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2―23日，“浦江创新论坛――2018科技创新智库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国内外科技创新智库的专家围绕“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群与未来机遇”主题展开研讨。其中，15位专家发表了主题演讲，他们共同为长三角城市群的协同创新献计献策。
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家创新体系
胡志坚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高质量、全面的知识供给，国家创新体系集中体现了知识生产和知识配置的系统能力，是天然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筋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经历了全面、系统、快速的发展演进，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企业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中最核心的活动。形成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家创新体系要更大力度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提倡创新资源的进出自由。完善创新体系，需要：进一步明确创新主体的功能，激发内生动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通道；构建各类创新主体协同互动、创新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置的生态系统和创新网络；完善创新治理体系，明确政府和市场分工，优化制度安排和环境保障。实现发展方式向可持续发展转变，发展要素由劳动力、资本向创新要素转变，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由靠资源、廉价劳动力向靠创造价值转变，资源配置由强调产业链、创新链向协同、全链条一体化转变，创新群体从过去仅仅关注科技界向让全社会广大民众都能享受到科技的收益转变。
对于长三角，中央提出了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长三角应该走在最前面。当下，不仅要扩大对外开放，也要看到对内开放的重要性。区域创新体系不是行政区域，而是经济产业紧密连接、分工合作的区域。同时，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把它作为长三角一体化规划中最重要的指导方针。
何为“硅谷”？
罗素·汉考克 Russell Hancock
硅谷联合投资主席、首席执行官
说起创新城市群，被称为世界创新和创业之都的硅谷是人们常常拿来讨论的学习对象。然而人们对于硅谷其实有很多误解。事实上，地图上并没有一块区域被划定为硅谷，也不存在一个明确的定义――什么是硅谷，硅谷的崛起更不是一个计划要发生的现象。这与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模式不同，硅谷的形成和发展没有任何政府规划，一切都是自发的，硅谷以及数百家创新型企业都是随机存在的。
人们只看到硅谷的成功，却很少注意到它发展过程中那么多的无序和过度竞争，这曾经也浪费了大量资源。中国政府看到无序竞争所带来的问题，能够从更高层面进行规划布局和顶层设计，如提出推动城市群的协同创新，这显然是一件好事。长三角与硅谷相比有三大优势：一是人口更多，高学历、高技能的劳动力人口也更多；二是公共基础设施齐备，为居民提供了便利的生活环境；三是政府力量强大，能通过规划引导地区发展。当然，政府扮演的角色也不宜太多，它应该为技术创新和创业提供环境。
作为全球最知名的创新创业热土，硅谷富有活力的生态系统值得长三角借鉴：一是注重创新创业的氛围。在硅谷最重要是有没有好的创新点子，这个点子能不能赚钱。二是宽容失败、鼓励冒险的氛围。创新创业的失败率很高，政府出台的破产法，使企业家能够承受失败、东山再起。三是发达的风险投资市场。四是劳动力市场上拥有大量高技术人才，而且流动性非常强。政府的移民政策让全球人才能够自由地来到美国，因此硅谷是一个非常大的大熔炉。五是有一大批与科技创新密切相关的专业化创业服务机构，它们能够自我持续升级达到世界级别。六是斯坦福大学与行业机构之间没有任何壁垒，各行业与大学之间能够无障碍互动和交流，这也是促成硅谷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
粤港澳大湾区与对外开放
张思平
原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
粤港澳大湾区是由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州、深圳、珠海等9个市组成的城市群。它的特殊性在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个特别行政区，三个特别关税区。粤港澳大湾区共11个城市范围的规划、建设和发展，承担着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的战略任务。大湾区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作为世界制造工厂和国际跨国企业的主要区域，中国最大的外贸进出口地区，并处于国际化过程中的珠三角9大城市；另一部分是早已与世界经济和全球一体化紧密联系、名副其实的国际化城市，并且是单独的特别关税区和自由港的香港和澳门。两个区域的差别，不只是距离和国际化程度，而是“两制”。制度的隔离造成的是物理隔离和信息隔离，两者之间有着严格的边境管理制度，相互之间货物很难流通。这可能是未来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和建设的重要制约。
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的目标是在坚持“一国两制”前提下，使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形成大湾区内部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体。在大湾区内实行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把大湾区建成全国最大的保税区，在珠三角的城市和香港之间不收关税。为了发挥香港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的独特优势，应把港澳特殊制度中的机制、体制以及一些政策制度等扩大和移植到珠三角，在大湾区中再添几个“香港”，促进珠三角和港澳融为一体，推动整个大湾区加快实现国际化、全球化。
长三角城镇群：卓越的国际科创中心的厚度
吴志强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教授
在全球城市网络中，不同城市的多元路径带来不同的机遇和挑战，这就是城市区域的时代。我们通过全球城镇群的创新发展大数据绘制出了全球13810个城市的城市树，超越美国最大城市数据库的记录。这些城市树的生长类型，可归纳为萌芽型、佝偻型、成长型、膨胀型、成熟型、衰退型和区域型。
在城市规划发展领域，“全球城市”这一目标正在逐渐过渡到“全球城市群落”。全球创新城市群落的建构和发展，取决于创新“流”的交互网络，核心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创新交互活动关系，而不是城市间的属性关系。群落趋向于多中心多节点多层次的空间组织，呈现出“多中心+网络化”的结构和关系。未来，决定国家竞争力的是创新的全球城市区域，是全球科技创新城市引领的、众多创新中心地集聚生成的、具有内在生态体系的创新城市群落。
在我国，长三角地区是人口最多、产值最大的城市群落。将长三角城市群与全球各大城市群相比，长三角城市群的面积、人口和经济增长率，综合排名第一。但是，地均GDP、人均GDP与人均专利数的排名却落后于英国大伦敦地区、美国旧金山湾区城市群等，甚至弱于珠三角城市群。这说明，未来15年，长三角发展的主要目标不再是横向扩张，而是提升品质，要把加强产业发展的创新浓度和智力密度放在首要位置。长三角未来在全球的地位，既取决于对群外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也取决于群内各城市间的智能协同力和创新要素的智慧组合力。
今后“单打独斗”的城市没有未来，只有互相“结网”的区域才有成为未来创新中心的可能。对于上海来说，融入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智能发展是必然选择。上海最关键的在于如何能够有效匹配科技创新的高度和区域联动的厚度，有效的联动厚度才能支撑创新的高度，有足够引领的高度才能带动区域整体发展的厚度。
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的战略与实践
骆大进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长三角目前已成为中国最具引领性的创新先行区。据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与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的联合调查，上海是科学家们最希望前往工作的中国城市，最愿意生活的城市则是杭州。长三角一体化正加速推进，但要素流通机制不够完善、资源共享尚需优化、制度政策衔接不到位、开放辐射格局待扩大，是当前长三角地区协同创新的主要需求与挑战。事实上，长三角协同创新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深化的过程。随着发展水平的跃升，长三角创新发展日趋国际化，区域协同发展诉求也日益高涨，这对长三角城市群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并不是要长三角均等化发展、同质化发展，重要的打破各种门槛壁垒，提高要素流通和融合发展的便利性。长三角一直以产业配套能力强而著称，近年来也正从同质化竞争向同城化合作转变。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进程中，除了加强产业协同外，还要通过制度一体化和资源共享，打破各种要素之间流通的门槛、壁垒，促进其他各种创新要素在这一区域的流动。
未来的竞争不仅是机构、人才、项目的竞争，更重要是体系的竞争，区域竞争力最终应体现在创新体系和创新生态上。长三角要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要把跨区域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需要政府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治理转变，出台更多“需求侧”政策、“环境面”政策和包容性政策。政策不在于直接打造成功，更重要的是提升成功的可能性。在大力推进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上，要提高创新显示度，打造区域创新体系“势能”；改革创新动力机制，增强区域创新体系“动能”；增强创新网络链接度，提高区域创新体系“效能”。
应对全球性的社会挑战――学术出版与科研评价
印格致 Ed Gerstner
施普林格·自然中国区科学总监
应对全球社会挑战是当前学术研究的重要战略议题。施普林格·自然集团作为全球领先的学术出版机构，正在推动自然与社会挑战、科学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等项目，致力于通过多维视角优化科研评价机制，以更有效地评价科研影响，推动促进应对社会挑战的研究领域发展，实现科研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基础科学研究很重要，它带来的新的洞察性认识和认知帮助我们更好地发现和探索世界。当然，基础科学研究要与应用科学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改变世界。我们还应该开发出一些非传统研究，如鼓励人们去引用灰色文献（一种新型信息源，一般指非公开出版的文献，如非公开出版的政府资料、学位论文、科技报告、技术档案、企业文件、内部刊物等），而且让这些“灰色”的研究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影响。
在科研评价方面，不要只关注影响因子和引用率，因为这些研究能否真正解决问题不是在两年、四年或是十年显现的，真正的影响力可能会在更长的时间里显现。引用率也不应该成为最主要的标准，目前学术界之外的影响变得越来越重要。大学一般按照三个要素进行学术研究水平的评价：一是传统输出，即出版物、顶级展会的参与度等；二是支持研究的环境；三是最具创新的评估框架参数，它在英国也是最有争议的参数，代表专业以外的影响力，即所谓的学术外影响力。此外，数据也是非常重要的，数据不单纯是文献，数据分享、数据产生会是评价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创新政策新框架：对全球治理的启示
马里奥·塞万提斯 MarioCervantes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高级经济学家
科技创新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具有极大促进作用。如今，国家创新体系的框架――它与“本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密切相关――似乎限制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在生物多样性、全球卫生和气候等“全球公共物品”上促进科学和创新方面的国际合作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框架“框住”了科学，那么这个框架就不再适合应对全球和复杂的挑战。在OECD近期提出的新的国家创新体系框架中，不只有社会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也希望政府能更全面地参与其中。新的国家创新体系框架更多关注体制的作用以及政府的协调作用，包括制定政策法规以及通过这些政策法规的施行来影响创新的供需关系。
在全球价值链和创新体系的构建中，一些区域化的城市和个体在推进创新方面发挥着日益突出的作用。全球城市的创新，需要关注公共领域创新。公共领域创新不但发生于市场领域，同时发生在公共治理领域，包括政府治理，涉及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提供，以及创新政策制定与决策流程的优化等。
科技如果要为全球公共物品作出贡献，其理念和社会关系必须变得更加开放和国际化。自下而上的力量（开放的科学运动，非政府组织）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但是自上而下的力量和科研资助体系仍然是决定国家科学发展的主要推动者。
充分激发上海创新优势，率先建成高质量产业体系
王忠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经济时报社党委书记、社长
建设高质量的产业体系是落实中央关于推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高质量的产业体系是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有机整体。将科技创新转化为实体经济的产业创新能力，是建设高质量产业体系的战略支撑与核心所在。
上海的产业创新能力较强，具有在国内率先建成高质量产业体系的比较优势，但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上海的技术创新能力与国际前沿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创新驱动是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根本战略，上海应立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抓好国家“卡脖子”“牛鼻子”等技术与产业领域有所担当和作为。同时，应加快理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引导企业根据市场需求推进创新产品的产业化和市场化。研究开发、中介服务、风险投资和企业要以市场为纽带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把创新思想转化为商业构想，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如何建立可持续的创新生态系统？
――创业国度以色列的案例
哈南·特克尔 Hanan Terkel
Curium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每个国家都需要可持续的技术创新，因为它有助于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和减少贫困。持续的技术创新生态系统首先需要有资源和空间的支持，这些资源首要的是创业者、工程师、研究机构和研究大学；其次是政府的支持；第三，初创企业和大公司；第四，能够在大学里自由流动的人才；第五，必须有一个很好的开放协同机制；最后，还要有一个从发明到创新的流程，这个流程把资源优化组合塑造为创新。这就是初创企业所能生存并繁荣的一个环境。
与硅谷模式大不相同的是，在以色列的创新发展过程中，政府主导起了较大的作用。以色列的创新生态系统中，政府支持是创新要素之一，尤其是在技术发展的初期阶段。政府需要做的不是投入资金，而是提供基础设施和服务，打造一个生态系统。如果具备了一个很好的创新生态环境，地球上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硅谷。几百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聚集在一个有限的地域空间是最容易产生创新的。
关于技术和成果转化，以色列的大学专门设立了“转化办公室”，这是一家拥有学校授权的私人公司。当教授们有了不错的发明想要进行商业化的时候，转化办公室会帮他们完成专利的申请，并进一步明确产权。转化办公室还可以借助学校实现跨学科调动资源，如由商学院来完成商业计划书的设计，或工程学院来完成产品的设计。
提到产学研，人才的流动性非常重要。以色列教授可以有累计两年的“离岗创业”时间，这恰恰为人才流动提供了制度保障，如果教授愿意此后选择回归学校，他也仍然可以担任公司的咨询顾问。
从发明到创新是一个流程，这个流程中所有的资源都应是永续流动的，就像是一个工厂。企业家首先开启这样的流程，在应对各种问题后，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流转，最后转化为创新产品，为经济社会带来新的价值。在以色列，拥有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是从发明到创新的流程得以实现的关键，这一体系可以自我更新、不断循环，使国家得以很好地转型，发展为领先的全球创新中心。
全球人才竞争与中国国际人才
唐蓓洁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秘书长、研究员
当前，以“城市群”或“大湾区”概念为导向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甚至包括京、沪这样的一线城市纷纷推出优惠政策，吸引高层次人才落户，证明了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
各国国际人才竞争激烈，每个国家都颁布了相应的政策，比如德国蓝卡计划、日本高级人才积分制度、法国新移民法和以色列移民五万人的计划等。全球范围内人才竞争政策最成功的非美国莫属。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移民国家。二战期间，美国利用战争这一特殊时机对战败国发动了一场明抢顶尖科学家人才的战争，使自身科研实力和经济实力均大幅提升。美国最新的OPT（专业实习）制度，也可能会影响到中美双向人才流动。
我国的国际人才占比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我国国际人才占常住人口比重0.06%，世界一般国家的平均水平为3.3%，发达国家的比例则达到10%。目前，国际人才已呈现出了双向流动趋势，国外回来的海归人才现在被比喻为“海鸥”，他们频繁地在中国和某个国家之间来回迁徙。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发展，关键是要让中国企业拥有更多引进外籍高层次人才的自主权。
香港创新科技生态系统与政策选择
水志伟
团结香港基金高级研究员
从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创新一直是推动全球经济的火车头。如今科技创新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提升经济生产力、增加经济周期、提升社会流动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可惜的是，目前香港在科技创新领域整体上落后于周边地区和国家。究其原因，这是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香港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的职业前景对优秀人才而言尚欠吸引力；其次，香港公共研发支出显著低于同为发达经济体的经合组织国家，呈现小规模和分散投资的态势；第三，香港高校和行业的应用研究基础薄弱，制造业缺乏，这不利于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和商品化；最后，香港缺乏长期、全面的科技创新发展规划。
因此，我们在设计政策工具时应着重加强上、中、下游之间知识创造和转移的联系，以充分利用香港的优势建立一个完善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具体的科技创新政策应包括：大幅增加研发拨款，推出直接的政府财政资助，设立新的科研基金或通过创新科技基金等形式，进一步提高研发投入；香港有很好的高校教育资源，而大湾区科技企业密集，利用香港的法律和基础设施优势加强与内地、大湾区的合作，可以进一步增强大湾区的企业研发实力，也可为香港的研究人员提供应用研究的机会，推动产品商业化；放松监管政策，鼓励科研发展，提升金融科技业的发展空间；构建可持续的创业环境、提升商界活力。
发展城市创新加速平台：科学园区和科技企业孵化器
约斯兰·诺尔 Yoslan Nur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项目专员
硅谷是一个创新热带雨林，它不是人为规划出来的系统。一个成功的科技园区同样需要有良好的环境和土壤，才能吸引和集聚大量初创企业和研发机构自发进入。科学园区、科技园区和区域创新集群是三种不同的创新加速平台。其中，区域创新集群的目标是为了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形成面向企业服务的创新资源网络，打造区域和国家竞争力。区域创新集群的要素构成包括政府机构、服务组织、科研机构、研发中心以及其他行业支持体系。只有所有要素有机集成，才能形成区域性的创新集群。
创新活动要在促进开放式创新的环境中有效开展，有效促进研发机构与企业或创意提出者的合作，这就要求区域要有完善的创新流程、创新管理以及社会支持体系。长三角一体化并不是第一个跨区域的合作项目，很多其他国家的跨区域合作群，有些成功了，有些失败了。再好的创意却实施不力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因此，不要仅仅停留在规划上，而应该注重非常具体的项目，要不断地审视计划，做出调整。
基于知识产权贸易视角的全球地缘科技格局分析
杜德斌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院长，经济地理学教授
回望中国科技发展之路，从来不缺围堵和封锁，从巴黎统筹委员会到“瓦森纳安排”，再到眼前的“中兴之殇”，中国面对的技术封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比拟。因此，如何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全球创新网络和制定高屋建瓴的中国地缘科技战略，是中国科技智库应当研究的重要课题。
通过对2001―2015年全球国家间知识产权贸易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网络在地图上形成了典型的以美国为核心的“双拱形”格局，且这种格局在不断加深。此外，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网络两极分化显著，并发育出金字塔结构的等级层次性，美国始终居于金字塔的顶端，是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的中心，而且地位不断巩固。这一方面突出反映了全球知识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美国的知识输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国拥有强大的科技权力，可通过知识产权贸易谈判在其他领域获取利益需求。
基于知识产权贸易识别的全球地缘科技格局还清晰地表征出中国始终位于边缘层次，说明中国科技产出质量仍然较低，科技发展之路任重道远。而中亚、西亚以及非洲地区是美国当前科技影响力较小的地区，这些地区正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地区。因此，在未来的地缘科技战略部署上，中国应适度增大对这些地区的科技资源投放力度。
城市环境创新解决方案的实践案例：来自莫斯科的经验
阿列克谢·帕拉布切夫 Alexey Parabuchev
莫斯科创新局首席执行官
打造宜居、便利的特大型城市面临很多挑战，需要更好地提升创新治理能力，协调城市功能、政策监管与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使其促进彼此更好地发展。创新和多样化是莫斯科经济增长的基石，IT、教育、医疗服务等新经济快速增长为莫斯科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与此同时，莫斯科在过去五年一直致力于保持制造业占比，希望能够重现制造企业过去的辉煌，打造面向未来的智能制造产业。
对于创新活动，我们不能仅仅依赖局部的区域生态体系，更重要的是创建区域间的交流和合作，从而获得所需要的最佳实践方案以及通过合适的人才把创意和理念付诸实施。
莫斯科正面向全球开展“开放挑战”试点项目，每个公共部门都在预算中预留了5%的份额参与项目，提出尚待解决的公共需求，向全球企业征集解决方案，将整个城市变为创新的试验场。其中，来自俄罗斯以外国家和地区的参赛者比例占到了33%。“开放挑战”试点项目的要点在于：与社会挑战密切相关的公共部门（如交通、环境、医疗等）要具备识别和提出公共需求的能力；为全球前来参与的中小企业创造不同技术路线充分竞争的公平政策环境；为新技术的示范应用做好全方位的政策支持。试点政策推动了创新型技术采购的发展，使其不仅在政府机构，也在企业中得到了应用。
机遇之城：科技创新带动区域协调发展新阶段
金军
普华永道中国战略咨询部合伙人
创新引领和区域协调发展为城市建设带来新的机遇。中国的城市发展不仅仅是单个城市的发展，更是从单个城市延伸到城市群的发展。大部分排名领先的城市都位居所在城市群的中心，这反映了中心城市是所在城市群的引领者，并带动城市群不断往前发展。
普华永道从2014年开始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合作发布“机遇之城”研究报告，报告从智力资本与创新、技术成熟度、区域重要城市等10个维度出发，以国际视角考察中国城市的发展状况。在这些测度评价体系中，有两个维度的指标重点关注城市的科技创新程度，一是智力资本和创新，二是技术成熟度，它们与城市综合排名形成了强相关。
一个城市的发展不仅仅来源于人口增长、基础建设，更多的是来源于科技发展以及人才培养和流动的机制，这是城市发展的本质。其中，城市的人才流动率很重要，很多城市培养很多人，但是留不住人，更多科技人才流入了集聚效应更好的城市，而宜商宜居环境是有效集聚科技人才的重要因素。
责任编辑 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