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究不尽然是社会条件的作用之故。新的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的脑子不同，从而注定以不同方式进行工作。

称之为加西卡的缺乏蛋白质而引起的身心失调症，在日常饮食限于诸如玉米、木薯和山芋等淀粉类主食的人中常有发现。病中，患者因肝功能失调而常常造成死亡。男病人的肝脏不再能使男子性腺正常产生的雌性激素（女性荷尔蒙）失却作用，结果之一是受害男孩和男人很快发觉自己的乳房像一个发身期的姑娘一样会膨胀起来。患加西卡而女性化的男性，不仅从生物学方面开始同妇女相似，而且，如六十年代后期一位心理学家发现的那样，他们的思想也开始同妇女相似了，换言之，即他们在经受测验时显现出较低的空间能力，较低的数字能力和较强的言语上的能力。

这些观测结论与我们对此类问题的看法相违，因为当前流行的看法认为人所共知的男女智力上的差异是由社会条件的作用而非由生物原因所致。现代常识总是告诉我们，智力乃天赋，与性别无关。说什么，女工程师和女数学家人数较少，证明对妇女缺少鼓励和给予机会，而不是她们之中缺乏某些特别的能力。

但是，在近五年左右的光景中，相当大量生物学上的论据使得这种古老看法再度流行：男人和女人的脑子不完全相同而是各有所长的，因此注定以某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工作。

不同性别之间脑组织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看法（从生物学方面来讲，这是二态性的一例），很可能被较狂热的女权主义者抓住，看作为否定妇女在世界上合法地位的又一企图。然后，诚如英国牛津的帕克儿童医院人类发展研究机构的心理学家Corinne Hutt指出的那样：“许多女性也许对此类功能上二态性的存在这个事实不能接受，但否定它并不证明它的不存在。”

当前进行的工作，往往分为三个调查研究领域：

（一）某些能力的遗传；（二）脑左右半球在发育上和功能上男与女的差异；（三）性荷尔蒙对智能影响。

且撇开性器官不谈，男女婴儿降临于世时身体特征并不完全相同。首先，在子宫内的经历不同。男胎一开始发育较快，比女胎先四个星期显示性别；此后，男胎发育减慢了。至他们出世时，男婴身体较大而女婴身体较成熟。男婴脑子也较大，随着发育成长还将继续长得更大：一个成年男子的脑子平均重1400克，一个成年女子的脑子平均重1260克。但在身体上，新生女孩的神经系统发育程度较高。

男女婴儿的行为也有不同，通过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剖析反映其不同之处。据Hutt的研究成果，表明男婴儿的注意力往往易为视觉图案模型所吸引，而女婴儿却对声响更易感兴趣。男孩的身体活动大部分由一些惊跳动作组成，而女孩则自有一套节奏性的怪脸、微笑和吮吸等表现动作。总的说来，女孩说话要早些，并很快进而学习较难的句子。如心理学家Jerome Kagan研究报告中所说，女婴儿处于不熟悉的环境之中，还会显露一种比较强烈的焦虑情绪。

虽然这些差异必然是由生物学而不是由环境所决定的，但是每个孩子发育成长和成型的过程中，不仅与他的（她的）遗传因素有关，而且也与他的（她的）社会经历有关，从而使先天的差异变得模糊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继续承认男人和女人在心理上的差异，不管这些已成型的差异是由于生物学上的原因还是社会条件的作用。

最近几年中，在鉴定男人和女人之间心理上的差异方面——脾气、社会行为和权力关系，以及一般智力和取得成就的能力诸方面一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科学工作。斯坦福特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Eleanov Emmons Maccoby和她的同事Carol Nagy Jacklin现已着手进行工作，以使此项实验工作的实质变得明白易懂。他们阅读和注释了一千七百篇以上的论文——主要研究行为心理学的——总结研究成果，然后透过这些总结再看看从中他们可得出什么结论。

他们发现民间中许多小心保存下来的点滴卓识，没有在科学的报告中得到赞同，特别像这些看法：与男孩相比，女孩较善交际，较易接受别人意见，自尊心不太强，较惯死记硬背地学习，受遗传特征的影响较大，缺乏事业心，分析能力也差些等等。

而有些差异已是尽人皆知，毋庸置疑的了，这主要有：女孩在言语上的能力较优，而男孩则在视觉/空间能力和数学能力上较佳。留下作为公开问题有待解决的是：在触觉敏感性、活动程度、竞争、控制、顺从、养育，以及有关惧怕、羞怯和忧虑等方面，男性和女性是如何不相同的。

最后，Maccoby和Jacklin得出的结论是，男人和女人在某些智能方面虽有某些可测的差异，但这些差异至少并不很大，而且两者之间还有许多交搭重叠的方面。

当然，智能上的差异并不必然意味着才智上的差异。诸如男人或女人在才智上总体而论哪个较强此类争论，肯定是悬而不决的议题，十足的理由是因为还未有人想 · 方设法去下一个为人所公认的才智定义。据《英国大百科全书》所载：“才智是一种假设的思维产物，用于描绘各个人以一种潜在的多变形式（那是用任何直接方法看不到量不出的）呈现出来的差异。”即使我们耳边响着此类偏激论调：（1）智商数根本不是才智；（2）从文化上智商测验偏于对中层阶级的白人有利，但是我们还是把测验人的智商继续搞下去。不管怎样，智商总不可因性别上有偏向为理由而弃之不用；而该在测验得以改进时把反映性别差异的一些问题除掉。

即使我们不能颇见实效地在全面智商上比较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异，但是我们从两者在特种能力的差异上还是可以学得许多东西的。采用一种称为Wechsler成年人智能比率测验后，Hutt报告道，总的说来，男性在情报资料标类、理解等诸方面表现较佳，而女性在词汇量、相似性、符号象征等诸方面表现较优、Hutt进而向公认的看法——女人由于较擅长运用语言而在言语方面的测验中得分较高一提出挑战。相反，他争辩道：女性仅仅在言语上比较流畅，这同言语上的推理方面的优越完全两码事。他写道：“很清楚，不考虑这个问题的内容即如数、字、句型等，男性在有关推理或概念的逻辑上运用或关联等方面有其优越之处。”

这种观点得到Maccoby的某种支持，他也认为无论原因是生物学方面的还是社会方面的，女孩的思想与男孩的思想相比，是“较少分析，较多综合，而且还比较固执”。他进一步指出，不管这类思想怎样有用，但它不是那类导致高水平的脑力劳动生产率（特别在科学方面）的思想。

因此，两个实质问题必须着手解决而不可回避。第一，业已识别的差异完全归因于社会条件的作用，还是由生物学上的区别所决定？第二，假若这些差异确实很小的话，那又为什么在世上脑力工作中男人们取得如此多的成就？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从她的生命一开始就有两个X染色体，而从他的生命一开始则有一个X染色体和一个Y染色体。其他一切由此而生。重要问题是智能上的差异和脑力工作上取得成就的差异是否皆因染色体遗传所致，还是由于在家和在校发展而成。但就男性解决空间问题能力较强而言，有相当理由可使人相信：答案在于染色体。

最近，由两位美国调查研究者——芝加哥大学的R. Darrell Bock和康乃狄格大学Donald Kolakowski——主持的一项研究中，对167个郊区家庭进行空间能力测验所得的高分作了分析。结果清楚地表明空间能力以一种交叉方式被遗传下来——父传女，母传子，遗传学家认为，这一模式表示（人的）特质是由一种隐性的、与性联系的基因传递的。

这并不意味着否认所有女人解决空间问题的能力。这恰恰意味着男人和女人以不同的比例得到这种特质，实际上大约有50%的男人被赋予了这种特质，而女人大约只有25%才有此种特质。Moccoby和Jacklin评论这个发现时说：“说在空间能力上有遗传成分，并非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即这种能力就像男性生殖器之类的东西一样男人有而女人无。”

女人没有大举进入诸如工程之类领域、因为此类工作需要高度的空间能力，这个事实最清楚不过地说明有着某种较之男工程人员歧视女性更为基本的原因。至少部分可归因于生物学。但我们必须马上提醒自己，这些差异不是在质而是在量。具有天赋空间能力的妇女虽比男人少一半，工作本领却同男人一般高强。对这些个别的妇女，平均标准就毫无意义了。

随着人脑发育知识的不断增长，我们对于男性一般在空间思想上占优势和女性一般在言语流利上占优势的理解，逐渐得以巩固和加强。

脑的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它分成两大半球。奇怪的是，各个脑半球为相反方向的一边身躯服务，例如，右耳所闻向左脑半球报告。最近几年通过对正常人和脑损伤病人的研究，我们得知两个脑半球并非确切地起着同样功能。惯用右手的人，其左脑半球支配说话和支配将信息顺利地译成语词的处理过程；其右脑半球支配着空间信息和其他难以译成语词的资料的处理过程。惯用左手的人，其脑功能则方向反之。

男孩和女孩的脑半球专门化的发展，看来是不相同的。就言语和空间性能方面的性别差异，人们已对这一和那一脑半球功能的侧向性进行了研究。南安大略大学的一位实验心理学家Doreen Kimura提出，在支配语言能力上，年轻女性的脑子比年轻男性的脑子取得进步快。至于空间能力，安大略州的麦克马斯特大学精神病学系中的Sandra Witelson于1976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说，她的研究表明，男孩右脑半球在六岁时就已专门化了，而这种专门化在女孩身上要到十三岁或更晚的时候才发现它的出现。

Witelson研究了二百名惯用右手的儿童，把他们分成二十五个组，每组内六岁到十三岁儿童都间隔两岁。他们的智能、学业进展和身体发育统统正常。对他们的测验，旨在测量处理空间物件过程中两个脑半球所起相应的作用。要求每个孩子同时用手摸两个形状不同、视力看不到的模型，用右手手指摸一种形状，用左手手指摸另一种形状。孩子们经过十秒钟的摸索后，试图挑选出正确的形状出示，每人试测十次。对用左手或用右手正确辨认物体数录之以分。

按手头上的记分，结果证明男孩和女孩在总的正确性上无区别，但从性别上看，用左手和用右手的情况就很不同了。有意义的是，男孩左手得分比他们右手得分为高，而女孩的得分则无左右手之别。Witelson把这种男孩得分有偏重一方的情况，解释为意味着年为六岁或六岁以上的男孩在处理空间信息方面右脑半球已衮得比左脑半球更专门化了。而女孩要到青春期才出现这种专门化。Witelson认为性别间的这种“神经系统的二态性”，不仅是遗传差异所致，而且也是性荷尔蒙的影响所造成的。

男性荷尔蒙（雄激素）似乎是提高另一类人智力功能的关键。由于某种遗传上的缺陷，结果使某些胎儿在子宫内暴露于过量的雄激素中。在受这种缺陷影响的男性胎儿身上，过量雄激素对于他的正常发育并不引起任何可以看得见的变化。但是，使女性胎儿显而易见地变得男性化了，外部性器官长得相似于男性性器官了。

在约翰 · 霍普金斯医学院，John Money和Viola Lewis研究了七十名年龄从二岁半到四十八岁不等的这类人。结果他们当中相当多的人智商很高——12.9%的智商达到或超过130，而一般人中只有2.2%可期达到这样高的智商；31.5%的智商超过120，而一般人中只有8.9%可期达到这样程度；60.1%的智商超过110，而一般人中只有25%可期达到这样程度。

Money和另一位同辈Anke A. Ehrhardt继续对胎儿的另一种荷尔蒙不平衡的情况进行调查。这次是过量的孕激素，一种综合性怀孕荷尔蒙，通常用于防止流产。同过量的雄激素一样，有时这种孕激素引起女性胎儿发育出部分的或完整的男性性器官。有十个女孩患有孕激素引起的女性两性人病症，Money和Ehrhardt说服了他们的父母，让他们能在这些女孩身上进行研究。他们发现十个女孩中有六个智商大于130，没有人智商低于100。虽然就这些发现而言，样例太少而不足以下结论，但约翰 · 霍普金斯医学院研究工作者的工作，却得到了来自苏联和英国相似报告的支持。

如Money在他的一篇学术论文中总结的那样：“当然，根据这些发现就作出任何总的归纳还为时过早。但是英国研究工作者Katharine Dalton的工作，加上我们自己的工作，却有力地说明了：胎儿期输入雄激素、综合雌性荷尔蒙和孕激素（天然怀孕荷尔蒙），确实能增进智力，并最终导致学业的提高。它们对男女两性都起这样的作用。不过，只有当胎儿在子宫内处于发育的关键时刻易于接受这种过量荷尔蒙的时候才有效用。”

洛克菲勒大学的Bruce S. Mc Ewen在报告中列举了更多关于荷尔蒙影响脑的性别区别的直接论据，他在脑子中找到了对荷尔蒙敏感的细胞，并研究了它们如何与控制行为的神经通道配合一致的。Mc Ewen用新生的老鼠做试验，发现假使他对它们进行阉割，把雄鼠的雄性荷尔蒙睾丸激素除去，那么它们成熟后就表现出雌性型行为。反之，假使将睾丸激素输入新生的雌鼠，那么它们成熟后的行为就像雄性的（这与人脑不同，老鼠在子宫外面生活了一周后脑子才长成有性别的区别，在此期间荷尔蒙能对老鼠的脑子起永久性的影响）。

Mc Ewen认为睾丸激素（或它的衍生物雌甾二醇）要在脑显示性区别的关键时刻到达指定的神经细胞。这样，某些基因被活化了，而另一些基因受了抑制。他指出：“作为一个结果，荷尔蒙也许会影响连结的模式，即受影响的神经细胞会同别的神经细胞组合起来，从而也许会在部分脑子中确定神经线路。”这里要注意的重要问题是，行为上的变化是由鼠脑的结构变化而产生的，不仅只是由于荷尔蒙的存在或不存在的缘故。Mc Ewen相信在神经原的发育中，在突触与其他神经原的联络的组成结构中，人们会发现有关机制。他的工作对于增进我们理解为什么不同性别会考虑不同的行事方式具有巨大的潜在意义。

从手边的论据，似乎清楚地表明了两种性别在智能上的差异，相当一部分起源于生物学——在于男人和女人的不同染色体遗传特性，在于脑的两个半爿偏侧性功能的差异和在于荷尔蒙对于脑子结构的影响。我们并非贬低社会条件所起的那部分作用，但我们也必须在思想上为男人和女人的脑子存在着天生差异这种见解留有一席之地。

那么，总的看来，又如何解释男女所取得成就水平的不同呢？最近几年，对这些令人信服的论说我们均有所闻：男人一般掌管着并且还阻止着妇女去取得那些成就卓越和威望显赫的位置。许多障碍确实存在，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也目睹此类障碍一个又一个地被拆除了。

但是，我们获得有关人脑的性的二态性知识，却有力地说明妇女在工程、建筑和大部分物理科学领域里，人数将永远不会像男人那样众多。然而，同样论说也接着冒头，认为女人在诸如文学和政治等有赖于言辞流畅的活动中该是成就卓越。的确，在这些领域里妇女的才能得到很好的体现，但却未达到可向男子支配地位提出挑战的程度。

即便种种障碍被移走之后，即便在她们自己喜欢的领域里，女人在追求她们的目的方面似乎也不如男人那般自信。Maccoby、Hutt和其他人都利用这项研究以示这种差异（研究是在1956年进行的，虽然有些过时了）。这项研究是份关于400名拉德克利夫大学毕业生进而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和进入学者生涯后他们学习经历的研究报告。从报告中发现，那些女教授出版的书和发表的学术论文确比她们的男同事少。事实上，她们中有一半在获得高级学位之后几乎没有或者根本没有发表过什么东西。

婚后的分心和对孩子的照料是否同这种低的智力劳动生产率有关呢？显然无关，因为已婚女子和未婚女子间没有可辨别的差异。如Maccoby指出的那样，未婚教授的工作表现真正猜不透，因为“根据选择的要求，这些女人在时间上同男人一样充裕（或许比男人还充裕），但她们的成果还是较少。”就算对拉德克利夫的学者进行研究之后的社会风气已起了许多变化，Maccoby相信差异依然存在一一女专业人员在从事智力劳动的生涯中自信心不及男人。不管怎样，把社会条件的作用看作是对问题的全面解释总值得怀疑，因为有种种理由令人深思：里面生物学还在起着作用呢。

谈起1976年秋于巴黎举行的一次科学会议，Eleanor Maccoby曾强烈主张：在对两种性别不同智力结构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种种机会之门该永不关闭。“就我们所知，在妇女们力所能及的种种新机会方面，没有事先安排任何性别上的心理倾向性，以压制她们天生的感情和行为。”她说：“迄今为止，妇女们已经证明她们有能力成功地承担起一系列相当了不起的不熟悉业务。”

Doreen Kimura相信生物学上既定的差异是进化过程中出现的适应性变化。Corinne Hutt谈及本人的贡献时也提到自己对这种同样主题的探求：“对此几乎不可能有什么怀疑：这些能力和行为的性别型模式都是适应性的，用进化论的词语来讲，指的是独特优势……这么说并不轻视学习或经验的作用，而是要我们记住，在结构和机制方面的经验行为已经偏向于某一特定方向的功能了……文化和社会不能产生差异，它们只能反映和调整那些已存的差异。”

既然我们已经证明了在基因遗传、脑的两个半球和荷尔蒙于脑的影响诸方面存在着性别上的差异，那么我们也必须强调指出这些都是平均差异；它们对于预测某个别妇女在某工作领域中可取得的成就是一无用处的。至于男子方面，我们已充分准备接受这一点，我们不想使那些从事这样职业的年轻小伙子丧失信心，虽然在这样的职业中诸如言语上的流畅、思想上追根究底等女性特质是很可贵的。同样，我们的新发现根本也没有提出任何会有碍于年轻妇女成为工程师或哲学家的泄气论调。

〔译自Horizon，1977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