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们摘译发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 · 弗雷德 · 西蒙（Denis Fread Seamen）教授的论文，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外国学者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一种观点。读者如能采取分析态度，相信从中会得到益处的。
在吸收国外技术方面中国的长处和短处
近年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学者们认为中国要使国外的技术引进对它的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产生显著影响，首先必须对技术的基础结构进行重大改进。
中国在吸收国外技术方面的长处之一是：能够调动大量的人力、财力和技术力量来完成一项特殊任务。在国家的重点项目中总是发挥这种能力。（如最近与麦克唐纳 · 道格拉斯公司[Mc Donnell Douglas] 签订的合作生产DC-9型飞机主起落架门协议）。中国军事部门也是依靠这种管理方式取得大多数重点发展成果的。如中国在研制洲际弹道导弹方面的进展主要由于国防部门擅于调度必要的科学技术力量协调生产。通过中央控制机构集中大量财力、物力来完成某项特定的工程——它是这种行政管理方式在科学技术领域中少数有限的长处之一。如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可委派科学院所属各院协助某一部属研究院攻克技术难关。最近，军事部门已受命对民用部门增强援助，特别援助那些涉及消费品生产的领域。过去，中国的军事科学技术部门为了保密、几乎与民用部门隔绝，民用部门得不到拥有较多资源和较强实力的军事部门的帮助。
长处之二：中国有处理和解决有关工程方面实际问题的经验。由于中国经历了使用苏联技术的时期以及断续地采取自力更生的政策，它已发展了一支技术的多面手队伍，能检修生产故障，解决各种与生产过程有关的技术问题。然而，这支队伍的短处之一是趋向于成为一支“技工”队伍，因此缺乏西方技术人员所具的理解深度和技术培训。
过去三十年中，工程与技工结合的技术人员一直成为不断发展中国经济所需的机械和设备生产能力的主力军。他们的贡献在“农村和小型工业”的各类工厂中显得十分突出。但是，这些技术“工艺”专业人员有成为刘易斯 · 威尔斯所描述的“工程人”，而不是“经济人”的趋势。前者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达到最大的产值，如果进行技术革新也只是为了保持或扩大产量。典型的“工程人”趋于“注意效益”，但并不经常考虑不同生产投资中价格差因素：后者，即“经济人”趋于注意“利润最大值”。由于中国的制度通常将利润型的刺激放在次要地位，因而，这些人轻易绕过那些可获得更有效生产的技术，而热衷于那些能确保达到国家规定的生产定额的技术和生产方式。
尽管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中存在这种倾向，但他们的多适应性在中国工业部门中却是极可贵的。这种多适应性的主要源泉是：中国的生产单位（无论是大型的或小型的）都广泛存在垂直一体化的倾向，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是企业的“小而全”倾向，一个企业经常配备了制造本厂成品所需要的各类机械设备和零部件的能力，即使不具备这种能力，也能迅速予以培植。
这种“边干边学”的好处是明显的。特别对技术人员缺乏训练的国家更是如此。但是，各自生产同类设备造成的重复及同一工业部门中生产单位的缺乏专业化，都可带来极大的损失。功能职责不同而引起种种管理上的障碍经常阻塞用户对需求的相互交流。不仅有大量的重复，而且生产规范化和产品标准化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经常蒙受损失。中国内燃机生产的重复特别严重——20多个部和委员会几乎在全国各省建造了375家生产内燃机的工厂。
中国吸收国外技术的长处之三是当前的政治气候，虽然它还处于发展阶段。在这种政治气候中，科技人员对制定和补充各项新政策和新计划有越来越多的发言权。此外，鼓励技术人员敢于指出研究计划和技术引进中存在的浪费和低效率现象，这使中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能坦率而真诚地评价存在的问题及技术上的不足之处。当前的中央领导似乎承担了保护科学过程的完整性和允许各部门的科学技术团体进行广泛交流之责。与1966 ~ 1976年时期的政治环境相比，它更有利于合理选择和分配技术资源。
中国的领导终于认识到中国在国外技术外资引进中“步子跨得太快”或“政治挂帅”曾付出的巨大代价，但对科学家仍没有完全放手。负责管理经济和负责掌握有限投资经费的官员通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渠道来监督科学技术活动，因而今后每项技术的选择和每个重点项目的上马都要比在“四个现代化”初期经过更详细的研究推敲。
下面讨论目前影响中国生产系统中有效地应用国外技术的主要不足之处。
（a）技术方面的制约因素：
将研究成果转变成系列生产过程的不稳定性，是影响中国吸收国外技术能力的一个严重限制因素。中国人经常能通过“反求工程”来使用国外技术数据制造样机或复制国外技术。但是，当这些样机投入大规模生产时，其性能极不稳定，原因之一是缺乏现代化制造方法的经验。中国人对涉及西方的系列化生产过程常不能提供周密的计划和明确的要求。不利用甚至不了解质量控制的方法论，各单位使用的标准互不相同。例如在尖端电子元件制造中环境净化方面的各种严重问题影响了生产过程中的产量。
没有足够的测试和计量仪器。最近，中国通过增加与先进国家在计量学和电子学等领域的科学技术合作计划，正在努力克服某些问题。但目前在提高中国制造能力的技术上严重短缺设备方面的样机。结果，特别是在关键的金属合金制造等领域，有关温度与混合状态的要求不能经常予以满足；中国有大量的钛、钼和其他稀有金属的资源，但缺乏使这些金属达到西方高纯度要求的加工技术。
中国虽已成功地生产了高级精密仪器，但涉及该生产过程的基本设计工程和加工技术落后。中国要有效地使用进口技术，必须在这些领域进行大量的改进。
另一个问题是缺乏自动化数控机械设备。这个领域能力的发展不仅依赖技术知识的增加，而且依赖于一系列经济刺激的制度化。使用自动化数控机械设备能保证产品质量更加稳定，保证零部件的标准化和计划的有效性，经济刺激就是为了更强调考虑这三种因素。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系列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也是由中国生产单位中过分垂直一体化引起的。如前所述，过去普遍的模型是：每个工厂包办各阶段的生产而成为一个“全能”工厂，强调“全能”已经成了大小型生产单位的特征，几乎不重视技术的专业化。各生产单位优先考虑生产指标，它们感到走“小而全”的道路更加可靠。这种倾向已阻碍了中国建立一套国家产品标准。零部件缺少可换性，形不成系列化，从而对要求符合通用化标准的许多技术，即对那些通常涉及质量控制仪器和精密测试装置的技术从未感到紧迫的要求。
由于在中国工业各企业间机械设备的组成差别相当大，因而加剧了上述问题。同一行业中的各厂之间机械设备大小各不相同，有些厂继续使用陈旧的设备。据一机部分析，该部生产设备有25%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产品，40%是五十年代产品，30%是六十年代产品，只有5%是七十年代产品。国外来访者经常报道，中国七十年代的先进设备与五十年代的同时并存，且来源不一：有来自苏联或东欧的，有中国自制的，有日益增多的来自西欧和日本的，也有最近来自美国的。
中国计算机工业的不发达是另一个重要制约因素。中国正在运行的计算机约有3000台，其中约40%搞数据处理，30%搞计算，30%搞程序控制。与此对比，美国约有54，000台通用计算机和144，000台小型商业计算机为科学、商业和私人服务，还有100多万台台式计算机和微型计算机。与美国相比，中国的计算机总量远不能满足各工业部门大量计算的需要。中国没有足量的计算机来满足各种宏观与微观的经济计划、计划协调和评价、设备制造等科学技术系统中的需要，更难以提供“商业性”的服务。
中国有十个重点制造厂、几个小型厂、研究所和大学生产计算机设备，这些单位缺乏高度的组装和测试自动化。此外，在现代化过程中需要生产保质保量的计算机，但计算机的特种元件供应受到限制。中国在生产高质量、可靠的集成电路和半导体器件方面同样落后于西方，这也影响了中国研制和再生产尖端军用电子产品的能力，计算机工业中落后的计划管理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阻碍了样机设计的初级阶段向大规模生产的最终阶段的过渡。
计算机工业的高速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已着手“复制”几种西方设计的计算机和外部设备，并从国外进口计算机。但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的，它们的不合理分配和低效率使用已经成了主要问题。据上海“解放日报”报道：该市1/4计算机使用“相对正常”，1/4工作“效率较低”，50%仍闲置着或尚处于各个安装阶段。北京大多数柯效使用的计算机运行在额定容量的40%以下，其中许多运行效率只有工作容量的20%。
中国必须更充分估价终端用户的需求。这种能力只能在深入计算机设计和制造过程中才能培养起来。过去通常把研究重点放在某一种计算机的研制上，而轻视产品系列化和互换性的重要意义，结果，计算机用户难以相互联系，并形成西方普遍存在的各种计算机网络。计算机软件的设计和应用由用户承担，这就更违背了系统的互换性，阻碍了中国经济管理中需要的多单元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建立。
（b）管理和组织上的障碍：
管理和工程计划中存在的各种缺陷较之上述是更严重的问题。落后的管理和不周密的计划导致大量浪费和低效率，武汉钢铁厂就是一例。
武汉钢厂的第一期工程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在苏联援助下建造的，七十年代中期，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经济对优质钢产品的需要，中国决定扩建该厂使之实现现代化。1974 ~ 1975年期间，中国与西德签订了购买冷轧钢厂和连续浇铸设备的合同，同日本签订了引进热轧钢厂和硅钢薄板生产设施合同，其中包括两家外国公司各派技术人员在中国工作一定时期以帮助技术吸收的条款。
工程一上马，就遇到了各种困难。几乎花了比预期长一倍的时间工厂才完工投入运行。而且从1979年开始运行以来，一直工作在额定的生产能力之下。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但其中大多数是由于中国一方不周密的计划引起的。
例如，1979年工厂运行的前六个月中，电力严重短缺阻碍了工厂的连续运行。据钢厂所在地湖北省可用能源的调查，全省缺乏足够的电力供应这座新厂。为了使武汉钢厂正常运行，只能从邻近的河南省获得电力。
第二个问题是不能充分将该厂的新旧部分有机地结合起来。结果，生产计划常常完不成，反映出两个部分之间缺乏协调。第三个问题是空气污染。在设计和施工各阶段，没有充分联想到世界各地对大规模钢铁生产通常产生的严重污染而采取处理措施。
—旦钢厂开始正规生产，第四个问题接踵而来——该厂的技术和设备实际上对中国的需要来说是太先进了。这种设备生产出来的某些钢材如宽幅薄型钢板不能派用场，因为中国的制罐设备只停留在三十年代水平。另一方面，钢厂正在生产的是消费量很低的各种型号的钢。甚至该厂一面被迫把这种钢材堆存起来，一面还在大量进行同样的生产，而许多用户对钢的需要仍未得到满足。
引起武钢种种问题的关键原因，正如建厂时在该厂工作的一位中国翻译指出的那样：
“想靠购买更多的工厂和设备就可实现现代化的想法是幼稚的。买来的东西只是生产的工具，只有在与掌握它们、控制它们和改革它们的人结合起来后，才能转化为生产力。现代化设备只有被现代化的人所掌握，才能认为是现代的生产力。”
武汉钢厂暴露的许多特殊问题，也是中国许多其他进口国外技术和设备的大型工程中同样存在的问题。
（1）不周密的计划：几乎不考虑工厂运行所需的适当投资，也不考虑使工厂的产量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2）缺乏备件和辅助设备；
（3）管理落后：工厂管理人员对存在的问题不愿承担全部责任；
（4）不经济的权力设置：各种机械设备安装时，技术人员没有充分的发言权。结果，技术上的决策往往根据非技术的标准。
（5）原材料缺乏和能源不足。
造成上述种种问题的原因之一是长期存在的“官僚主义”。“有权的不负责，负责的没有权”。1980年6月《北京周报》社论列举了该问题的四种原因及其表现：继续采取有利于保持特权的态度；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缺乏交流；缺乏对现代化大规模工业（与传统的小规模生产相反）的了解；依赖主观而不是一般规范来管理复杂的机构，如根据资历丽不是能力来提拔人才。落后的经济和文化将继续阻碍经济体制中更有效的管理技术的发展。
中高级管理人员思想上的“官僚主义”妨碍了中国规划过程中的种种改进。它与地区间的对立、部委间对稀有资源的竞争、同一项目上具有互利的各单位行政上的隔阂等问题结合在一起，减弱了中国为进行复杂项目作充分准备的能力，正如武钢工程证明的那样。
还有的问题是由中国低效率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技术引起的。中国研究机构和生产单位的好多管理人员往往忽视技术规范和技术细则，凭个人经验从事。结果有些定购了主要机械设备而遗漏了必要的辅助设备，或者定购了辅助设备忘了主要设备。如上海机电一局2000名所谓“管理人员”中只有16名（0.8%）是大学或大专毕业生，厂一级领导受过高中或大学教育的仅占21.4%。上海是中国最雄厚的工业基地之一，其他地区情况很可能更糟。
生产线上管理人员由于缺乏训练，大都对销售、维修、投资或成本因素中存在的问题不熟悉，缺乏积极性去发展他们的技术专长。由于竞争可能暴露管理上的缺点，所以他们倾向于反对竞争，并且常不愿去闯那些要承担极大风险的领域，如研究和开发以及新技术的引进等。他们担心的是由于“失败”而导致的政治上的代价，而其中许多所谓的“失败”在西方的研究开发中是正常现象。在当前实现“四化”所引起的干部变革中强调要挑选技术上胜任的人担任领导职务，而他们却希望能够保持其现有的地位。
过去几个月中，中国强调实行“责任制”。因为以往中国研究人员和工厂管理人员缺乏主动性，不乐于承担责任，几乎没有、即使有也只是极少数的人对各个时期工厂的产量或研究所的活动感兴趣。权力下放到中下级管理人员中并鼓励他们敢于承担责任是希望中国的管理人员对一些特殊的要求采取更加灵活、有求必应的态度。
但是，权力下放、强调基层自主权带来的消极结果是“技术封锁”的出现。因为某些企业现在可从掌握的专门技术、特别是那些进口技术中获利，他们不愿意与其他单位分享最新的专门技术。
十分明显，各种形式的封锁将进而限止国外技术在中国的推广，并将更难拆除存在于以研究为主的和以生产为主的机构间的障壁。然而在经济系统中又鼓励控制稀有资源，因而在近期是难于拆除这些新的障壁的。
管理上的问题也导致进口技术的选择常常不反映实际需要，即使作了“适当”的技术选择，仍有很大可能不能顺利应用新技术。
（c）人员的制约因素：
在许多影响吸收国外技术的因素中，最严重的是人员素质的限制，没有足够的训练有素的科学技术人员。
按国家现代化计划的最初目标，中国希望训练有素的科技人员从310，000人增至1985年的800，000人。在大量选送学生和研究人员出国进修的同时，中国作出巨大努力加速改进高等教育的功能和提高科学技术培训的质量。此外，鉴于高中生能进大专院校学习只是少数（1980年约3%左右），国家实行大力发展职业学校和进行业余技术培训计划，开始对科技系统中许多在职干部进行再培训。由于“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影响，这些干部中有许多人是按政治表现而不是按技术资格走上领导岗位的。
中国大多数高级资历人员年岁较大也是问题之一。如中国受过西方教育的科学家中大多数人的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在研究与开发系统中目前所谓“年轻”一些的科技骨干力量，大多数是五十年代在苏联受的教育。虽然他们掌握一定的专门技术，但过于专门化。他们缺乏处理某些复杂任务所需的训练深度和广度，这些复杂任务涉及先进的研究和开发活动。
中国人才问题导致的主要后果是“中层管理”缺乏能人。由于“文化大革命”使几乎整个一代年轻人没有受到正规的中等和高等教育。此外裁撤了大多数科学技术机构。中国的领导全神贯注于政治问题，忽视技术问题，对西方国家这十年中科学和技术的进展几乎完全无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当中国试图医治“文化大革命”的创伤时，问题很快地暴露出来了。七十年代中期中国试图大量引进西方设计的工厂和成套设备，但缺乏执行这一计划和掌握先进工程、计划管理技术的中等管理人才。其后又无视现有人才的制约条件，决定雄心勃勃地实行“四个现代化”的技术引进计划。上面两个因素对中国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潜力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尽管目前中国强调挑选合格的技术人员到领导岗位上去，但种种政治因素使得要大刀阔斧地调换那些在经济系统和科技系统领导岗位上年事已高、不能胜任、“政治上合格”的干部是很困难的。国家一级已有明显的变化，但地方上的改组要困难得多。有些人不愿放弃他们的职位，继续在拖延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前进。他们不愿把年轻有为的人才安排到关键性岗位上去。而另一些有过坎坷经历的人对于把科学技术作为重点的现行政策的长期性持怀疑态度，还没有完全为新政策而献身。
除非把这些在关键性的领导岗位上的干部换下来或者让他们懂得重视科学技术的决定性意义，否则，吸收国外技术将始终是一项棘手的问题。
本文前面部分曾将中国能调配科技人员力量列为中国科技系统使用进口技术的长处之一。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员的分配和安置仍成问题，不能经济的、合理地使用合格的人才，不给予同他们的知识与能力相适应的权力；许多管理人员“政治挂帅”，缺乏较合理地使用人的知识，技术人员没有调动自由，即无市场性的推动力刺激更有效的人员安排。能否有效地使用中国有限的人才资源将决定中国经济和科学技术系统吸收国外技术的能力，也将决定当一项技术引进后能否向其他领域推广的能力。
（d）其它制约因素：
能量供应不足、财政上的限制及运输困难等乃是其他的限制因素。现有企业能量供应的不稳定和增产中存在的技术障碍暴露了中国能源问题的严重性。外国石油公司参加中国近海开发的技术援助将大大地加快中国油区的开发速度。然而为了充分获益，中国人必须提高近海石油计划的管理。为了满足国内经济对能量日益增长的需求，必须发展更高效率的能量生产标准。如果要增加石油出口，还要转向其他形式能源的开发使用。
中国在增加生产和扩大利用如煤等其他能源中，遇到开采技术和运输等严重技术障碍。中国煤矿机械化程度远低于西欧或美国，即使煤产量迅速提高，运输又很成问题，港口设施及公路系统也显得落后，中国正在为改变这种状况做出各种努力。在能源问题得到调整之前，中国必须在运输领域和相应的基础结构方面作出基本改进。
财政拮据限制了大型技术项目的引进，而中国又不愿以优厚的商业利率负高额外债。虽中国人已接受世界银行特许利率的财政援助及贷款，但自现代化规划以来他们没有能力购买那些研究过或感兴趣的全部技术、设备和机械。而且，中国政府支付有外商参加的大型项目的地方费用能力也是有限的。只有中国国内财政问题得到整顿以后，它才能用大量资金购买重点建设项目。
结 论
上叙述了阻碍中国在实现现代化中成功地吸收国外技术的主要制约因素。主要是：首先，中国必须把注意力更加集中在纠正科学技术系统中某些基本的技术上和管理上所存在的缺点。第二，落后的技术和低效的管理是中国想成功地使用国外技术所面临的严重障碍，中国特别缺乏工程综合和系统管理等领域的专门技术。第三，严重缺乏合格的技术人员，并不能合理地分配使用。第四，将科研成果转变成可用的生产制造技术的不稳定性将限制引进技术对经济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影响。此外，要极大地提高设计和工艺工程的能力以克服目前的缺点。
中国已提出了自身许多不足之处，并已作了很出色的工作。中国能够以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为基础，这确实具有重大意义，特别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相比较就更是如此。面临众多的人口和粮食问题，经济管理中形形色色的巨大困难，中国政府作出的成绩是非凡的，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也是显著的。中国不断发展工业和增长经济的基本要素已经形成。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经济及科学技术体制也许已较顺利地过渡到当代的现代化规模。
实际上，上述提到的许多制约因素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至少要花几年才能消除掉。虽然按第三世界的观点看，过去30年中国的经验是令人满意的，但与西方国家种种能力和它们在经济与科学技术上的成就来比仍然很成问题，中国正试图迎头赶上。中国的领导能够正视自己的问题表明他们迈出了可贵的一步，但从认识问题到解决问题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最后，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循序渐进，坚持适合于克服科学技术和经济体制中某些基本缺点的发展策略。如同技术引进一样，国外技术援助也必须是近期实用型的，而且必须是管理上的援助，这在努力实现民用和军用现代化中是正确的。因为中国希望在未来的有关技术购置中，主要购买技术关键，而不是引进整个工厂和成套设备，因而今后很少有大的销售项目。更确切地说，就是中国必须放弃某些较有“声望”的技术和项目，引进各种技术关键，它们有助于中国建立一个长期的、在技术上能自力更生的科学技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