的修辞实践。科学家也不是单纯地停留在技术话语中，而是主动参与公共讨论，推翻“缺失模型”的预设，推动科普从“告知”转向“协商”，从“单向灌输”转向“共同面对”。
那么，在科普实践中，科学家公民应发挥何种作用？
第一，做负责任的风险沟通者。在危机初期，科学证据往往不完整，但公众急需指导。此时，科学家公民需要清晰地传达已有的科学发现，同时更要解释探索科学的过程、不确定性以及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议，避免沉默或过度简化，而应以清晰语言说明“我们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为何如此判断”，将复杂的科学发现，转化为与公众日常生活、价值观和决策息息相关的叙事，并主动纠正谣言。
第二，做公共领域的修辞行动者。科学家公民需掌握超越技术话语的沟通策略，理解不同媒介平台的逻辑，善用故事、隐喻与视觉修辞，使科学议题可感、可议、可参与。这并非“降低科学标准”，而是尊重公共领域的多元理性。借用修辞学的话语来说就是，有效说服和传播不仅依赖逻辑，还需建立信誉与情感共鸣。
第三，做社区的共建者。公民科学家有必要认识到，公众不仅拥有接受知识的权利，也拥有地方性知识、生活智慧和不同的价值视角。因而在关于科学议题的决策中，科学家应放下身段，与社区民众、利益相关者进行平等的对话与协商，推动双向的交流与共同的学习，真正地“参与”社会，成为公民集体中不可或缺、值得信赖的一员。
总之，在推动科学的“易于接触、理解、接受、参与”方面，科学不能将自己视为封闭的知识体系，而必须进行开放的公共对话。科学家公民的介入有助于推动“知识普及”迈向“民主参与”，完成从“专业学者”到“科学家公民”的身份转换。它要求科学家不仅“知道”，更要“在场”；不仅“解释世界”，更要“介入世界”，既要尊重专业严谨性，也重视公共责任感。
-本文作者王大鹏是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科学传播理论与实践、社交媒体科学传播、科学家与媒体关系等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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