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化预测 系统化选择 最优化配制

技术预见作为世界各国政府制订科技长期发展战略的有效手段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技术预见所倡导的基本理念就是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从科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进行系统研究，确定具有战略意义的研究领域，选择那些能够对经济、社会带来最大化贡献的关键技术和通用技术。集中到一点就是“整体化预测”、“系统化选择”和“最优化配制”。

作为政府制订科技政策、使科技最大化作用于经济及社会发展的一种尝试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作为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采用的，以政府为主导的体制化研究模式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技术预见为什么会在20世纪90年代迅疾成为一场浪潮，以致于一些非洲国家都在开展此项活动，这需要有个解释。为此借《世界科学》专设的“技术预见”栏目陈述自己的观点。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一起影响全球科技政策走向的重大事件，这就是长达40年东西方冷战的结束。冷战结束的直接效应就是以进攻与防卫的基础学科及技术体系的发展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控制，由此而占用的大量资源可以用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应用研究领域。冷战结束的第二个效应，也是最重要的效应，就是世界各国对本国的科技政策做了重大调整，都在积极致力于和平与发展。当和平与发展成为全球共识时，积极谋求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也就成了这个时代的主旋律。问题是怎样才能保证经济发展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怎样才能保证社会繁荣和社会的长期繁荣，这就不得不促使世界各国政府冷静地思考这个问题。

毫无疑问，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R&D）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是决定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同样也是决定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社会的繁荣程度。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著名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就为解决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问题指明了方向，给出了这样的结论：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主发动机。熊彼特分析问题的逻辑是：从基础学科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技术开发，直至将创新的技术成功地运用于经济发展。人们也因此将熊彼特的技术创新模型称之为“科学推动型”技术创新模型。

20世纪60年代，另一位经济学家斯穆克勒则沿着与熊彼特相反的方向看技术创新，他特别强调经济与社会的需求拉动。换句话说，研究与开发的成果要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产生作用就必须在选择与规划研究与开发项目之时就得注意呼应经济与社会需求。

相比较而言，在探讨关系到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动力源泉这一重大问题时，熊彼特倾向于将基础学科研究、技术创新视为经济系统变迁的主导因素；斯穆克勒则倾向于在经济系统内部寻找变迁的动因，即经济与社会发展本身提出的需求将是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简而言之，熊彼特刻画的技术创新体系本质上是围绕着关键技术、领先技术构建的；斯穆克勒所刻画的技术创新体系本质上是围绕着有经济与社会需求的通用技术构建的。

一些计量经济学家通过对有代表性的国家在过去几十年内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研究也发现，用资本和劳动力投入量的年增长率来说明同时期GNP的年增长率是有差别的，后者的增长率通常会高于前者的增长率。他们经深入研究发现，盈余出来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是由科技进步带来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科技进步率在经济增长函数中所占的权重越来越大。这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科技进步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程度。

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保罗 · 罗默又将科学技术知识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到他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去，这就意味着科技进步对经济的渗透已经提高到了更高一级的台阶。随后世界经济就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以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为特征的新经济时代开始了，世界许多国家都意识到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是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博弈时代，综合国力的竞争已经转化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竞争，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竞争又转化为科学技术的竞争。谁占据了科技制高点，谁才有可能占据经济制高点。

当世界各国政府相继认识到科技在发展经济中的重要性的时候，科技首先面向经济建设也就成了大家的共识，成了他们制订本国和本地区科技政策的主要导向。

然而，任何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事业时总要受到资源稀缺的制约，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发展所有的科学技术领域，他们只能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有选择地发展能够最大化作用于本国和本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那些科学技术领域。因此，哪些技术应该得到优先选择，哪些技术应该服从当前经济发展的目标，哪些技术应该服从长远的经济发展目标，哪些技术可以引导一些新产业，哪些技术可以用于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哪些技术可以充当新的经济资源，哪些技术可以用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哪些技术可以为人们带来健康、福利等，就需要政府从社会总资源的配制视角进行合理规划，从社会总需求，主要是要从市场需求出发，合理选择将要进行的研究与开发项目，这样从理论上讲也就最大限度避免了科技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正因为在科技资源稀缺与经济社会需求无限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加强对科学技术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和预期，依据人们对全球产业发展态势的预测，依据市场需求，依据现有的科技开发能力，参照预期实现的时间及预期收益等一系列标准有条件地选择一些关键性技术和通用技术进行投资的技术预见（Technology Foresight）活动也就应运而生了。

总之，技术预见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内呈燎原之势就其成因来说，主要得益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而引发的新一轮经济竞争和科技竞争，得益于经济组织经常性从事研究与开发以及技术前瞻性创新的需要，得益于社会公众对健康与福利的需要，得益于人们对资源稀缺性所达成的共识。技术预见由此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以及科学共同体、产业组织、研究机构、社会公益部门等高度重视。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日前就我国应加强技术预见研究还提出了积极的倡议，国家科技部、上海市科委、北京市科委已经在国内率先启动了技术预见工程。

著名技术预见专家马丁和约翰斯顿在分析技术预见何以受到空前重视，也给出了与之相近的解释，这里我们概要地将其归纳如下：

（1）它来自于市场经济的竞争压力。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造成了竞争者的大量增加，任何一个国家不得不与那些具有不同生产成本的竞争者进行市场博弈，这就使得他们所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政府可借助于制订与之相适应的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并通过具体的投资活动应对这种压力。技术预见作为政府制订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有效手段恰好适应了这种需要。

（2）工业化国家所面临的政府开支日益加大，原因是随着人口的老化，人们对社会福利的需求日益增加，政府每花费一笔经费均要向国会、议会等一些制约政府支出行为的权利机构或社会公众详细说明其理由并给出投资价值评估。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成本日益增高，没有一个国家能有足够的财力追求所有的科技的发展机会。在政府开支面临不断民主化的压力下，有关科学与技术的预算也不能例外。技术预见恰好提供了这样的一种机制，它可以让位于社会各阶层的诸多活动者有参与的机会。

（3）产生科学技术知识的微观过程正在发生质的飞跃，最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往往产生于多学科交叉地带。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交融以及各种不同品位文化的相互交融非常有利于新知识的发育与成长，这在应用研究领域尤为如此，知识的生产者之间需要更多的沟通、合作与协同。除了在知识生产者之间有彼此沟通、合作、协同的需要之外，在知识生产者与知识使用者之间，包括政府、企业也同样需要建立起更好的互动关系，开展技术预见活动恰好能为之提供更多、更好的互动机会。

马丁和约翰斯顿关于技术预见兴起的背景因素分析又为我们的解释增色不少。技术预见之所以能在20世纪90年代迅疾崛起决不是空穴来风。

（作者单位系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