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三大谷物（水稻、小麦、玉米）之一，滋养着地球上30亿人的生命。考古学证据表明，水稻驯化栽培的历史和农业的起源发展一样悠久。大约在一万年前，当冈瓦那古陆上大自然慷慨馈赠的野生稻与古人类相遇，稻作农业就从采集开始慢慢发展起来。农耕使得定居成为古人类新的生活方式，也促使人类社会朝着现代文明演进。

 

　　水稻的驯化或许可以看作是古人类的科研成果，野生稻中更高大、更多分支和谷粒更饱满的植株被遴选出来，用于繁衍。除了稻种的选育，精耕细作的栽培方式也成为传统，延续了数千年，直到被19世纪开始的数次农业革命打破。其中最为著名的是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绿色革命”，发展中国家引进化学肥料和耐肥矮性作物品种，大幅提升粮食产量，拯救了一个饥饿的世界。最直接的推动者被认为是美国小麦农学家诺曼·布劳格和印度水稻遗传学家M·S·斯瓦米纳坦。水稻新品种的培育直接促成了亚洲地区的绿色革命，虽然后来只是布劳格作为绿色革命的代表人物在1970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绿色革命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在中国，可圈可点的还有以袁隆平为代表的水稻研究者开辟的杂交水稻新疆域。从1964年发现自然雄性不育株开始，袁隆平运用传统杂交方式培育出的杂交水稻为中国的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2013年推出的Y两优900“超级水稻”更是达到了亩产近1 000公斤的水平。在分子生物学滥觞的当下，虽然传统杂交被喻为“旧学派”，人们依然需要为这位“现代杂交水稻之父”喝彩。

 

　　水稻研究者借助生物学手段，正努力探求水稻基础理论的突破。2014年，来自中国农科院、华大基因和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科学家发布了从89个国家搜集到的3 000株水稻的基因组序列，堪称未来水稻研究的奠基之作。另外，水稻C4途径光合作用、氮高效水稻、低砷水稻、古水稻基因研究以及非洲科学家在水稻育种上的尝试，都将从根本上改善水稻的抗性、产量和品质。科学家甚至给出了这些研究的时间表：C4水稻预计三年内可以产生原型作物，氮高效水稻要略久一些，商业化生产或将花费数十年的时间，却非常值得期待。

 

　　生物技术高歌猛进，正试图引领一场新的农业革命，除了进一步保障粮食供给，还希望改善由绿色革命带来的诸多环境问题。然而，科技并不总是万能的解药，转基因作物推广不断受挫就是很好的例证，黄金大米可以帮助我们终结营养危机，却难以赢得公众信任，人们似乎更加怀念传统农业的方法和策略。在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如何克服本身以及来自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重重障碍，科研要走的路依然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