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9计划”是《纽约时报》回顾美国奴隶制400周年的一项重大举措，旨在重新梳理美国历史，理解作为美国真正建国基础的1619年，并在“我们是谁”的故事中将奴隶制的后果和美国黑人的贡献放置于最核心的位置。本文是“1619计划”系列文章中的一篇。
那痛苦至极的医学实验接连不断，直到他的身体布满伤痕无法辨识。约翰·布朗（John Brown）是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间佐治亚州鲍德温县种植园的一名奴隶，他被借给了托马斯·汉密尔顿（Thomas Hamilton）博士，一位痴迷于证明黑人与白人之间存在生理差异的医生。他拿布朗来做实验，试图确定黑人皮肤有多厚，因为他相信黑人皮肤应该比白人皮肤要厚。最终，布朗逃到了英国，并在1855年出版的自传《在佐治亚州当奴隶的日子：生活、苦难与逃亡——逃至英国的奴隶约翰·布朗自述》中记录了这些经历。用布朗的话说，汉密尔顿在“我的双手、双腿和双脚上挫出水泡，留下的伤疤至今还在。他会继续磨挫直到可以把黑色皮肤从上下两层间分离出来，然后隔两个星期又再来，循环往复”。这样持续了九个月，布朗在书中写道，“医生的实验把我折磨得无法再下地干活。”
汉密尔顿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南方乡绅，是受人尊敬的医生和佐治亚医学院的信托受托人。在那个年代的美国南部，与许多其他医生一样，这位富有的种植园园主试图用科学来证明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差异远不止于文化和皮肤厚度，他坚信黑人的身体构成和身体机能方面都区别于白人。这些医生认为，黑人拥有硕大的性器官、较小的颅骨（这被解释为滥交和智力缺乏）、较高的耐热性以及对某些疾病具备免疫力、对另一些疾病具有易感性。这些谬论在医学期刊上被当作事实刊登出来并被合法化，用来支持那些认为“黑人奴隶适合做一点点户外强制劳动”的社会观点，并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施行公共政策提供依据。
几个世纪以来，“黑人对疼痛无感”和“黑人的肺很虚弱，要通过苦力劳作才能加强”这两个传闻最久的生理学流言就像蠕虫一般钻进了科学共识中，并且在现代医学教育和实践中仍然根深蒂固。在1787年《论热带疾病与西印度群岛气候》手稿中，英国医生本杰明·莫斯利（Benjamin Moseley）声称黑人可以比白人承受更多的手术操作，并且备注道“对于白人而言会造成难以承受的痛苦的手术操作，黑人几乎可以无视。”为了进一步阐释这一观点，他补充道，“很多被我腿部截肢的黑人在手术中可以自己扶住残肢上部。”
这些对疼痛耐受力的误解被奴隶制拥护者攥住不放，也让一直以来被誉为现代妇科之父的马里恩·西姆斯（J. Marion Sims）医生在如今看来极不合理的实验中使用黑人妇女作为被试：在1845年至1849年间的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他在黑人女奴身上进行会带来剧痛的手术操作（当时麻醉尚未投入使用）。膀胱阴道瘘是一种在分娩时可能出现的极端并发症，为了完善膀胱阴道瘘修补手术的技术，西姆斯一次又一次地切割开这些黑人女性的生殖器，而在自传《我一生的故事》中，西姆斯描述了她们在这个过程中所遭受的极端痛苦。
约翰·布朗，在逃离奴役抵达英国后出版了基于他的奴隶生涯写成的自传
与莫斯利医生的论文同一时间发表的《弗吉尼亚州笔记》中，托马斯·杰斐逊提出了他认为是“大自然造物产生的真正区别”的清单，其中包括了低肺活量。在接下来的若干年里，医生和科学家欣然接受了杰斐逊这些尚未证实的理论，其中最激进的当属路易斯安那大学（现杜兰大学）的内科医生、“黑人疾病学”教授塞缪尔·卡特赖特（Samuel Cartwright）。他发表在《新奥尔良医学与外科杂志》1851年5月刊上的论文“黑人种族疾病与体质特征报告”广为流传，该文对白人和黑人之间的身体差异进行了编目，其中就包括“黑人具有低肺活量”这一观点，卡特赖特顺理成章地将强制劳动视为“补肺活血”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最离谱的是，他坚持认为黑人奴隶容易患上一种名叫漫游癖的“精神疾病”，这会让他们逃离他们的奴隶主。他故意无视那些让绝望的男男女女试图逃跑的不人道环境，并且还毫无讽刺之意地坚持说当奴隶主对奴隶平等对待时，这些人就会患上这个病。他把“将他们体内的魔鬼祛除出去”作为预防措施列为处方。
卡特赖特1851年发表的论文如今读上去就像个笑话，汉密尔顿所谓的科学实验现在看来显然就是虐待，为了纪念阿纳查、贝茜、露西和其他被西姆斯摧残的奴隶妇女们，人们用身穿溅血礼服等方式进行了长期抗议，最终纽约中央公园里纪念西姆斯的雕像被拆除了。然而，在奴隶制结束的150多年后，黑人对疼痛的免疫能力和弱肺功能的谬论依然继续在现代医学教育和医学哲学中出现。
甚至现在的医疗实践仍旧还留有卡特赖特的印迹。为了坐实他关于非裔美国人的肺不足理论，他成为美国第一个用名为“肺活量计”的仪器来测量肺功能的医生。卡特赖特利用自己设计的仪器计算出“保守估计，黑人（肺活量）的缺乏量为20%”。如今，因为相信“黑人的肺活量少于白人”，在大多数能够购买到的、全世界用来诊断和检测呼吸系统疾病的肺活量计的软件里仍然建有用来调整数据的“种族矫正”功能。布朗大学医学科学与非洲研究学教授伦迪·布劳恩（Lundy Braun）在其2014年出版的《吸收种族观的机器：从植物园到遗传学，肺活量计的惊人之旅》一书中指出，“种族矫正”如今依然会被传授给医学生，并且在教科书里被描述为科学事实和实践标准。
最近的数据还表明：在应对许多医疗情况时，当代医生对黑人成年人和儿童的疼痛处理得并不充分。2013年，《美国医学会伦理杂志》发表的一篇综述对疼痛管理中的种族差异进行研究发现，在上至接受临终关怀的老人、下至患阑尾炎的儿童中，黑人和拉美裔人相较于白人所获得的疼痛管理都是不够的。
2016年，刊载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项对222名白人医科学生和白人居民的调查显示，一半的人至少相信一个关于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生理差异的传言，其中包括认为黑人的神经末梢没有白人那么敏锐。当请他们试想白人或黑人患者在假设情况下经历多少疼痛时，这些医科学生和居民坚持认为黑人感受到的疼痛更少。这些观点会让医疗提供者不太可能推荐合适的治疗方案。这些未来医生中的大多数还依旧相信接近两个世纪前托马斯·汉密尔顿通过折磨约翰·布朗来试图证明的那个谣言：黑人皮肤比白人皮肤厚。
这种观念上的脱节让科学家、医生和其他医疗提供者以及那些正在接受训练的未来继任者们忽略了在医疗保障不平等中自己也有份，并且对驱使他们违背“不作恶”的医学誓言的那些已被内化的种族歧视和有意无意的偏见粉饰太平。
19世纪的肺活量计
这些关于种族生理差异的上古信仰还在继续掩饰种族歧视和结构性不平等的残酷影响，并且将统计学上糟糕的健康现状怪罪在黑人的个人和集体身上。我们与其因在几百年来站不住脚的基础上形成的思维定势而把“种族”这一概念视为进行疾病或残障预测的风险因素，还不如将“种族”理解为偏见、劣势和残酷对待的代名词。作为几百年来和无数代人歧视的靶子，黑人糟糕的健康现状也许正是当下日益分化与不公的美国医疗的未来预兆。
资料来源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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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琳达·维拉罗萨（Linda Villarosa）是纽约城市学院新闻项目导师，杂志撰稿人，她关于黑人婴儿和孕产妇死亡率的专题报道曾入围美国国家杂志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