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预见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一种重要表现，在一定意义上说，人们认识过去和现在，也是为了认识将来。技术发展的程度越高，人们进行科技管理和技术创新就越需要获得未来发展的信息，以便对技术进步的复杂过程做出可靠的预见。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对技术产生及其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研究不足，二战以后熊彼特关于创新与发展的理论重新受到了理论界的重视。
对于创新源泉及其推动机制的研究经历了科技推动论、需求推动论、需求和科技双推动模式、链环模式四个阶段。相应地，技术预见按照发展层次可以区分为第一代技术预见（只考虑技术内在推动力的技术预测），第二代技术预见（加入了对市场因素的关注），第三代技术预见（将整个社会纳入了考察范围的技术创新系统）和第四代技术预见（从整个创新系统的角度，根据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不仅重视产业及技术发展战略，还要考虑市场、社会、经济、环境、制度创新等多个层面）。今后的综合技术预见必须要求在创新系统的框架中实施，不应局限于按个别技术领域的预见，而是需要从整个创新系统的角度进行技术预见，还要重视创新型国家（社会）的建设。
国家创新系统及其系统构成
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工业技术创新经历了五种模式的变化：（1）20世纪50年代以简单的“技术推动”的线性过程为特征的第一代“技术推动”模式；（2）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第二代“市场拉动”模式，即根据市场和用户的需求进行创新；（3）20世纪70年代强调营销和技术因素对成功创新的重要性的科学、技术和市场相配合的第三代“配合模式”；（4）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普遍采用的第四代“一体化模式”，即技术、设计、制造、管理和营销部门共同参与推出新的或改进的产品和工艺；（5）当今的第五代“系统和网络化模式”，把技术创新看作是一个各机构合作、各系统同时参与的并行的过程。
正是第五代创新模式的出现使得“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应运而生，强调国家是技术创新的决定性因素，凸显了技术创新的国家行为性质。弗里曼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是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中各种机构组成的网络，这些机构的活动与相互影响促进了新技术的开发、引进、改进和扩散；在一国的经济发展和追赶跨越中，仅靠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不够的，需要政府提供一些公共商品，需要从长远的、动态的视野出发，寻求资源优化配置机遇，以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企业的技术创新。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技术创新的“系统”或“网络”特性。（见表1）
表1:国家创新系统的演义
创新系统对外所表现出来的总体功能为整体功能与所有部分的相对独立、未被整合的功能之总和。即除了对创新体系组成部分进行整合而形成的整体功能外，还有各个部分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未被整合的功能。就国家创新系统的系统构成而言，大致可以分为知识创新子系统（主体为大学与科研院所，主要起到新知识的创造和提供高素质人才的作用）；技术创新子系统（主体是企业，是最重要、最活跃、最直接的竞争主体）；制度基础子系统（主体是政府，主要提供软、硬环境的支撑作用）；社会文化子系统（主体为国民，是历史因素积淀的结果，决定了社会对创新的认可与包容）；国际环境（机遇与挑战、催化与阻尼）。
技术创新的过程是一种知识流动，包括知识的产生、开发、转移和应用四个阶段，知识供应链的概念是将工业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各自知识优势加以集成和系统化，以便为企业提供能够提高效益和创新能力的信息和方法。企业技术创新按主体不同可分为独立创新和联合创新，按内涵不同可分为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和引进创新，因而有六种基本的企业技术创新模式，不同类型的企业技术创新中都会选择适合其发展的类型，从而以最小的投资获得最大的收益。（见表2）
表2:技术创新的分类
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更多的来自平等竞争的环境。政府要按照市场经济和WTO规则的要求，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为各类企业提供平等的竞争环境，既符合国际上通常的做法，也有利于激发企业为未来进行技术投资的信心和积极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扶持大批具有较强竞争能力、创新能力、抵御风险能力的中小企业群体，提高其竞争力与活力，使之成为创新系统中最活跃的力量，需要政府创造更为有利的政策环境。
政府创新是指政府组织在宏观政治体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为积极适应外界及内部的各种变化，旨在全面提高政府管理与服务的质量、效率及效能，在管理与服务的长远战略选择、功能目标定位、政策策略制定、组织结构设计、运作流程设定、运行机制构建、组织绩效评估和新型技术运用等方面所进行的创造性或创新性的重组、再造与革新。运用政府扶持以及政府采购政策、贸易管制等政策来发展本国战略技术及产业，是世界各国普遍运用的国际通则。政府为了适应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必然要积极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积极顺应科技发展需要，不断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创新效率。
创新系统协调机制
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以及近来创新模式的研究表明，创新是一个系统化的行为，制度等因素在创新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科技进步与创新离不开必要的制度条件，有效的管理可能是发达国家的主要资源，也是发展中国家最需要的资源。世界本质上是非线性的，系统整合原理之所以称为宇宙第一定律，就在于它揭示了系统整体与局部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科技发展战略的实质，是由适宜的组织整合而产生创新系统整体性态的涌现。
国内外研究成果证实，依靠非科技创新因素，可以弥补科技创新能力的不足。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要通过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打破部门之间、地方之间的自我封闭，在国家层面上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国家创新能力的提高。创新型国家（社会）建设必须首先明确国家创新系统的发展阶段。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传统产业改造仍然要走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道路，但必须要加强宏观管理，强化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相应的，我国科技发展战略只能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并重。知识创新系统的道路太超前于我国的现实，只有当我国的国家创新系统比较成熟，我国经济中知识经济所占比重达到一定规模后，我们才能在总体上走向以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为支撑的国家知识创新系统。
预见既是计划工作的前提条件，又是计划工作的结果，它的作用在于：（1）帮助认识和控制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对未来的无知降到最低限度；（2）使管理具有预见性，使计划的预期目标同可能变化的周围环境与社会、经济条件保持一致；（3）事先了解计划实施后可能产生的结果，并以这种估计作为计划和决策的依据。
通过技术预见可以提高国家或地区创新体系的效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创新体系的效率高低，关键不仅在于单元要素的绩效，还在于单元要素之间衔接度如何，政府的责任就在于构筑和加强创新体系内各要素之间的联系，通过结构创新实现功能跃进。技术预见从三个层次上恰好是实现该目标的有效工具：一是对战略全局的总体性预见，二是对战略系统各要素及战略系统的环境的预见，三是对战略系统的及其环境内的单一因素的预见。
技术预见可作为区域创新系统中一个很重要的协调机制，通过官产学研的联合，可以确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应当优先发展的关键技术群，为社会公众提供科技发展趋势的信息，形成科学、民主的科技管理决策体系，制订综合、系统的科技政策，使知识供应链得以流畅，在实现共同的市场目标的同时，促进知识创新制度的一体化，使各类创新机构在开放的条件下加强能力建设，在流动的前提下加强资源共享，在公平的环境下鼓励自由参与，在竞争的基础上择优选择和重点支持。
创新文化与创新社会
一个国家或地区文明的兴衰自然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其中内在的文化因素往往起主导作用。而在诸多的文化因素中，创新文化是一个关键因素。创新文化与创新社会的建设越来越被人们理解为一种心理状态、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文化背景的耦合运动。先进生产力产生于最适宜的文化氛围里，成长于公众理解和支持的社会环境中。推动科学技术发展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创新文化已经成为最先进文化的基础。世界近代科学中心从英国转到德国、再到美国，表面上是国家排序的更替，实质上是创新能力强弱转换的结果，其中无不包含着深厚文化的根由，而这归根到底也就是创新文化与创新社会的问题。
科学研究需要长期积累，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浮躁习性对科学技术的持续、健康发展没有益处。英格尔斯认为，无论一个国家引入了多么现代的体制和管理方式，也无论这个国家如何仿效最现代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如果执行这些制度并使之付诸实施的那些人，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动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真正能顺应和推动现代经济制度与政治管理的健康发展，那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就只能是徒有虚名。
科学探索常常意味着失败，但研究中的失败同样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于科技发展来说，鼓励竞争固然是必要的，但宽容也是孕育和催生创新成就的温床。激发创新热情，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新愿望得到尊重、创新活动得到支持、创新才能得到发挥、创新成果得到肯定，这是加强创新文化建设的基本手段。如何保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科学文化氛围，给科学家特别是青年科学家更多表达意见的机会，仍然是我国推进创新文化建设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马克思指出“：人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如果观念落后于社会发展，人们无法驾驭整个社会的未来发展，那将是整个人类的悲哀。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应是具备不断了解、应对新变化能力的社会。从社会经济领域看，知识、创新将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发展的关键，即要素生产力将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力提升的关键。也就是说，科技与经济、创新与产业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人的价值得到充分承认，以知识劳动者为基础的创新技术与管理在生产力整体提升中扮演主要角色。
经济竞争和科技竞争的加剧，使得社会经济组织不得不经常性从事预见和创新，不得不重视研究与开发；技术预见与产业预见聚焦中长期经济、科技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通过增强科技和产业的综合竞争能力的途径走上美好的未来。发展中国家不论如何加强科技投入，财力毕竟有限，因而综合性的预见和战略选择就显得特别重要。过去衡量发展动力用的是“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到了知识经济时代，更重要的是创造力和创造力的增长率。现代科技和全球化的发展没有能使知识差距得以缓解，发展的不平衡更趋严重。发展中国家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在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确立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观念和培育预见文化，强化学习型社会、创新型社会建设，深化“知识促发展，远见铸未来”的战略意识。
<参考文献略>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