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告成，它无疑是科学史坛的一部鸿篇巨制。

按照六十年代的编辑计划，《科学传记词典》（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有四卷就足够了。现在，经过十七年的努力，编成了十六卷外加一卷索引交付出版，算是大功告成。但至少还要出一卷补遗。

《科学传记词典》规模宏大，范围广博，见解卓绝，富有十九世纪末期的著作色彩，而不像是一部二十世纪后期的出版物。它显然在忠实地追随着以刻画维多利亚时代奠基立业的大不列颠优秀人物为己任的《国家名人词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就其对学术传统的贡献来说，《科学传记词典》无疑是科学史研究的里程碑；它不仅有助于新学科的形成，而且为广大读者所珍爱。

有关这部词典的统计数字也很惊人：其中有大约6000多篇传记，作者在1000名以上并分属90多个国家。整套词典的售价高达695美元。销路很好，发行量已超过6000部。这也说明它是有价值的。

《科学传记词典》的编辑由Charles Scribner学会发起。W63年，该学会创建人的重孙、现任主席Charles Scribner对此加以大力推进。但这项计划却因为学术出版事业经济的不景气而成了一项冒险。

《科学传记词典》的保证人和版权人是美国科学协会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1960年，该理事会借到国家科学基金26.9万美元，用来设立编辑机构并维持撰稿工作。词典的主编是普林斯顿的Charles Gillispie；编辑由科协理事会指派并在科协理事会领导下进行工作。

这部词典的发行权由Scribner通过竞争而取得。自1970年起分卷陆续出版，编辑撰稿人和科协理事会从此取得稿费和版权收益。科协理事会按照他们与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协议用版权收入来偿还借款；在偿还了二分之一借款以后，科协理事会又以编写费用增加为理由，通过协商延期偿还借款。为了扩充词典的范围，决定增编补遗一卷。并在选出新任主编后按计划开始进行了这项工作。Gillispie在他主持完成词典的原订编辑工作后，去年又重新担任词典补遗的主编，目前正在巴黎从事个人的学术活动。

词典的编写工作大部分为美国和各国的科学史家所完成。各国科学史家的密切合作使得该项工作成为广泛的国际成果。

编写俄国科学家传记也许是对这项合作最严峻的考验。但苏联的科学史家居然顺利地参加进来了。他们通过苏联科学院的安排，原则上承担了俄国部分的编写，而使词典得以直接利用俄罗斯科学史家的成果（美国和欧洲都缺少俄国科学史专家）。不过，苏联坚持在词典中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传记，特别是他们的著作和思想所包含的科学内容。编者接受了这个要求，唯一的条件是词典中所有的条目都应符合既定的编辑原则。后来，马克思、恩格斯的传记由波士顿大学的Robert S. Cohen写就。

棘手的思想体系，编辑曾被迫迁就一个偶然事件，即遗传学家李森科事件。得到斯大林宠信的李森科使苏联的生物学远远背离了各国科学家所恪守的道路。因为词典规定要收入已故科学家传记，李森科既然已经死了，也就无从拒绝把他收入。不过，词典也收进了生物学家N. I. 瓦维洛夫的传记。瓦维洛夫是李森科的论敌，也是斯大林在三十年代肃反的受害者。据报道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狱中死去的。他的传记由宾夕法尼亚大学的M. B. Adams撰稿。

《科学传记词典》所提出的基本选录标准，无疑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词典有两条编辑原则，第一是只收已故科学家，第二是重点突出物理学、生物学与数学。在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方面，只根据学术影响的广泛性收入少数突出人物，如弗洛伊德（Freud）和美国人类学之父Franz Boas。在历史学方面，却破例地收进了R. K. Merton优美的随笔和Arnold Thackray对George Sarton以及Sarton所参与创建的学科的回忆。

非西方科学需要作特定的处理。有关阿拉伯科学的条目，主要根据现存的完整记载，并由哈佛大学的A. I. Sabra负责。对那些不能确定为某某科学家所作出的科学成就，例如古埃及人、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前哥伦比亚人的科学成就，则由专门的条目加以论述。这类条目都收在第十六卷；第十六卷是作为前十五卷的补充而编定的，也包括前十五卷未及收录的正式传记条目。

有关中国科学的条目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编定的。在六十年代，因政治原因而未能与中国学者达成合作。词典编辑了解到李约瑟（Joseph Needham）及其助手在撰写史诗般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因而得从这部巨著中收入悠久的中国科学史代表人物，并加以显然是重要的补充。

词典条目的长短一般根据科学家本人的科学地位而定。各位科学巨人（如亚里士多德、莱布尼兹、牛顿、爱因斯坦、巴斯德、拉普拉斯和普朗克）的条目都是洋洋万言，看来就像一本小书。而多才多艺的罕见人物（如达 · 芬奇）则赢得了极其详尽的论述。

词典以历史性的重大事件为古代和中古代的分期标准。在人类知识还没有被严格分成各门学科以前，某些科学名人与其说是科学家还不如说是哲学家、历史学家甚至神学家。因此，词典给予法国经院哲学家阿拜拉德（Pierre Abailards）、英国神学家倍达（Venerable Bedes）和英国哲学家R. 培根（Roger Bacon）同等的地位。

编辑确定传记条目的过程直到词典全部出齐才最后完成。康德被选上了，黑格尔却被排除了。但是，对黑格尔的忽视至少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黑格尔到底是黑格尔；马克思接受了他的方法论，而马克思在这部词典上却是很有分量的人物。

词典的传记条目，无论是长是短，都以学术生活为主旨。个人生活的介绍只限于有关的家庭成员、教育和历史背景。研究科学与社会的社会学者因而难以从中获得充分的如像家谱门阀方面的材料。对科学家的主要论著一般都加以介绍，而且并不见得太简略。

词典在科学史研究方面的价值集中表现在它的索引上面。索引自成一卷，由八位索引专家花了十年工夫编成。按照序言的要求，索引的编制“要使人们能够从卓有贡献的学者推动科学发展的论著当中找到科学问题、概念与主旨的演变过程”。有了这样一部索引，《科学传记词典》显然又成了一套不容轻视的、卷目浩瀚的、可以互相参照阅读的教科书。

《科学传记词典》作为一部科学史的传播工具，也揭示了若干学术问题。正如序言上坦率的致辞所表示的那样，这部词典反映出“经典科学知识的有效性”（availability of scholarship）及其在一定意义上的“不均衡性”（disproportion）。实际上，现代科学正向科学史家提出严肃的挑战。词典序言认为，“在二十世纪，选择已经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科学领域也像其他领域一样，人们往往是根据最近的历史背景来作出判断的，而这种历史背景通常又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靠的。不过，对现代科学来说，更现实的问题是技术对学术的限制作用。”

如果《科学传记词典》的立场意味着它在责备科学史家们的厚古薄今，这种责备看来也是无可厚非的。要找到这部词典的缺陷也许真的是吹毛求疵。事实上，所有的评论都一致对它表示称赞。在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这部词典算得上一部典范。而且，它又是一项没有正式出版社参与的学术界与商业出版人长期合作的成果，他们形成了一个确实有能力从事研究的班子。在广大读者看来，这部词典不仅是各门科学的知识总汇，而且是无与伦比的认识工具。《科学传记词典》的出版确实是一项难能可贵的成就。

〔译自Science，211（4479），263 ~ 264 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