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沃尔（Robert Wall）在学术报告的第11张幻灯片中只写了三句话：“羊和牛早在1980年就已经被克隆了；而80年代产生的克隆动物似乎已经被人们食用多年了；为什么现在还有大量关于克隆的争议呢？”

 

　　沃尔教授的措辞足以引起克隆动物们的大惊小怪。

 

　　2008年9月，作为一位供职于美国农业研究中心（ARS）的科学家，沃尔在准备一份由农业部经济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一次会议上的报告，后者和ARS都归属于美国农业部（USDA），参会人员除了专家学者外，还有部分国外使馆的代表参加。就在作报告的当天早晨，他接到了ARS副主任史蒂文·卡佩斯（Steven Kappes）打来的电话，告诉他第11张幻灯片和关于细胞核转移的第二张幻灯片必须撤掉。沃尔说：“当时他们并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说明。”

 

　　沃尔认为，他的报告只不过是一份动物克隆技术的历史概述，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但是，沃尔还是照卡佩斯的话做了。“我的老板在电话上说’不要对那些人讲这些东西’，”他说，“我并不想与他争论什么。”事后，不论是卡佩斯还是桑迪·M·海斯（Sandy M.Hays,ARS新闻办主任），都没有对《自然》杂志就这件事或关于沃尔的提问作出反应。

 

　　对于沃尔来说，这一事件是其科学生涯中面对的新闻审查制度的“最令人沮丧”的例子。他说，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现年65岁的沃尔今年1月从ARS退休，从事转基因动物研究长达30年，发表了近80篇关于转基因动物的论文。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转基因动物学家伊丽莎白·马加（Elizabeth Maga）的话说：“他是这一领域的一位主要领军人物。”但是，在沃尔任期的最后六年中，他感觉到了他所在的部门对于克隆和动物转基因的敏感和小心在增加。沃尔说，ARS频繁地拒绝来自媒体对他的“纯科学”的采访，“在过去的两年或者三年内，几乎每位欲与我对话的新闻采访都被谢绝了。”

 

　　类似沃尔的故事在布什执政时期就已经开始。那时，美国的科学家们抱怨联邦部门存在着压制科学的情况，其严格的审查制度导致一些数据的禁止发行。然而，在2009年1月20日的奥巴马总统就职演说中，他提纲挈领地提到了这件事，“我们将把科学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此后不到两个月，奥巴马拟定了一份关于“科学诚信”的备忘录，称“政治官员不能压制或更改科学或技术上的发现和结论。如果科学和技术的信息被建立并被政府所用，也应该很自然地为公众所得到。”同时指定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约翰·霍尔德伦（John Holdren）在120天内撰写一份推荐书，旨在要求政府各部门保持科学诚信。

 

　　迄今，奥巴马的任期已经过半，但科学家们没有见到这么一份推荐书，致使部分科学家质疑政府没有履行其承诺。然而，许多人还是认为在奥巴马时代人们对于自由和激励有了一种新的感觉。美国鱼类和野生生物研究中心的环境毒理学家金伯利·托拉斯（Kimberly Trust）说：“就科学本身而言，环境和气氛已经比过去有了改变，有益于科学被人们所接受。”尽管如此，一些科学家还是发现，他们正面临着一些类似沃尔的境遇，而这些情况往往在他们发表文章或与公众谈论工作时出现。对此，位于华盛顿特区专门研究政治对科学干涉的非盈利组织——“关心科学家联盟”的科学诚信部主任弗朗西斯卡·格列佛（Francesca Grifo）说，自从奥巴马任职以来，科学家关于审查制度的抱怨比过去少了许多。到目前为止，她受理了大约10起这样的投诉。

 

　　这样的事故是否反映了高层的干预或部门管理者的介入，目前不明朗。但类似的干预或阻止信息发布事件的发生，政府是否考虑过这同样会激起人们的争议。莱斯大学的资深科技政策专家尼尔·莱恩（Neal Lane）说：“那样做只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莱恩曾在克林顿执政期间担任总统科学顾问。

 

　　在一次对近30名科学家的采访中发现，就管理科学家与公众交流的政策来说，政府各部门之间是各不相同的。即使这种政策存在，部门与部门之间或部门与雇员之间的交流往往出现差错，执行情况也参差不齐。尽管美国内政部是奥巴马总统任职以来唯一发表过关于科学诚信政策的部门（发表于2010年9月29日），但出现类似沃尔的情况还是被部分科学家所诟病。

 

　　不论原因是什么，其结果引发了部分科学家的不满。乔纳森·伦德格林（Jonathan Lundgren）是布鲁金斯市ARS的一位昆虫学家，他说：“作为政府部门的科学家，与公众互动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如果公众不知道我们在干些什么，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我们的工作是重要的呢？”

 

　　对于科学家发表自己的论文，ARS提供的一个惯例可供人们参考。在ARS正式成文的条例中称：科学家们在发表论文前必须将文稿呈交给相关负责人审核，如果内容被认为是敏感的，ARS必须按照国家科研项目所要求的审批流程走。但是，那些被认为敏感话题的论文并不总是被正式公布出来的，在ARS制定的条例中就有“备受瞩目的话题”目录，其中就包括针对克隆和转基因生物的限制。海斯说，ARS的这些条例已经过时了，而且目录已经多年没有执行了。

 

　　相对于ARS来说，许多科学家称他们在从课题申报到论文发表，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障碍，但认为审批过程是烦琐的。为此，伦德格林说：批准“是多余的，其过程通常会使论文延后两个月发表。”在ARS，当科学家发表不属于本人研究内容的论文，ARS通常也会非常地紧张。如昆虫学家托马斯·萨平顿（Thomas Sappington）想发表一篇对生物技术农作物的述评文，内容涉及对生物育种技术的关注。“该论文被拖着的原因不清楚它是否与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有关，因为EPA负责生物技术农作物的管理工作。”他说“最后，我在用词上做了些微调，可能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于是被允许投稿。”

 

　　对于媒体的采访，官方的政策是“鼓励科学家主动对来自媒体的提问进行回答。”看似这与ARS制定的条例似乎不同。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尤其是当话题与敏感问题有关，或与其他部门的政策有关时，”海斯说，科学家们被鼓励（在发表前）提前打电话咨询，“并不是所有的ARS科学家可以向媒体发表自己的言论，然后简单地让他人在事后知道。”

 

　　今年5月，马里科帕市ARS的科研负责人史蒂文·纳兰霍（Steven Naranjo）遇上了一个难题。当时他根据美国国家广播电台的要求，准备对一篇发表于《科学》上的论文进行评述，内容论及“非靶性”害虫出现在转基因抗虫害农作物地区的现象。当他把这一情况告知ARS并请求允许时，ARS随即上报到美国农业部新闻办公室，最终被否绝。纳兰霍说：“他们的答复是‘这个问题非常有争议，不宜公开评论’。对我来说，尽管有些沮丧，但不是一个什么大问题。”

 

　　对于ARS的科学家来说，请求、等待、拒绝，这一过程对他们造成的被动已不是什么沮丧了，他们对这种体制已经感到了厌烦，有的干脆“中止”了这种准许的过程。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科学家说，多年来，他已经为当地的一些报纸撰写专栏文章，或向新闻界发表演说，这些都没有向ARS汇报过。“我不想让他们来更改我的用词。请求准许是一个多余的枷锁，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枷锁。”

 

　　包括来自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的科学家说，当他们开始谈论墨西哥湾泄油事件遇到的一些问题时，尽管一些NOAA雇员向媒体谈论科学问题不需要新闻办公室的准许，但前提是谈论的内容要遵守2007年制定的政策。NOAA下属的大西洋海洋和气象实验室的飓风专家马克·鲍威尔（Mark Powell）说，泄油事件发生后，NOAA专门组成了一个专家小组被“准许”向媒体谈论该事件。除他们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人被允许向公众谈论此事，他因此推掉了一个电视台的采访。

 

　　NOAA新闻办公室主任贾斯汀·肯尼（Justin Kenney）说：“NOAA的上述努力并没有因此杜绝人们对媒体或公众发表谈话。”与鲍威尔同在一个实验室的海洋化学研究室主任米歇尔·伍德（Michelle Wood）认为，她很早就意识到与媒体的融洽关系，“这将使人的心情更加舒畅，”并称限制或封锁信息的公开其过程是“令人发狂的拖沓。”

 

　　而对于限制性规则的最初来源或确定什么是由政治驱动的，莱恩说：“调子是由政府部门制定的或他们的秘书拟定的，但人们会对什么是他们想象中的正确事情作出反应，有时还会反应过度。”莱恩关心的是这些无形的限制对科学家们及工作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它扼杀了士气，使一些科学家感觉他们的工作是没有价值的，最终很难留住最好的科学家。”

 

　　信息的不畅可能置ARS的可信性于危险之中，并影响到科学家的职业形象问题。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ARS科学家说：“这些限定降低了我在学术领域的总体形象。”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对这个问题反映强烈。一些工作在ARS的科学家说，他们的部门对于他们的研究论文的内部审核过程是合适的，因为这是政府工作的一部分。

 

　　科罗拉多大学的科技政策专家罗杰·皮尔克（Roger Pielke）说：“对于什么是政府部门的科学家应有的素质，还没有一种清楚的预期。”他认为，信息公开的课程在他们上岗之初就应该进行。皮尔克称，当它们最后公开的时候，白宫的科学诚信制度将有助于阐明这些预期。在9月2日的一次总统科技顾问会议上，霍尔德伦认为这些制度的姗姗来迟，部分原因是政府部门咨询过程的“漫长”，并承诺他拟定的推荐方案将于今年底颁布。

 

　　至于推荐方案推出后如何实施，目前不是很清楚。莱恩说：“如果这是总统优先考虑的问题，内阁成员会回到各自的部门认真讨论的。一些改革已经在ARS进行了。海斯说，他所在的部门已经在10月份颁布了一份文稿，其中规定科学家（在发表文章时）不需要获得国家（科学）项目人员的批准。尽管沃尔对于事情将如何进展不是很确定，他说：“避免争论，可能始终被那些官员们认为是他们的任务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