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分子生物学家菲利普 · 夏普教授等三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6月26日联袂来沪，出席现代生物技术国际研讨会。在沪期间，记者对夏普教授进行了采访，夏普教授对艺术与科学的精辟见解及对东方文化的崇尚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最喜欢瓷器”
记者：您这次在上海停留的时间很短，总共只有2天多，但还是专门抽出时间参观上海博物馆和豫园。请问，您是否对中国文化特别有兴趣？
夏普：我曾在华盛顿、纽约和波士顿参观过中国古代文物展，但是这里的收藏品绝妙，我喜欢这座博物馆本身，简直壮观之极！
从整座博物馆的建筑风格，到每件展品的布置、灯光的设计，都吸引着我，这里确实值得一看。说实话，我以前从未看到过如此完整的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展示。
记者：您对哪一类展品最有兴趣？
夏普：总的来说，这里的每一件展品都相当精彩，都堪称精品。就我个人面言，瓷器的光泽和造型更加动人，是我的最爱。
记者：对于东方文化，您怎么看？
夏普：很显然，东方文化源远流长，它的某些方面对我很有吸引力。我漫步在上海老城厢城隍庙和古典园林豫园，注意到这些古代建筑将自然引入其中，把人文和自然融为一体，堪称东方文化的绝妙之处。在这个小巧精致的园林中，我看到了人类与自然和谐这一东方文化的精髓。而在典型的英国式或法国式园林，虽然那里也有自然，但都经过人工雕凿，是人类控制下的自然。
我认为，对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进行一番比较，是非常有益的。我崇尚历史悠久的东方文化，它很早就有文字记载，500年前甚至5000年前就产生出艺术。我今天在上海博物馆看到公元前3000年的艺术珍品——五六千年前的玉器等。卓越的艺术、古老的历史，非常吸引人。
记者：听说您对艺术很有研究，经常阅读有关书籍，还利用在世界各地访问讲学的机会参观各大博物馆。很想听听您对艺术的看法。
夏普：我不是某一专门艺术的专家，但是我对各种艺术都很感兴趣。我观察艺术作品，试图理解产生于某个特定时代的文化何以会对我产生感染力和迷惑力。我还从各种艺术作品来了解历史上的人们，例如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期，人们以一种物质的方式观察世界，这也反映在他们创作的瓷器和雕刻之中。几千年来，人类也经常走向神秘主义，所有事物都被抽象化了。通过欣赏古代艺术作品，可以了解当时人们周围的技术和自然世界，它还能告诉我们，人们当时是如何思考的。
用审美眼光看科学
记者：我国著名高等学府清华大学日前迎来90周年校庆，在一系列庆祝活动中，杨振宁教授一场“美在物理学”的学术讲座、李政道教授倡导的“艺术和科学国际作品展”格外引人瞩目。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不约而同地关注艺术和科学问题，是否意味着艺术和科学之间具有相互借鉴的关系？
夏普：是的。事实上，从科学到艺术，直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类在任一智力领域的探索常常是相通的。在科学领域，经常可以用审美的观点进行评判，如果一项研究的最终结果既简洁又美观，那么十有八九是正确的。例如在物理学中，爱因斯坦著名的质能方程式：E=mc2（注：2系平方），它用最简洁的科学语言表述出质量和能量之间的守恒关系。你一看到如此简单明了的关系式，就会断定这是对的。
艺术和科学毕竟是人类智慧的不同范畴，它们之间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科学研究常常建筑在人类的想象之上，但它又不全是想象，科学家要做的工作就是用实验方法来检验这些想象。我构筑一个概念，进行检验，通过我的大脑、我的意识，然后再回到“是”与“非”的假设上来。如果是“是”，那就搞清楚我是如何认识到它的；如果是“非”，那就必须否定原有假设，另辟蹊径，进行新的假设和实验。一个真正的科学家经过严格的训练，会毫无疑问地接受这个准则。这是从事科学研究的最高准则，如果不能或不想接受这个准则，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
艺术家则不受这些约束，他可以从一个概念出发，出于现实而超越现实。
在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一名科学家，要受到比艺术家更多的约束；而在另一方面，作为一名科学家，又具有比艺术家更强大的力量。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科学始终是推动文化前进的动力，我们曾经学习炼钢、尝试发电、摸索飞行……借助于实验，我们早已掌握了这些技术。由实验中得到的这些知识和技术进步促进了文化的转型和进步。
记者：您刚才举了爱因斯坦质能方程式的例子，作为一位国际著名分子生物学家，您能否举一个生命科学领域的例子？
夏普：生命科学中最好的例子就是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1953年4月，年仅25岁的美国生物学家詹姆斯 · 沃森、37岁的英国生物物理学家和遗传学家弗朗西斯 · 克里克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论文，介绍他们发现的DNA双螺旋结构。DNA是所有生物遗传的因子，它的结构既简单，又非常优美，看着它，你会不由自主地作出判断：这肯定是对的。
记者：我们的读者中有不少有志于科学研究的青年学生，目前他们正处于知识积累阶段。除了他们本身的专业知识以外，是否还应该培养对艺术的鉴赏力？
夏普：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有志于科学的青年学生不仅要打好扎实的科学基础，掌握科学研究的语言——数学，还要从哲学、艺术和文化中汲取养分，提高与他人沟通的能力，这样他们就会觉得科学研究的能力得到提升，对自身研究工作也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就我所认识的科学家而言，他们几乎都对科学充满好奇，喜欢旅行、观赏新的文化、结识新的朋友，专注于艺术和科学的相互交融。
“中国令我流连”
记者：听说您在北京大学与大学生们进行了交流，您对他们有何评价？
夏普：我们在北京先后访问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参观了这两所学校的实验室，了解中国同行们的研究工作。一些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成之后，回到中国，帮助指导清华、北大建立起高水平的生物技术实验室、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实验室，他们的研究课题都非常新，研究人员的情绪很高，对未来充满期待。
我们还与北大和清华的本科生进行了简短的交流，他们对我们的研究工作很感兴趣，问了很多问题，特别是他们的英语非常流利，我感到很惊讶。
记者：您对上海的印象如何？
夏普：虽然我是第一次来上海，但是我对上海近年来的变化早有耳闻，一些经常往返美中两国的朋友告诉我，即使是老上海，一旦离开几年，就会认不出它了。上海变化速度之快由此可见一斑。我这次来，也是想亲眼目睹它的变化，我对这座城市很感兴趣。
上海是我这次中国之行最令人兴奋和激动的一个地方。这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许多人都情绪高昂，对未来非常乐观，他们开创着新的事业。他们的乐观精神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和渗透力，能够通过各自的工作，化作竞争的力量。
我相信，靠着这种精神，中国正在并将继续发生新的变化。所到之处，我都非常留意观察，这里物资充沛、市场繁荣，经我留下深刻印象。中国令我流连。
记者：最近两个月，包括您在内已先后有14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世界著名科学家来到我国。您对此有何看法？您本人是出于什么原因来华的？
夏普：这次来中国参加学术会议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我刚才提到曾经在麻省理工学院留学、工作的不少中国学生和同事已纷纷回国，这次他们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主办生物科学研讨会，邀请我参加；其次，中国近年来在生物科学方面完成了许多出色的研究，北京、上海两地都有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机构，我也一直想亲眼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工作的，我的那些一流学生以前是如何学习的。
一个蓬勃发展的现代生物技术研究群体正在这里出现，新的生物技术企业也在不断涌现，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生物技术有可能比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快，我希望加强与这里的交流。
记者：您与中国科学界有无实质性的合作研究或学术联系？
夏普：目前尚无直接的合作关系，但是我的实验室里有很多中国学生，他们多数来自上海和北京。这次来北京参加“21世纪生物科学前沿论坛”的中国学者，有不少曾经是我的学生或同事。
记者：您能否谈谈对这些中国留学生的印象？
夏普：他们是我所见到的最优秀的学生，他们天赋很好，热爱科学，研究工作做得相当出色。他们中不少人已成为美国各大学的教师或研究人员，成为科学研究的领导者。
记者：既然中国科学家这么优秀，为什么还没有一位中国学者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呢？
夏普：纵观世界各国的著名研究机构，获得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需要有大量好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础，而且还要经受时间的考验。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的成果是33岁时取得的，而得奖时我已经49岁了。除此之外，还要营造鼓励年轻科学家追求卓越的氛围，加强与国际科学界的联系。当然也要有好的运气，因为世界上好的科学成果很多，但获得诺贝尔奖的毕竟是少数。
我建议，年轻的中国生物科学家持之以恒地瞄准世界一流科学水平，做出好的研究工作，相互合作，相互交流，经过相当长一段时期之后，好运会青睐中国的。
把最后一分钟用于实验
记者：您出生于肯塔基州山区的一个小农场，并在那里长大。乡村生活对您成长有什么影响？
夏普：我在肯塔基州北部的一个小农场长大。当我14岁时，父亲开始到城市里找活干，逐渐从一个全职农民转变为一个兼职农民。当时美国城市化来势迅猛，与中国今天的情况相仿，城市中劳动力相当紧缺。
我在农场时，花费大量时间跟着父亲干农活，学会了如何劳动。父亲则教导我尊重劳动，专心干活，认认真真地完成工作。这些训诫使我受益终生。
我的双亲都没有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也都不从事科学研究。我对科学有兴趣，是由于我个人的原因，大学的教育和此后的研究经历，使得我沿着科学之路继续前行。我非常喜欢沉思、自学、与他人讨论并分享各自的观点。学习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当我学习的时候，我会变得兴奋，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继续保持这份激动。我想，我的研究工作恐怕与我在小农场长大的经历并没有太大的联系，而更主要是源于我所受过的专业训练。
记者：您的学术经历丰富多彩，先后在一些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学习、工作，这是否有助于您的成功？
夏普：正如你所说，我主要在4家研究机构从事科学研究：在伊利诺大学获得化学哲学博士学位，这是一所非常庞大的大学，大约有3万名在校生；毕业后进入加州理工学院，这是一所规模较小的高校，只有2000名学生，但它的研究实力很强，我就是在那里走上分子生物学研究之路的。我认为，要想对科学研究有所贡献，就应该在最好的研究机构工作，加州理工学院正是这样的地方。在那里，我感到自己并不比别人逊色，自信心增强了：如果我能够专心致志搞研究，一定会取得重大科学成就；然后，我到了冷泉港实验室，主要研究动物病毒和人类细胞。著名科学家、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詹姆斯 · 沃森领导着这个研究力量很强的小型研究机构。我在那里与很多一流科学家搭档，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1974年至今，我担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这里的许多同事和学生对我的科学研究产生很大影响。所以，很难说出哪一家研究机构的哪一位科学家对我的影响最大。在我研究生涯的不同阶段，我从上述研究机构得到了各种有价值的体验。我认为，变换不同的研究环境，结识不同的科学家，学习思考问题的新方法，很有益处。
记者：您在大学选择了化学和数学这两个专业，您的出发点是什么？
夏普：拥有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和体验，很有好处。几乎所有正规的教育都有一个共同的好处，就是教会你如何学习。因为在你研究生涯中所用到的一切知识，都是靠自学得来的，你要从文学作品中学、从与同事的交谈中学、从与他人的合作中学，总之，要靠你自己学习。你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所受的教育，都能交给你自己学习新知识的工具。
特别是像生物学中的新学科，例如我现在所教的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就是在分子和细胞水平上，用物理学和化学知识来审视生物学体系，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我就是借助物理学和化学的知识取得了新的发现。把不同学科的知识应用于一门蕴藏众多待解之谜的新学科，常常能成为一种优势。
我建议青年学生发现自己感兴趣的新领域，动用你所有的知识，在探索中获得乐趣。
记者：您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成果是您学术生涯的巅峰吗？
夏普：我在1977年完成了后来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研究项目。当然，获奖以后，作为一名科学家，我的知名度提高了，可以涉足一些新的领域，有机会经常与其他科学家进行交流，随时准备取得新的发现。这是我迄今为止所进行过的最复杂的实验，但是要比较何者最重要，这倒确实难以评判。
记者：您刚刚过完57周岁生日，祝您生日快乐。请问，您会考虑退休吗？如果会的话，将在何时？
夏普：我现在花费很多时间，为从事科学研究的年轻同事创造研究环境。眼下我试图建立一个得到（美国）政府和麻省理工学院共同资助的脑科学研究机构，并要使之保持在这一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
我自己还有一些研究项目。我希望将来能卸下行政方面的职务，专心地搞我喜欢的研究。我要把我生命的最后一分钟用在科学实验上。这样的结局，将是我最大幸福。
菲利普 · 夏普教授简介
菲利普 · 夏普1944年6月6日出生于美国肯塔基州北部的一个山间小农场，并在当地的公立学校接受初等教育。1966年毕业于肯塔基州的联盟学院，获化学和数学双学士学位；1969年获得伊利诺大学化学博士学位。1969年至1971年，在加州理工学院诺曼 · 戴维森教授的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主攻细菌质粒分子生物学。1971年转入冷泉港实验室，开始研究动物病毒和哺乳动物细胞的分子生物学。
1974年加入麻省理工学院癌症研究中心和生物学系，并分别于1985年至1991年、1991年至1999年任中心主任和系主任。2000年2月28日，就任新成立的麻省理工学院麦戈文脑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夏普教授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肿瘤病毒分子生物学和RNA（核糖核酸）拼接机制。1977年RNA拼接的发现，是他所取得的里程碑式的成就，这项研究最早使人们在哺乳动物细胞中看到了“不连续基因”这一惊人现象。夏普教授因此而与另一位美国科学家分享199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