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理科生和初级研究人员一直渴望进入学术界，这可能是好几代人的梦想。但是，《自然》杂志两年一次面向全球科学界开展的薪资和工作满意度调查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除了进行学术研究外，科学家还有大量其他的就业选择，其中一些选择无论是在情感上或是经济上可能都更具价值。

 

　　《自然》的本次调查由伦敦一家研究咨询公司迁移学习（Shift Learning）在2018年6月至7月期间开展，获得了6 413名主动参与调查的读者的反馈。（本科学历以下受访者的回复被筛选出来，最后只剩下4 334个样本。）近40%的受访者居住在北美，35%生活在欧洲，16%生活在亚洲，还有一部分研究人员来自澳大利亚、非洲和南美洲。

 

　　该调查的内容涵盖了薪资水平、工作满意度、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是否遭遇歧视、心理健康以及其他一些关于科学职业生涯的关键问题。调查结果以及通过对一些受访者的后续访谈表明，研究人员在科学领域的经历不尽相同，有的已经功成名就，有的还在奋力前行。

 

　　超过2/3（6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这一比例与2016年的调查基本持平。不过，我们不能保证这些数据仍将保持稳定。37%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一年中，他们的满意度有所下降；只有32%的受访者表示情况有所改善。

 

　　就业部门的反馈也不尽相同。这表明，在广阔的科学道路上，研究人员的态度千差万别。就职于非营利组织的受访者容易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73%），其次是产业界（71%）、政府部门（68%）和学术界（67%）。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系主任苏珊·波特（Susan Porter）总结说：“这证明了一个事实，即在学术界之外也存在非常有成就感的高薪工作。”此外，自2016年调查以来，工作满意度数据已有了一些变化，之前学术界科学家的工作满意度（65%）略高于产业界（63%）。两项调查呈现出来的差异表明，受访者的工作满意度已略微向企业倾斜。

 

　　其他调查也显示，研究人员的工作满意度处于较高水平，其中包括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今年早些时候对博士研究生进行的调查和2016年非营利科学事业倡导组织Vitae对欧洲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调查。但是，Vitae负责人珍妮特·梅特卡夫（Janet Metcalfe）警告说，工作满意度并非总是意味着工作环境令人满意。研究人员对研究工作充满热情，因此他们的工作满意度会很高，但他们仍然可能要承受较大的压力和糟糕的身体状况。

　　有关薪资的问题揭示出各领域之间更深的鸿沟。有59%的产业界受访者表示对薪酬感到满意，而相比之下，学术界、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部门分别只有40%、41%和49%的受访者对自己获得的报酬感到满意。总体而言，43%的受访者说他们对自己的薪酬很满意。报告称最近加过工资的受访者勉强超过50%，但这显然不足以消除所有的失望情绪。

 

　　萨姆·普罗斯金（Sam Proskin）是加拿大卡尔加里瑟伯工程公司的一名高级岩土工程师，他对自己的薪水和职业选择感到满意。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获得加拿大埃德蒙顿阿尔伯塔大学的岩土工程博士学位，当时他希望能在学术界找到一份工作。他对美国和加拿大的学术领域进行了研究，发现机会甚少，而且压力极大、竞争激烈，于是决定从事咨询工作，觉得这更适合施展自己的才华并实现自己的抱负。

 

　　如今，普洛斯金的工作是为其他正在憧憬未来的年轻工程师和地质工作者提供建议。他鼓励他们保持开放的选择，避免“要么进行学术研究，要么一无所有”的心态。他说：“也许现在是时候改变这种想法了。应有模式应该是，除非你非常具有学术潜能，否则就应该进入产业界。”

 

　　马里亚娜·帕切科·布兰科（Mariana Pacheo Blanco）是捷克维斯泰克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学术研究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她对自己在学术领域的工作感到满意。但她也有怨气——对获得资助经费的机会感到失望。布兰科说：“我在德国待了5年，那里提供的科研经费非常充足。德国和捷克之间的差距可谓天壤之别。”布兰科原籍墨西哥，在德国明斯特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

 

　　作为一名日子过得拮据的博士后，她代表了另一条可能比产业界与学术界之间相差更大的鸿沟：贫富之间的差距。只有5%的受访者称自己的年薪超过15万美元，而近30%的受访者称自己的年薪在5万至8万美元之间，近25%的受访者称自己的年薪在3万至5万美元之间。还有11%的受访者称自己的年收入在1.5万至3万美元之间，12%的受访者收入甚至没有那么高。

 

　　在薪酬方面，职务职称也十分重要。尽管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教授、经理和研究负责人只有少数几人，但收入区间的末端仍以教师为主。大约50%的教师受访者表示，他们的收入低于3万美元；近30%的研究人员的收入也处于中等水平。收入位于最顶层的大多是全职教授、经理和研究负责人。

 

　　与2016年的薪资调查一样，地理因素被证明是薪资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在亚洲，近40%的受访者称年收入不足1.5万美元，而在北美，这一比例为2%。在收入最高的地区，北美和大洋洲有11%的受访者收入超过15万美元，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区。欧洲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略高于20%的欧洲受访者称年收入低于3万美元，而北美只有5%的受访者称年收入低于3万美元，这一结果与2016年的调查结果持平。

 

　　此次调查还反映了收入方面的性别差异，尤其是在从事这一职业多年的科学家中。在那些说自己处于职业生涯晚期的受访者中，33%的男性年收入超过11万美元，但只有23%的女性达到这一水平。在处于初入职场阶段、职业生涯早期和职业生涯中期的受访者中，收入等级在性别之间的分配较均匀。此外，女性也比男性更有可能对自己的薪酬感到不满（分别为59%和53%）。

 

　　结果表明，“您对您的薪水满意吗？”这一问题的答案是相对而言的。超过20%年收入15万美元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自己的薪水不满意；而27%年收入为1.5万至3万美元的受访者称对自己的报酬感到满意，这可能是因为该收入范围达到了他们的预期，并且可以应对生活成本问题。

 

　　印度班加罗尔国际信息技术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家施里沙·拉奥（Shrisha Rao）表示：“我很幸运能在一家很看重我的机构工作。我的收入并不比美国人多，但对于我的国家和我的职业来说已经算高了。”他的收入并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但他对自己的薪水和工作感到满意。

　　然而，不出所料，学术工作仍然备受青睐：近3/4（70%）的受访者表示，这一直是他们攻读博士学位的主要目标，这与接受《自然》杂志2017年研究生调查的学生的愿望一致。从事非霍奇金淋巴瘤研究的布兰科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满意，主要是因为她觉得自己的课题很吸引人。她说：“我在研究癌症，这让科学变得更加令人兴奋，这项工作无论在哪里都是热门课题。”她对自己的导师、癌症生物学家翁德雷吉·哈夫拉内克（Ondrej Havranek）更是赞誉有加。哈夫拉内克对时间要求不严，也乐于提供建议，不会要求团队长时间工作。她说：“如果我想在下午5点下班，就可以在下午5点下班。他尊重我的私生活，这对学术界的一些人来说可能是个奢望。”

 

　　2005年，拉奥获得爱荷华大学的博士学位。他从接受科学培训的早期开始就把目光投向了学术界。作为一家研究云计算和资源利用的技术机构的教授，他觉得他的计划获得了回报。他表示：“我获得了学术自由，没有人会定期告诉我该做什么。不过，如果有更多的资源，我和同事们会更开心。在科学方面，印度的表现不如人意，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

　　无论科学家在哪里工作，在一天中找到足够的时间来平衡事业和个人生活都是一大挑战。尽管大多数受访者认为自己做到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但这仍然是体现产业界工作优于学术界工作的另外一个方面：79%的产业界受访者表示，他们在这一方面对自己的职业感到满意，而感到满意的学术界受访者比例为68%。

 

　　工作满意度涉及多个层面。当被要求指出对满意度最重要的因素时，受访者将兴趣放在第一位。在实际满意度方面（被认为最重要的事情能够成为现实的理想情况），这一因素也排在第一位。尽管如此，科学家工作满意度的其他方面也拖了后腿。参与调查的人普遍对自己无法对影响自身、工作保障、职业发展机会和成就获得认可的决定施加影响而感到不满，而他们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将一份工作变得有价值的重要因素。

　　受访者也坦率地表示，他们的工作对自己的精神健康有消极影响。16%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曾经或者正在接受抑郁或焦虑方面的帮助；17%的受访者说他们没有得到帮助，但愿意接受帮助；3%的受访者寻求过帮助，但尚未得到帮助。这些反应与科学界普遍存在的“不安”模式相一致。在《自然》杂志2017年开展的研究生调查中，1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因学习直接导致的焦虑或抑郁而寻求帮助。

 

　　当然，歧视和骚扰问题仍然是科学领域普遍存在的顽疾，它们也会损害研究人员的工作满意度或完成工作的能力。超过1/4（2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目前的工作中发现了这类问题；超过1/5（2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亲身经历过这类问题。在那些说他们目睹或经历过某种歧视的人中，将近一半（47%）的受访者说他们经历过最常见的歧视——性别歧视。曾亲身经历性别歧视的受访者中，有91%是女性。与年龄（23%）或种族（22%）相关的歧视也相对普遍。

 

　　大约有一半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工作单位在促进多元化方面已经做得足够好。在产业界工作的受访者（58%）比在学术界工作的受访者（50%）更有可能认为，他们所在的机构是问题的关键。汉娜·墨菲（Hannah Murfet）是英国剑桥微软研究院的一名质量合规经理，她对雇主的评价很高。她介绍说：“我现在工作的单位非常注重多样性和包容性。”

 

　　墨菲提倡女性进入科学领域工作，她帮助建立了“下一代网络”——一个致力于帮助年轻研究人员了解合规和质量控制相关工作的团体。合规和质量控制是一个越来越受欢迎的职业选择，许多科学家几乎都是出于偶然而踏足其中。她说：“如果更多的人考虑从事这份工作就太好了。”最重要的是，她希望鼓励年轻人对各种选择保持开放的心态。她解释说：“如果你对产业感兴趣，那就找个机会进入该行业，它能帮你实现自己的梦想。你不必一直做一名实验室科学家，你还可以从事市场、销售或合规领域的工作。

 

　　近60%的受访者对自己的未来工作前景持积极态度，这一比例与2016年的调查相比变化不大，但这种乐观情绪的分布并不均匀。如果科学家有一份全职工作，而且年龄在40岁以下，并且还是男性，他们的前景会更被看好。认为自己前景不容乐观的受访者占25%，他们更有可能是女性，而且签的是临时合同。另一个悲观论调是，超过一半（51%）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就业前景比前几代人糟糕。尽管如此，仍有整整7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建议学生从事科研工作，这一比例明显高于2016年调查的61%。

 

　　美国德克萨斯科学博物馆唐·哈林顿发现中心的执行董事艾伦·潘（Aaron Pan）就是这些科学支持者之一。在获得古植物学博士学位后，潘开始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南卫理公会大学做博士后，并计划继续从事学术工作，直到另一个选择出现。后来，他通过申请成为德克萨斯福特沃斯科学与历史博物馆的馆长，职业轨迹因此发生改变。他说：“我想自己在不同的道路上都会很快乐。我在这里仍然可以从事研究工作，但这是我想做的研究，不需要为了获得终身职位而发表论文。”

 

　　无论是在学术界、产业界、非营利组织还是政府机构，有很多地方可以从事科研工作，也有很多途径成为一名科学家。《自然》的调查强调了选择的多样性，也指出了研究人员在规划职业道路时应该牢记的问题。从薪资水平到工作满意度，也许可以顺风顺水，但也有可能事与愿违。好消息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科学永远充满乐趣，这足以让一个人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