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 这里发表的两篇文章，是关于社会生物学在美国的论战情况，值得一阅，社会生物学争论的焦点是这样一个问题：即人的行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形成的？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还是环境影响产生的？这种争论对于研究社会学、生物学以及从事其他工作的同志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请读者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摒弃糟粕，为我所用。
社会生物学家Edward Osborne Wilson话说到一半，停了下来。他伸开手掌让写字桌上一只大黑蚁爬上手心，然后把它放到地板上，目送它向那扇通向实验室、开着的门爬去，实验室里它有着不少的伙伴。Wilson是国际上研究昆虫社会名列前茅的权威。对此，连诋毁他的人也甘认不韪，他们就是指望他将其兴趣全部倾注于此。然而，Wilson无意取悦他们。“要否定基因在人类和动物的行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Wilson拾起这一话题说，“那简直是无视大量活生生的事实。”
Wilson这一名字现在变成了社会生物学的同名词。Wilson给社会生物学下的定义是：社会生物学是对所有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所进行的研究。它的基本思想乃是“自私基因”的思想，遗传物质产生出新的和最能使相同的基因永存的生物体。这一思想是Samuel Butler名言的新翻版：“鸡只是鸡蛋为了再生蛋的一种途径”。
1975年，Wilson的那部长达697页、50万字的研究巨著《社会生物学：新颖的合成》问世以来，他成了一场日趋凶猛的风暴袭击的中心，他较近出版的那本《论人性》（1978年）对此也无济于事。在这两本书中，Wilson对涉及到利他主义、侵略性、怨恨、恐外与仇外的心理以及同性恋这些具有深远影响的理论进行宣扬。任何像Wilson那样强调基因对人类所起作用的人（且不谈基因对于从性的作用到宗教信仰每件事所产生的假定存在的影响），都不应该因人们怒火的平息而感到大惊小怪。
Wilson不至于会幼稚到期望他的研究不经非难和批评就为人们所接受，他可能将自己归于如他自己所描绘的那类爱冒险的人：他们高兴尝尝“一梭子并不惹人讨厌的葡萄弹的滋味”，也喜欢听听“步履在薄冰上时发出咯咯的冰裂声响”。他为自己博得来的喝彩而满怀欣喜。但是，他当然早就预见到：人们对他的方法论会报之以科学的批评和种种驳斥，认为他的理论虽然提了，但支持这些理论的过硬资料数据可谓少得可怜。他心里明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是不会温让恭敬地容忍他对他们的世袭领地冒昧地加以侵犯。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那种感情用事的批评以至发展到对他进行全面的人身攻击。
Wilson提出社会生物学的合成理论时，恰巧赶上风头，于是他成了攻击的众矢之的。当时，在生物学家中，思想体系上的两极分化，尤其是涉及到行为遗传学这方面的两极分化已经开始发生。对于“反遗传学学者”来说（其中有些人本身就是遗传学家），这一门“新颖的知识”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极容易被种族主义者和优生主义者利用来为其种族优劣论提供科学的“依据”。
是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回潮？
说我们的行为受我们基因支配的任何提法，毋论其支配程度如何，都意味着我们是没有意志自由的遗传学机器人。如果我们的特征寄寓于我们的基因之中，那么我们怎么能改变或改造我们自己，又怎么能改造我们的社会呢？在批评家看来，社会生物学是为了维持现状而捧出的一种堂而皇之的理由罢了，它几乎是一百年前出现过但早已声名狼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回潮。
此外，人们对我们所具有的这种“损害”自然的新能力也产生一种极为显著的关注，这种能力包括从试管婴儿开始直至无性繁殖和遗传工程。Wilson命中注定将要成为这一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的象征、譬如，Wilson惊恐地发觉人们将他与W. Shockley之流相提并论、混为一谈。W. Shockley之流在遗传差异的基础上，假设在黑人和白人中间，有一道永久性的经济分层（Wilson则竭力否定这种概念）；而且他还听说自己被人们描绘成一个顽固的反革命头子。
如果同样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非得在Wilson的敌对派中挑选一名最顽固的激进派头子的话，那么可能的候选人也许就是那位分子生物学家Jona-than Beckwith，他也在哈佛供职。在拜访Wilson的那天早晨，我还跟他共进早餐。
Beckwith说：“像Wilson那样坚信不疑地强调行为的遗传基础，势必带来危害：就像以往经常发生的那样，会被人从政治上加以利用或者肆意滥用。”为了强调他的观点，他随手交给我英国一位新法西斯主义分子撰写的一篇文章，文章引用Wilson的话为其种族主义的观点仗腰。
早在1969年Beckwith作为成功地提纯第一个基因的小组人员之一时，他就开始为这门新知识可能被滥用的潜在危险感到担忧。他的关注是建筑在“对社会政策长时期以来所作的错误的、误入歧途的，和从科学上来说有缺陷的历史研究”基础之上的。他着重说，他并不对所有遗传研究都一概加以反对，但他论证说，像Wilson那样的研究和结论是有缺陷的，因为“这些研究和结论忽视了环境和基因之间复杂的相互内在影响，并且在滥用遗传力概念时，忽视了遗传学的基本原理”。
我和Wilson同席而坐，在回忆Beckwith的时候，我想起了1978年2月召开的美国科学发展协会华盛顿会议。Wilson是社会生物学专题讨论组的成员之一。Beckwith跟我一样是听众、我们坐在饭店里那间挤得水泄不通的舞厅里。接二连三有人起立发言，大多批评Wilson而非赞赏他。
双方各自为营、摆开了战场。美国全国各地来的生物学家都投入了论战的一方。坎布里奇和马萨诸塞（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所在地）则成了论战的中心。在哈佛大学，不仅有Beckwith，还有两名进化论生物学家Stephen Jay Gould和Richard C. Lewontin，他们同样激烈地谴责Wilson的社会生物学原则。此外，还有一位名叫Ruth Hubbard的生物学家。美国科学发展协会华盛顿会议上，在他所主持的一次学术专题讨论会中，与会的科学家全部是妇女，他们咒骂Wilson是性歧视分子和大男子沙文主义的蠢猪（在《社会生物学》一书中，Wilson论证说，某些性的差异是有遗传基础的）。
同样在哈佛院里供职但站在Wilson一边的有像社会人类学家Irven De Vorc这样的其他一些社会生物学家；从开始直至最近站在Wilson一边的Robert Trivers（目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也许算得上是这一科学领域里最勇敢的理论家。
无非是程度之差
对于社会生物学的这种特殊的争论，为了简单说明问题起见，往往将其归诸于：原始状态与后天培育，遗传与环境这个老生常谈的结构模式。今天，要找出任何一个有声望的科学家真正相信单单遗传或单单环境在决定着人类的行为是不容易的。实际上，人人都同意说，遗传与环境通过各种复杂的方式互相作用去影响人类行为的结果，而每个人遗传的天赋代表着他的整个潜在素质；他可能变得怎么样，则取决于环境所提供的机会。这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社会生物学家当然相信：基因所产生的影响远比他们的反对派所甘愿承认的影响要深刻得多，但是，他们之间真正的立场分歧却并非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大。
事实上，整个辩论，如果仅仅是决定一下资料数据和论证是否令人信服、基因是否具有更大的影响还是较小的影响的话，那么调子就要低得多。（在我和其他大多数人看来）真正的问题，即：赋予辩论感情用事力量的问题是在于：“人们是否当真想去了解它？”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生物学家为了了解生命过程的基本活动——直至细胞、分子、有时甚至包括原子和电子的基本活动所作出的这些努力，已经取得突飞猛进颇为惊人的进展。但是，他们并不仅仅满足于从智慧树上摘取果子，他们却是毫不害羞地去摇撼大树，让果实不用采摘而自己更快地从树上掉下来。
E. O. Wilson并没有凭空捏造一个社会生物学，而他只是对这一领域作出了精辟的解释，使它的概念具体化，让社会生物学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虽然他研究的成果大部分是借鉴来的、但经过他仔细地归纳，这些研究综合其本身就相当于了不起的新贡献。假如他仅仅满足于写出一本前后共有26章的书，将有关动物社会的现成研究材料熟练地归总一下，也许再附上一篇谦逊的后记，小心地推究人类社会行为的最终含义，那么《社会生物学》可能早已赢来全世界的欢呼。无论怎么说，特别当开始出版时，该书确实赢得过大多数评论家的好评。
就是连公开标榜自己是“诋毁派”的Stephen Jay Gould也曾写道：“《社会生物学》大部分章节同样赢得我的好评……由于它对进化理论的原则作了精辟的论述和对所有各类动物的社会行为进行了极其透彻深刻的探讨，因此《社会生物学》将成为若干年内主要的文献。”Wilson在第27章写道：“让我们现在以自然历史的自由精神去看待人类。我们仿佛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动物学家，正在编制一份地球上社会生物物种的目录册。根据这一宏观的观点，人类和社会科学缩小而成为生物学各专门的分科：历史，传记及小说则是人类生态学研究的记载；而人类学和社会学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单独灵长目动物的社会生物学。”这像一个不可抗拒的战斗号召！
在达尔文的进化结构中，适应性是严格地按照生殖的能力，即：某一已知的基因对于下一代和今后后代的基因库所作的贡献，来进行测量的。因此，极其简单和最能适应的生物体是能够繁殖出数量最多、能生殖子孙后代的生物体。
这些竞争性的环境意味着某种残忍与无情的格斗，因此诗人坦尼森写道：“自然呵！你张牙舞爪，鲜血淋淋。”但是，如果“适者生存”的理论中关键的因素是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自私的侵略本性，那么又如何去解释发展像利他主义那样的品德呢？在昆虫社会里，每一个工虫避免自己的繁殖活动，辛勤劳动一辈子以便让群体里其他的昆虫能够进行繁殖。某些鸟禽遇到捕食他们的敌人来临时，发出报警的信号或者做出将它们“引开”的举动，这样来故意暴露自己^这只发出信号的鸟禽为了拯救其他的鸟禽可能因此而牺牲自己。像夜鹰，麝牛和狒狒这样许多根本不同种类的动物中所观察到的这种防卫和有时是自杀性的行为，又怎么能够提高自己遗传的适应性呢？任何导致夭折和不能繁殖的行为特征，又将怎样一代代传下去呢？
这个问题连达尔文本人也感到窘迫得进退两难，莫衷一是。像他的后辈那样，他仅作出了一个十分勉强的回答（“自然选择可能针对一个类属，也可能针对某一动物个体”）。然而，Wilson对这些论述不以为然；早在他那本巨著里，他就确切说到了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是“社会生物学的中心理论问题：利他主义，就其定义来说是削弱个体的适应性，又怎么会可能是由自然选痒所演化出来的呢？”Wilson感觉到，满意地解答这个哑谜，可能会触类旁通地帮助解释清楚那些并没有显而易见存在价值，但一代一代持续不断延续下来的其他行为特征。
亲属选择这把钥匙
Wilson从英国生物学家William D. Hamilton那里借鉴来的这两个基本概念，仿佛不要进行详细的论述，就把那个根本似是而非的难题澄清了。其中一个概念是“亲属选择”。如果一只蜜蜂，或者一只鸟，或者一只狒狒牺牲自己，通过自我牺牲的过程，它救了它的近亲因而其近亲得以成功地再繁殖，那么这种利他主义的行为将会帮助代代延续它们所共同具有的基因。亲缘关系愈近，它们所共同具有的基因就愈多。根据Wilson的推测，亲属选择而不是狭隘的个体选择，形成了最佳的数量感觉。如果必不可少的选择自私转向保护集体基因库，那么通过物种个体利他主义的行动进行自我保护就根本不自相矛盾了。因此说，第二个概念：“内含的适应”——将所有有亲缘关系的个体囊括进亲属关系网络之中，变成一个复杂的适应库。那些不育的工蚁，如果没有它们的劳动，蚂蚁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而它们则是通过它们所供养的亲属的某种替代繁殖方式使它们所共有的基因遗传下去。
这种推理使Wilson和其他的社会生物学家对各种其他的行为特征，作出一些尝试性的解释。譬如说，Robert Trivers假设人类社会里存在有一种以遗传为基础的“相应利他主义”。这是超越亲属关系网的利他主义。这种推理显得有些太简单，似乎是：如果你落水我救了你，那么有朝一日我落水你会救我，如果不是你救我，其他人也会救我。我行了好事，期望好事总会有好报。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相互做好事，那么在某种限度内，我们的境况将大为改善。千百代以来，要是原始的男人和女人这样去做，那么相应利他主义的基因将一直会遗传下去。
这就是Stephen J. Gould嘲笑为像“事情就是如此的故事”一般的那种推测。他声称，它们仅不过是故事而已，并不比基普林所写的骆驼是怎么会长驼峰的故事更有什么科学的道理。当然，Gould的话是对的，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虽然提出了推断但没有运用任何科学的事实加以引证。但Gould的这些故意贬低社会生物学的话，并不像他所想的那样起着贬低的作用，因为，像Peter Medawar所说的，科学真正的形成是：“科学家们建造起一种说明问题的结构，跟人讲一些经过仔细验证过的故事，然后看看这些故事是不是反映真正生活的故事。”社会生物学上“事情就是如此”的那些故事是有趣的，鉴于讲故事的人有言在先，至少迄今为止他还是仅仅不过悬在讲故事，所以说这些故事不一定毫无用处。
自从Wilson写出了他那本巨著以来，社会生物学的研究持续不断地在进行着，现在至少已经有，了三本新出版的科学期刊和一整套小小的丛书。
Wilson说，经过这一系列的研究活动，结果“大大丰富了社会生物学的理论和提高了其研究的方法”，特别是关于侵略性、地区性、利他主义、多配性、虐婴、性作用的行为，以及抚养孩子、这些行为根源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他并不期望任何人会找到一种利他主义，或侵略性，或同性恋的特殊基因。如果这种基，因存在的话，他倒希望这种基因的素质乃是许多基因影响的结果，许多基因在眼各种各样环境因素一起复杂的相互作用的情况下起着作用。这种情况跟某些疾病中所设想存在的“多因素”遗传素质的情况，十分相似。Wilson跟一位名叫Charles Lumsden的理论物理学家一起合作，正在艰苦地工作，编写一部意在寻找出文化进化和遗传进化之间联系的新书。
那么，社会生物学对每个人究竟有没有真正的用处呢？我认为它显然是有用的，尤其作为研究社会行为——特别对研究动物的社会行为的一套方法而言。我并不是说它对于观察人类社会是无用的，事情只是；迄今为止，还不存在一门真正人类社会生物学的科学；1980年的这些“事情就是如此的故事”，看来并不需要即刻付诸实施。
一个直觉的跃进吗？
科学史上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人们首先埋头收集资料，阅读大量著作与文章，反复思考领会，然后提出直觉正确的理论概念，这些概念逻辑上并行不悖，而只是论据一时不足，科学上伟大的跃进则是由这些人作出的。
我不能说，本文将Wilson的思想，或者将强烈反对Wilson思想的人们的搜集的论据都一一说清楚了。事情并不是我仿佛在这里评定：社会生物学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E. O. Wilson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目前，我更感兴趣的是人们所提出的一个更大的问题：由于社会生物学具有被滥用的潜在危险，因此其研究和理论的发展本身是否就变得有害了呢？研究和理论的发展完全应该吗？尤其是：我们想不想知道我们的基因究竟对我们的行为有影响吗？如果有影响，怎么样去影响，影响有多大？
对这些问题，我个人的回答是肯定的。
假如我自欺欺人地让自己相信我在作自由的选择，而实际上并非如此，那么我希望让我知道。如果有人告诉我，我的基因正受着何种方式的控制和受到何种程度的控制，那么仅仅只要意识到这一点，我可能协助摆脱掉我那“自私”基因对我的影响，这样做了，我将得到更大限度的真正自由。
假如有人在你大脑的战略穴位放置了电极，然后不让你知道而通过遥远的按钮来影响你的行为，难道你会不想知道这回事吗？假如你压根儿从不打算知道怎么回事，假如你将告诉你真情的报信人臭骂一顿，并将他赶跑，那么你就只有甘愿蒙在鼓里而陶醉于虚假的自由意志，从而葬送掉获得自由意志的一切可能。
社会生物学滥用的潜在危险
当然，滥用新知识的潜在危险是非常实在的。人们甚至毋需回顾历史上许多触目惊心的例子，而只要看看弗吉尼亚州对那些被认为是痴呆或某些其他方面低下的人所合法进行的那种大规模绝育，就可见一斑。法律所依据的“知识”是：他们所存在的问题是自然界中遗传的问题。社会生物学的批评家们大为震怒，因为他们相信人们又一次得吃“知识”的苦。如果那帮宣传知识的科学家连他们自己都不小心谨慎地区分什么是知识和什么考带引号的知识，那怎么叫群众去辨别真伪呢？要是这些科学家不小心谨慎（或者即使他们小心谨慎了），有没有很#的可能：他们那些“事情就是如此的故事”被信以为真，当成支持这种识别能力的依据，或甚至发展出一种新的“识别能力”来呢？
诸如E. O. Wilson—类的科学家的立场是明确的。Wilson，DeVore和Trivers一致认为：任何建筑在个体现象、粗糙的一般遗传差异之上的知识识别能力，纵然证明是有根据的，但实质上也是荒谬可笑和不可靠的（群体内各个体之间的差异比群体与群体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要大得多）。Wilson着重强调，社会生物学对我们健康人差异的未来进化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他不是在鼓吹优生学的理论；他说，还不能设想我们这一辈人将会具备足够的知识（不带引号的知识）考虑去实施优生学的政策；但他也没有说，这理论是永远正确的。
但这些批评家正起着有价值的作用，我们应该为之衷心感激。由于他们像雷达那样不断地对遗传研究进行扫描，因而使我们对遗传知识潜在危险保持着警惕和不至于忘记仔细地检查那些没有带引号的知识。他们还提醒我们，就算是用意最好的科学家也可能充当其自己的政治和文化或者他们基因的宣传工具。此外，有这么一些科学家，像英国的心理学家——已故的Cycil Burt爵士，他的研究成果在本世纪初曾被作为目前许多涉及到遗传差异理论研究的情报基石，他们要不是完全是为了骗人，那么他们至少在提供那些已知错误的遗传差异资料时，态度是完全不老实的。
在存在像我们这样大的问题的一个社会里，有这么多不知道的东西需要我们去了解，我们所最迫切寻求的，通常是医学上的知识；由于害怕有人会滥用这种知识，即使这种害怕的心理是建筑在滥用完全是可能的这一基础之上，那么停止追求知识的做法，也将是可惜的。我的意见是宁可设法改进我们民主监测的程序：我们先必须确确实实真正搞懂这种带上标签的知识才去利用它（一点没有异议和风险是绝不可能了解一门知识的）；同时还要密切注意那些滥用知识的人，这样，我们才能够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减少滥用的危害。对自然的某些领域进行调查研究，由于可能会造成社会不幸的后果，因此干脆就不进行调查研究；但是，自从布鲁诺因醉心于日心说理论而遭受极刑以来，这种论点现在在西欧已不复再见。
此外，不能断言任何科学研究或科学思想绝不会被滥用或误用。
我打算就这个问题引用生物学家Lewis Thomas的话，结束本文。
“我收集了所有推测的依据和鼓起全部信心才这样说，其目的是为了提出另一个最终的问题，这一切算不算妄自尊大呢？这种驱使我们大家达到全面了解自然，包括全面了解我们自己的野心，是不是有一些完全反常的东西在里面呢？或者说内含的错误或者说对物种有危害的东西呢？我们都碰到像整个人类所碰到的一种同样新奇的场面，它充满了问题；当然我们有才能就该询问这些明摆着的问题，然而我们却对这些问题无所事事，不闻不问，或者更有甚者，去扼杀这些问题，这在我看来是更加反常的事情，是对大自然更严重的犯罪行为……。”
L. Thomas宣称：“这种态度，我认为才是不折不扣的妄自尊大呢！它对我们大家都是危险的！”
（Smithsonian，1980年9月卷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