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摆脱塑料制品，需要的不仅仅是超市里的免包装货架和酒吧里湿漉漉的纸制吸管。塑料无处不在，并非因为它总是比天然材料更好，而是因为它更轻，更便宜，而且事实上，它更容易被人扔掉而不觉得可惜。比如，商家很乐意为顾客购买的每一罐汽水或三明治提供一个新的塑料袋，而顾客们也觉得这很方便。塑料使一次性的消费文化成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塑料就是接受消费主义本身。

 

　　最令人震惊的是抵制塑料运动的发展速度，甚至在2015年，我们对于塑料的了解程度就已经和如今相差无几，但当时人们对此并未如此愤怒。就在3年前，塑料还只是和气候变化、物种濒危、抗生素耐药性等问题一样，每个人都认为这些问题很糟糕，但很少有人会考虑采取什么措施。

 

民众开始重视塑料污染问题

 

　　2004年，普利茅斯大学海洋学家理查德·汤普森（Richard Thompson）创造了“微塑料”（microplastic）这个词，用来描述数十亿个微小的塑料颗粒，这些塑料颗粒要么是由于较大塑料的分解而产生的，要么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用于商业产品的。问题似乎变得越来越严重。

 

　　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开始研究这些微塑料是如何进入生物体器官的，从微小的磷虾到巨大的鱼类。2015年，由佐治亚大学环境工程师詹娜·詹贝克（Jenna Jambeck）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估计，每年有480万~1 270万吨的塑料进入海洋，预计到2025年这个数字将翻一番。

 

　　塑料问题严重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之前很难引起人们关注，但今天完全不同。颇具影响力的加州大学工业生态学家罗兰·盖耶（Roland Geyer）告诉我，大约在2006—2016年间，他大概只接受了不到10次有关塑料的采访；但过去两年，他接到的关于塑料的采访请求多达200次。

 

　　究竟什么导致了这种变化？与我交谈过的很多科学家和活动人士都指出，对此最合理的解释不是说关于塑料的科学研究达到了临界状态，也不是我们脑海里那些可爱的海洋生物因塑料窒息的画面（尽管这些东西很重要）。从深层意义上来讲，最合理的解释应当是，民众对塑料的看法已经完全改变了——人们过去认为它是垃圾，而不是威胁。而最近，人们普遍认识到，塑料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普遍、更危险。

 

　　这种观念的转变始于公众对微珠（microbeads）的强烈抗议。微珠是一种小型具有研磨性的塑料颗粒，20世纪90年代中期，很多公司开始向化妆品和清洁产品中注入微珠，以强化清洁力度。2010年，科学家们开始对海洋生物面临的潜在危险发出警告。人们震惊地发现，从强生公司的面部磨砂膏到据说是环保品牌的美体小铺，数以千计的产品中都含有微珠。

 

　　英国绿色和平组织抵制塑料运动负责人威尔·麦卡勒姆（Will McCallum）表示，公众抵制塑料的关键是，人们意识到，微珠正从数百万个淋浴喷头中倾泻而下。2015年，当美国国会考虑对含有微珠的化妆品实施有限禁令时，得到了两党广泛的支持；英国议会环境审计委员会于2016年对微珠进行了调查，最终全面禁止其生产和销售。该委员会主席玛丽·克里格（Mary Creagh）表示：“公众对这个问题的意识一开始几乎为零，而如今变成了一种广泛的震惊。”

 

　　微珠只是开始。公众很快就了解到，尼龙和涤纶等合成纤维在每次洗涤过程中都会脱落数千颗微纤维。科学家们开始展示这些纤维是如何滞留在鱼的内脏里的；报纸刊登了一些标题类似于《你的瑜伽裤正在摧毁地球》的文章；而一些具有生态意识的品牌如巴塔哥尼亚则争相寻求解决方案。例如，2017年，巴塔哥尼亚开始销售一种名为Guppyfriend的洗衣机嵌入物，据说它能吸附衣服上脱落的一些塑料。研究发现，大约60%塑料制成的轮胎在运动过程中会脱落塑料纤维，可能比微珠和衣物脱落的总和还要多。

 

　　绿色和平组织前任负责人克里斯·罗斯（Chris Rose）写了一篇关于环境信息传递颇具影响力的博客文章。罗斯表示，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认为塑料是一种危险的污染物，但公众却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对大多数人来说，塑料廉价，方便，随时扔掉也不觉得可惜。对他们而言，把它们捡起来，放到垃圾箱里——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现在看起来情况并非如此。日常用品似乎开始成为塑料污染的源头，而个人对此几乎无能为力。塑料存在于咖啡杯、茶包和衣服中——但它似乎已经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了。它从我们的滤水器中溜走，就像邪恶的工厂排放出来的污水一样被冲进河流和海洋。

 

　　如今公众对塑料的强烈抵制是科学家及环保人士意料之外的事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了自己的警告被民众忽视。甚至一些科学家似乎对这种强烈抵制感到有些摸不着头脑。帝国理工学院的海洋学家埃里克·塞彼利（Erik van Sebille）说：“我每天都在为这事挠头。‘一号公敌’怎么会是塑料呢？应该是气候变化啊。”与我交谈过的其他科学家都认为塑料污染只是众多问题中的一个，尽管它已经成为公众关注的更紧迫问题。

 

　　气候变化问题似乎是模糊的、广泛的、末日论的；与之不同的是，塑料要小得多，是有形的，就在你我的生活中。

 

抵制塑料的行动带有一丝狂热的感觉

 

　　或者，正如班戈大学生态学讲师克里斯蒂安·邓恩（Christian Dunn）所言：“这是我们可以应付的事情。”过去一年，邓恩一直在帮助自己的家乡切斯特成为英国最强烈抵制塑料的城市之一。

 

　　邓恩的朋友海伦·坦迪（Helen Tandy）是当地“地球之友”分会的负责人，她长期从事环保工作，表示：“同邓恩走在一起，有一种你已经加入了一场叛乱的政治运动的感觉。从咖世家咖啡（Costa Coffee）到商业街的蔬菜水果商，各个商家的橱窗里都有抵制塑料的迹象。一位年轻的酒吧招待告诉我，在切斯特的任何一家酒吧里索要一根吸管，他们都会告诉你不行，因为塑料会杀死鲸鱼的。”

 

　　在过去的几年里，这种毫不留情的、务实的草根运动蓬勃发展。因此，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每个品牌、机构和政客都竭力让别人看到他们在做些什么。只要连续几周密切关注这一连串的新闻，你会发现：托特纳姆热刺足球俱乐部正计划逐步淘汰他们新体育场里所有一次性塑料制品；西雅图已经在市区范围内禁止塑料吸管；而星巴克已承诺将在全球2.8万家分店禁止使用塑料吸管，每年约10亿根；塑料拼装玩具品牌乐高正在寻找植物性塑料。

 

　　所有这一切都带有一丝狂热的感觉。环境保护主义者娜塔莉·费（Natalie Fee）创立了总部位于英国布里斯托尔的“城市到海洋”运动组织。她告诉我，自从2017年在BBC上谈论塑料问题后，她开始接到很多邀请，例如请她到银行和公司董事会上就自己的工作发表演讲，就像一位励志大师一样。

 

　　此外，抵制塑料的浪潮还有一种明显的机会主义倾向。英国环境、食品及农村事务部（DEFRA）的一位前高级职员告诉我，该部门内部普遍认为，最近对塑料的关注，是部长们在英国退欧公投后，争相出台政策的良好时机。这位前职员说道：“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倾向于展示英国可以独立完成这项工作，以及他作为部长正在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事实证明，这两种方法对抵制塑料都很有效。”

 

塑料是什么，谁制造的，从哪里来？

 

　　尽管塑料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但大多数人仍然不知道塑料是什么，是谁制造的，从哪里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塑料是一种全球工业产品，其生产远离公众视线。原材料来自化石燃料，很多生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大型公司也生产塑料，通常使用同样的设备。塑料离不开化石燃料工业的发展和二战后石油推动的消费文化的繁荣。

 

　　塑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指的是将富含碳的化学混合物转化为固体结构而制成的产品。在19世纪，化学家和发明家已经用一种易碎的早期塑料制成梳子之类的家用物品。

 

　　但塑料的现代发展始于1907年美国硬塑料的发明。硬塑料是一种使用苯酚制成的完全合成的材料，苯酚是一种将原油或煤炭转化为汽油的过程中残留下来的化学物质。硬塑料表面闪亮、色彩鲜艳、手感较硬。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可以很容易辨认出它是塑料。它的发明者打算将硬塑料用作电线的绝缘体，但很快意识到它有几乎无限的潜力，于是把它宣传为“有一千种用途的材料”——后来事实证明它被严重低估了。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塑料的新品种得到了开发，公众对这种科学创造出来的具有无限延展性的神奇材料非常着迷。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塑料变得不可或缺。由于自然材料的短缺和战争的巨大需求，塑料几乎可以变成任何东西——只要利用煤、水和空气。正如塑料化学先驱维克多·亚斯利（Victor Yarsley）在1941年所言，塑料对国家的军事机器至关重要。

 

　　1939年至1945年间，美国塑料产量增加了三倍，从9.7万吨增至37.1万吨。战后，化工和石油巨头巩固了他们的市场。杜邦、孟山都、美孚和埃克森购买或研发了塑料生产设施。这在逻辑上讲得通：这些公司已经有了生产塑料的原料——苯酚和石脑油，这些塑料是它们现有石油业务的副产品。通过开发新的塑料产品，如陶氏化学公司在20世纪40年代发明的泡沫聚苯乙烯，或美孚持有的包装用塑料薄膜的多项专利，这些公司有效地为他们的石油和天然气开创了新的市场。

 

　　在战后经济飞速增长的几十年里，塑料开始以不可阻挡之势崛起，它取代棉花、玻璃和硬纸板，成为消费品的首选材料。塑料薄膜包装于20世纪50年代初问世，取代了纸和布。至20世纪50年代末，据杜邦公司报告，向零售商出售的塑料薄膜超过10亿张。与此同时，塑料以乳胶漆和聚苯乙烯绝缘材料的形式进入家庭——与刺鼻的油漆和昂贵的岩棉或木纤维板相比，无疑是巨大的改进。

 

　　很快，塑料无处不在，甚至外太空也不例外。1969年，插在月球上的国旗是用尼龙制成的。次年，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开始用孟山都公司和标准石油公司生产的塑料瓶来取代玻璃瓶。哲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1972年写道：“物质的等级制度被废除了，一种物质取代了所有物质。”

 

　　但是塑料不仅仅取代了现有的材料，它独有的特性——延展性更好，更易于使用，而且比它所取代的材料更便宜、更轻——实际上推动了全球经济向消费主义的转变。

 

　　塑料是这种改变的完美催化剂，因为它便宜，随手丢弃也不心疼。1954年，行业杂志《现代塑料》的编辑劳埃德·斯托弗（Lloyd Stouffer）在一次行业会议上表示：“塑料的未来就在垃圾桶里。”因此还遭到媒体的嘲笑。1963年，斯托弗在同样的行业会议上的发言证明了之前那句话是完全正确的。他说：“我们一直在向垃圾桶、垃圾场和焚烧炉里填满数以亿计的塑料瓶、塑料罐、塑料管、塑料气泡膜、塑料袋和塑料薄膜。当我们不再认为塑料包装太好而舍不得扔掉的时候，‘快乐的一天’已经到来。”

 

　　塑料意味着利润。正如美国西部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在1969年所写的那样：“一次性塑料产品市场发展背后的强大推动力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每一个可回收的瓶子在市场上被取代，就意味着销售了20只一次性塑料瓶。”1965年，美国塑料工业协会报告称，塑料行业已连续13年实现创纪录增长。

 

　　但塑料也意味着垃圾。在美国，1950年之前，可重复使用的包装，如玻璃瓶的回收率接近96%。20世纪70年代，所有包装的回收率已经下降至5%以下。一次性塑料包装意味着以前难以想象的大量物品被扔进了垃圾填埋场。在1969年美国环保局关于日益严重的垃圾问题的会议上，白宫的科学顾问罗尔夫·埃利亚森（Rolf Eliassen）声称：“收集、处理这些无法摧毁的物品所需的社会成本是巨大的。”

 

把塑料垃圾问题推卸给个人成功缓解了塑料抵制行为

 

　　随之而来的是对一次性文化的普遍抵制，尤其是塑料，这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致。1969年，《纽约时报》报道：“我们即将面临紧急状况，一场排山倒海的垃圾和垃圾处理问题正在美国主要城市形成，与目前的空气和水危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1970年，距离第一个地球日庆典还有两个月的时候，尼克松总统对“使用非降解的材料的新包装方法”感到不满。纽约市于1971年对塑料瓶开始征税，国会于1973年就是否禁止所有一次性包装展开辩论，夏威夷州于1977年完全禁止了塑料瓶。一场抵制塑料的战斗已经开始，在那一刻，似乎可以获胜。

 

　　但从一开始，塑料行业就极力反对所有拟议中的立法。纽约市的塑料瓶税在同一年被纽约州最高法院驳回——此前美国塑料工业协会以不公平待遇为由提起诉讼；夏威夷的塑料瓶禁令在1979年的州巡回法庭上因一家饮料公司的类似诉讼而被废止；国会的一次性包装禁令从未付诸实施——游说人士声称这一禁令会损害制造业的就业率。

 

　　在击退了这些立法威胁后，一个由石油化学公司以及饮料和包装制造商组成的松散联盟，采取了两部分策略，成功化解了一代人的反塑料情绪。该策略的第一部分是将塑料垃圾的责任推卸到消费者身上。他们不去指责那些推广一次性包装并赚了数百万美元的公司，而是认为不负责任的个人才是问题的根本。1965年，美国包装贸易杂志上一篇题为《枪支不杀人》的社论概括了这一观点——指责“乱扔垃圾的人破坏了我们的乡村环境”，而不是塑料生产商。

 

　　为了宣传这一观点，塑料和其他一次性包装的公司资助非营利组织，强调消费者对垃圾应负的责任。其中一个名为“保持美国美丽”（KAB）的组织成立于1953年，由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陶氏化学和美孚等公司出资成立。该组织多次宣传消费者对塑料垃圾应负的责任。KAB在其1971年的地球日运动中如是说：“是人们开始了污染。因而由人们来阻止它。”KAB还与当地市民和社区团体合作，组织清理垃圾，并声称“垃圾是国家的耻辱”。

 

　　KAB的工作是有价值的，但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对KAB与业界关系的担忧，塞拉俱乐部、伊扎克·沃尔顿联盟以及美国环保局等环保机构辞去了在KAB的顾问职务。1976年，报纸报道称，美国环保局局长拉塞尔·特雷恩（Russell Train）发布了一份愤怒的备忘录，声称KAB的企业支持者正在破坏反污染立法。

 

　　把塑料垃圾归咎于消费者个人的责任，这种做法无疑是成功的。1988年，全球塑料产量与钢铁持平，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在圣詹姆斯公园捡垃圾摆拍时，完美地宣传了这种论断。她对记者说：“这不是政府的错，这是那些有意无意地把它随处丢弃的人的过错。”而她并未提及任何制造或销售塑料的人。

 

回收塑料是否能解决塑料垃圾的问题？

 

　　由石油化学公司以及饮料和包装制造商组成的松散联盟，为缓解公众对污染的担忧而采取的第二部分策略：家庭回收。20世纪70年代，环保组织和美国环保局探索一种新颖的做法：塑料回收（回收对于汽车、机械和废旧金属等来说，是一个熟悉的概念）可以延伸到社区层面，以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活垃圾问题。

 

　　包装和饮料行业很快响应，回收可以使他们的产品远离垃圾填埋场。在塑料瓶普及之前的1971年，可口可乐瓶装公司资助了纽约市一些世界上最早的家庭垃圾（比如玻璃和铝）回收仓库。

 

　　塑料行业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大肆宣传他们的产品有回收利用的潜力。1988年，塑料工业贸易协会成立了固体垃圾处理方案理事会，以促进城市的塑料回收，声称到1995年他们可以回收25%的塑料瓶；1989年，阿莫科公司、美孚和陶氏化学成立了全国聚苯乙烯回收公司，声称到1995年食品包装要达到25%的回收目标。（当时在《时代》杂志上刊登的一则美孚广告称，聚苯乙烯食品包装是垃圾危机的替罪羊，而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解决垃圾危机的办法是更多地回收利用。）1990年，另一个行业组织——美国塑料理事会声称，到2000年塑料将成为“最可循环利用的材料”。

 

　　这些乐观的预测问题在于，塑料是最不适合回收利用的材料之一。玻璃、钢铁和铝几乎可以被无限次地熔化和改造，以制造出与之前相同质量的新产品。相比之下，塑料每次回收后都会严重降级。一个塑料瓶无法在回收之后制造出同样质量的塑料瓶。回收后的塑料变成了生产衣服的纤维，或者是制造家具的板条，若是再次回收，可能变成道路填充物，或者塑料绝缘材料——而这两种材料都不能再回收了。因而塑料的回收再利用，本质上都只是更接近垃圾填埋场或海洋而已。1992年，威斯康星大学工程师罗伯特·哈姆（Robert Ham）说：“塑料回收利用的未来仍然是个谜。”

 

　　对于回收更有利可图材料（如铝）的公司来说，回收塑料的商业吸引力有限。20世纪80年代，由于塑料回收显然不会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公共部门开始介入。回收利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资助的，塑料和家庭生活垃圾一起被运走，而塑料工业继续生产越来越多的塑料。正如国会议员保罗·亨利（Paul B Henry）在1992年关于包装回收的听证会上所说的那样，塑料行业“宣称自己是回收活动的倡导者”，而“街道垃圾回收项目几乎完全依赖政府补贴”。换句话说，政府被迫为塑料行业先前关于回收的宣传买单。只要有人清理垃圾，公众就没有怨言。时至今日，一些环保人士仍将生活垃圾收集车称为“愿望自行车”，而回收箱则被称为“神奇的盒子”，可以减轻人们的负罪感，但实际上，对于解决塑料垃圾问题并没有带来多大帮助。

 

　　在此期间，全球塑料产量从1995年的1.6亿吨飙升至如今的3.4亿吨。回收率仍然极低：美国每年回收的塑料不到10%。即使回收率奇迹般地飙升，回收后的塑料能够制成的东西也十分有限，所以对新塑料的需求总是会越来越大。罗兰·盖尔于2017年发布的报告《所有塑料制品的生产、使用和命运》（Use and Fate of All Plastics Ever Made）对于美国和欧洲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已成为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参考资料。盖尔告诉我：“他越来越确信，回收根本无法减少世界上的塑料。”

 

塑料污染问题会不会像我们未能解决的所有其他环境问题一样？

 

　　尽管公众对抵制塑料运动的热情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一种感觉所驱动的——塑料比气候变化更简单、更容易解决，但这两个问题之间的联系比大多数人意识到得更为紧密。10家最大的塑料生产商中，有7家同时也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只要它们继续开采化石燃料，制造塑料的动力就会很大。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份报告预测，到2050年，全球20%的石油开采将用于塑料制造。科学家约翰娜·克雷姆（Johanna Kramm）和马丁·瓦格纳（Martin Wagner）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写道：“最终，塑料污染会成为人类导致的全球变化中看得见、摸得着的一部分。”

 

　　这是塑料的矛盾之处，或者至少可以说是我们目前的困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将促使我们要采取行动，但逐渐地，它看起来就像我们未能解决的所有其他环境问题一样无穷无尽、难以处理。它给我们带来了同样的问题：不可监管的商业，全球化的世界，以及我们自己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尽管困难重重，人们仍然想抵制塑料。抵制塑料运动可能已经成为自世纪之交以来最成功的全球环保运动。如果各国政府信守承诺，而该运动能够保持其势头，就会产生积极影响。美国伍德麦肯齐公司化工行业分析师史蒂夫·辛格（Steve Zinger）告诉我：“消费者对塑料的抵制情绪有所增长。公司将不得不调整他们的商业模式以适应塑料禁令的新境况。”他指出，“石油生产商也将面临需求下降的压力。”

 

　　这是塑料悖论的另一个积极的方面。如果塑料是我们所有其他环境问题的缩影，那么遵循这个逻辑，解决方案也是如此。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有关塑料对环境造成破坏的科学证据促使人们联合起来，迫使政府进行监管，甚至引起化石燃料公司的注意。顾客要求减少超市产品的包装。英国石油公司预测，到2040年，该行业的石油日产量将减少200万桶。我们抵制塑料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在这场规模大、范围广的战斗中，抵制塑料最终可能会取得小规模但激动人心的胜利，成为未来环保行动的模板。

 

　　这意味着要正视问题之间的联系：认识到塑料不只是一个孤立的问题，我们无法把它从我们的生活中剥离出来，它只是我们过去半个世纪疯狂消费中最惹人关注的产品。尽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当我与海洋学家理查德·汤普森（Richard Thompson）交谈时，他还是很乐观。他说：“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科学家、企业和政府之间因塑料污染形成合力。我们是有机会把事情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