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哪些社会指标能够充分反映人类生活状况的变化，这是社会科学进步的重要先决条件。早先的经济学注重对外贸易，是因为有关税记录数据。近来，生活费用和失业指数在政策分析中已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文化和政治趋势指数也用得越来越多了。其中颇受关注的有“学术倾向试验（Scholastic Aptitude Test）”的分数和总统民意测验记录。在这些情况下，时间序列测定法的运用促进了对观察结果的研究和分析。
本文将给出从测定信息社会发展趋势的新指标而得到的一些发现，还要作出对这些发现的说明。现代工业社会逐步变为信息社会的趋势，常常是通过“白领”和“蓝领”职工数的比重来度量的。商业部的一项研究表明，信息部门的比重正在上升，1870年占劳动力的二十分之一，1950年占三分之一，到今天已占所有职工总数的一半。由九个工业化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一项调查也表明，它们都有相同的发展趋势。1960年日本信息部门占劳动力总数的18%，到1975年已占到30%。联合王国从1957年的27%增长到1971年的36%。
虽然“白领”就业人数是信息活动的一个有用指标，但是更直接地描述信息流本身的指标，比一个虽重要但和信息流量松散相关的指标更明了，流经诸如广播、出版物，信件和电信等媒介的文字量就是这样一种指标，它可以揭示通常所谓信息爆炸的精细结构。下面我们要讨论从“通讯流量数据调查”发展而来的一种测定法。
从这一数据调查所得的主要发现是，公众能获得的信息确实增加得很快，资料的提供又比吸收增长得快得多。现代社会最大的文字流是通过大众媒介传递的，但目前传递个人信息的媒介（即点对点媒介），正迅速增长。无论是大众媒介还是点对点媒介，电子通讯媒介又是其间增长最快的。印刷品媒介的每字费用日趋昂贵，相反，电子媒介却越来越便宜，两种成本预示着各自的使用前景，这一发现对于各种媒介的前途是颇为重要的。
通过整理发行量趋势数据，和17种公共通讯媒介的使用趋势数据，我们发现，1960 ~ 1970年，美国人（10岁以上的）经这些媒介可获得的文字量以每年8.9%的速率增长，或者说它是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3.7%的两倍。不过通过这些媒介实际上获得的文字量，每年的增长率只有2.9%。考虑到人口增长，人均文字消费量每年增长1.2%。尽管可取的信息大幅度增长、但信息消费的增长缓慢，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信息过载。情报资料猛增，但人的时间、精力有限。无论哪一种职业，哪一种生活方式，要扩大对信息的负担，潜力是有限的。人们从“蓝领”向“白领”职业与生活方式过渡，以及相应的教育水平提高可以少量地提高负担信息的能力。
对那些生产信息的部门来说，信息的供应和消费发展趋势之间的差别，意味着产生出来的每一条信息都面临着一个更富有竞争性的市场和更加少的顾客。人们耳闻目睹的信息在可得信息中的比例将越来越少。
在1960 ~ 1977年的观察期间，大多数信息流的增长是由于广播事业的发展造成的。1960年，美国人通过所测定的媒介实际听到和读到的信息，据估计有58%是从电视和收音机获得的，1977年这个数字增长到69%。但到了观察的后期，情形改变了。
点对点媒介的增长比广播业快得多。一些可获得数据表明，到1980年为止，虽然闭路系统正给电视带来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上述趋势从许多方面来看都仍在继续。
测定方法
我们所用的一整套估计方法，是日本邮电通讯省的富多和他的同事们首先提出来的。我们对美国的研究是在此基础上经修改，并与东京大学和日本电信和经济研究所共同进行的。
把所有信息流转换成字单元是个关键。这需要确定像打电话、写信、读书与杂志等活动的典型字频率。但是字供应与字消费必须予以区别。所谓供应字的定义即指在某种前提下它必须是可获得的。这个前提是：只要他或她想听或想读，那么最多只需打开开关或翻到某一页就可根据自己的选择去听去读。广播员说得多要引起电视供应字数的增加，可接收电台数量增加（例如，通过闭路电视输入其它信号）使观众手头有较多的选择可能，或者家庭拥有两台电视机，使其成员可同时分别选择不同的电台等等，同样会使电视供应字数增加。这些可用来计算供应的时间序列的数据，是信息工业活动中最基本的数据，它不考虑受信者的好恶。
所谓消费字是指实际上社会成员耳闻目睹的字。用于作出估计的基本数据来自关于人们行为的调查，例如时间计划的研究。这类数据通常是广播电台对听众进行调查时搜集来的、其它通讯活动的数据一般都很难得到。“电视受欢迎程度”表明在某一待定时间，有多少人在收看电视。关于时间计划的社会学研究告诉我们，每人每天花在阅读和其它活动上的时间是多少，不过这类数据来之不易。人对人的媒介，像电话、一等信件或电报，供应字数和消费字数之间相差无几。若使用这种媒介，说了多少话写了多少字与受信者听到看到的字数多少，这两者之间不再加以区别。但若使用大众媒介、这个差别非但很大而且很重要。买回来一本书，那上面的字数并不一定是读了的字数。这两种不同的时间序列必须被区分开来。
通常，在使用这些数据时，就像使用任一种指数时一样，趋势的变化比在不同情况下的比较更为可靠。指数本身的构成要牵涉许多因素，而且在不同的情形下适应性也不尽相同。把不同国家之间的失业指数进行比较，或者拿同一国家不同人口构成（如学生、老人、中年人）得出的失业指数进行比较，它的可靠性多半不及观察在同一种情形下经过一段时间失业指数的变化。况且，“失业”在不同的体制中指不同的东四。同样，说话时用的字待写下来时又是另一回事。一份是在一天末了就被扔掉的报纸，一本是被互相传阅的书，它们的文字记录不可相提并论简单地加以比较。只有某种标准定义可在一定的时间内为稳定的比较提供一个基准。
我们整理了美国17种不同的大众媒介和点对点媒介的数据（大众媒介：收音机、电视、闭路电视、唱片和磁带、电影、课堂教育、报纸、杂志、书籍、直通信件。点对点媒介：一等信件、电话、电视电报、电报、邮传电报、传真、数据通讯）。最重要的遗漏是交谈和内部备忘录，因为可用的时间序列数据无法获得只能略去。通常，公司有90%以上发行的文件是在组织机构内分发而对外保密的。迄今为止，所忽略的非正式通讯仍是一股重要的流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大众媒介与点对点媒介的增长趋势
就像日用品一样，媒介的利用情况是它的费用的函数。在图1中每一箭头代表一种我们所考察的媒介，它的轨迹显示了从1960 ~ 1977年的趋势。横轴表示以不变价格计算，向每个可能的受信者传递1000字的费用。纵轴表示供应的字数。按这种方法计，花费最少的是广播。只需花一分钱，一千多个家用收音机就可分别接收一千个字。显然，一个无线电发射台，使数以千百万计人口的居民区能收到广播是完全可能的。每广播一字的花费几乎近于免费，实际上它们也确实是免费的。在另一极端，电报费用高达十分钱一个字，这也是它使用率低的原因。
图1的左上方，每发送一千字花费低于一便士的是大众媒介，在图的右下方是点对点媒介。人们为了能与他希望联系的人单独通讯，而不是收发那种“请有关的人注意”的消息，宁可多花十倍乃至一百倍的钱。
数字通讯的发展趋势十分有趣，特别是它的曲线形状。到目前为止这种趋势还在继续。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并作为通讯工具，抢走了电报及其更有效的形式——用户电报的生意。国内用户电报的使用量认1960 ~ 1977年间曾以每年18%的速率增加，但在1977年却下降到14%。国际用户电报由于它涉及到许多国外用户，所以增长势头不减，不过在美国，计算机网络正在逐步取代它。计算机网络的使用，第一次使一种点对点媒介，即数字通讯的费用下降到可与大众媒介相比的水平。
这个事实有助于我们了解眼下通讯事业中十分热门的某些技术发展。把数字重新转换成普通信息（如视频电报），这被认为是对原始印刷技术的一种革命性的挑战，事实可能确实如此。计算机数据处理和数字传输看来可以按照个人的要求提供信息，而价格又能够与大量生产的信息产品相竞争。假如图1对角线狭长区域内的曲线图像所表示的函数关系继续存在下去，差不多就已表明了，在这样的价格下数字通讯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数据通讯以每年27%的速度增长，电话的增长也达6%，这形成了点对点媒介持续增长的趋势。总的来看、这些媒介的增长率正在上升，从1960年起的整个时期内的一般水平是5.5%，在时间序列的最后三年已达7%。
六十年代有一种占绝对优势的发展趋势，似乎社会将由少数几个大众媒介源，特别是广播，来控制国民注意力的大部分地盘。形成这种趋势的关键是电视的发展。可是在七十年代这种对通讯流量的大规模统治被削弱了。这有两个原因。第一，通道数量增多（如闭路电视和其它广播台）使大量的受信者发生分裂。第二，点对点媒介发展显著。在我们所研究的1960-1970年间，电视的增长速度以供应字和消费字计分别是11%和4%，1972 ~ 1977年间分别是7.5沴和3%。从1972 ~ 1977若干年里，大众媒介总的增长率，消费字是每年2%，供应字也只有5%，与此同时，点对点媒介增长率是每年6%。
总计数易受少数几种媒介的支配，因为不同媒介之间信息流量的规模有很大的等级差异。七十年代中期大众媒介供应字增长率普遍下降，包括收音机、电视、唱片与录音磁带、教育、报纸和杂志等，但不包括刚从因电视网络引起的暴跌中复苏过来的电影，以及书籍、直通邮件和闭路电视。点对点媒介普遍地持续上升，包括数据通讯、电话、传真和邮传电报但不包括一等信件、电报或用户电报。
印刷与电子媒介
大众媒介和点对点通讯发生的这些变化，是和从印刷手段发展到电子通讯手段的显著趋势紧密相关的（图2）。1960年以后的十年里印刷物供应字增长缓慢，以后又进入平稳时期，甚至还稍有下降。同时，电子通讯却正在迅速发展。
普遍认为在美国人生活中阅读的比重下降。电视通常是倍遭攻击的目标。事实上，几个国家的一些研究表明个国家的一些研究表明，电视刚引进时，阅读比重是有下降，但后来虽没恢复原有水平却逐渐有所回升。在我们考察的时期，印刷供应字的总数增长平稳，一直持续到1968年，每年增长0.5%。打这以后趋势就不一致了，1968年后的几年中它的增长是零。发生这一变化的包括杂志、一等信件以及报纸，这些都是占控制地位的媒介；但是不包括直通信件和书籍。
要对人们的阅读情况作出估计，供应字数据虽较可靠但不如消费字数据更说明问题。为了了解消费字数，我们依靠少数几项关于时间计划的社会学研究结果。得出的数据也表明阅读印刷物的比例下降。不过若把从荧光屏或工作中读到的也计算在内的话，那么下降的程度也许稍好一些。信息资料的供应远不如消费习惯稳定。目前许多瞬变的资料（像天气预报）已从刊登在报纸、杂志上正转向用电台和电视来播出，同时仍通过印刷发一些寿命不那么矩的消息。我们手头有关这方面的数据还不足以得出有把握的结论，如果我们的数据是可靠的话，它表明通过阅读出版物得到的人均信息量正在下降。据我们估计，1960年和1977年两年，在美国每天从印刷品读到的字数都是1.5万亿。考虑两年间人口增长，每人每天从纸面媒介读得的字数从平均11，000字下降到8，500字。
无论是从大众媒介还是点对点媒介，都可以看到由印刷向电子通讯转移的趋势，如果把收音机、电视与报纸、杂志、书籍作一比较，我们发现1960年从这五种媒介得到的消费字的67%来自其中两种电子媒介，1977年的比例是79%。如果将属于点对点媒介的电话与一等信件作一比较，我们发现1960年从这两种媒介得到22%的字数来源于邮政服务，到1977年这个比例只有14%了。
如何选择媒介要涉及很多因素，一是爱好，有人喜欢多花时间看电视而不愿意阅读。另一个因素是媒介是否有某些特殊功用，像信可用来送账单，电话可即刻提醒一件要事等等。另外，不同的媒介对改变一项选举，做一件买卖，或者采纳一项健康试验诸如此类的问题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对此，通讯工作者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还有一个始终未受重视的因素是费用，当然这也情有可原。没有统一的标准，如何将一份杂志和一部电影的费用进行比较，或者将一份传真和一堂课堂教育的花费进行比较呢？
—种可比标准
为表出费用这一项，我们采用一种可比标准，“字”，虽然它并不最能说明问题，但可大致表明各种媒介之间费用的差异。1960 ~ 1977年间，供应字费用总的来说显著下降，但每一实际消费字的费用有所增加。由于使用电子设备，改善了信息发送技术，因此信息发送量越来越大。然而受信者让意力变化甚微，使产生字的纯输入几乎没什么收益。
图1表出了几种媒介每一供应字费用变化的情况，结论是，这些媒介只有有限的增长甚至下降。教育费用有明显提高。在此教育被定义为课堂中交流的字数，这可根据讲课的时间，学生出勤情况和课堂上词汇交流的速率来估计。以1960年每美元的消费字数为基准，且假定为100字；到1977年这个指标下降到46字。另外，所有的印刷媒介，以完成的消费信息计，所花美元的生产率也已下降，最显著的是报纸和邮政业。正是电子媒介在费用，上的大幅度下降才补偿了印刷和教育费用的增长。总的来看，点对点媒介产生信息支出的生产率指标，与1960年的100相比1977年已达105。其中包括指标数正在下降的一等信件。
结论
十八和十九世纪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目前正在发生一个新的转变，即从工业社会转向另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信息活动将扩大势力创造更多的价值。因此这个转变同样意义深远。社会科学的经验表明，有效地分析宏观社会现象的前提、是建立测定方法和收集正在发生的一切过程的数据。日本和美国正在进行通讯流的数据调查，试图建立一种信息流指示器。事实上，收集有效的社会指标通常需要社会组织的持久努力。而任何一个持续有效的社会指标都要经过大量的细致周密的设计提炼和代价昂贵的数据收集过程。
原始通讯流数据调查可采用普遍可行的时间序列法。计算某种媒介的供应字数应先从标准发行数或节目播出数着手，再把二次分配和家庭接收的可能性等因素考虑让去。有这样的数字，就可以估计每一次发行或每分钟播出的字数。计算消费字时，要先从人们的阅读、听或看等时间习惯数据着手，再考虑谈话和阅读速度等因素。这些数据并不十分可靠，然而固定误差对时间序列结果比对绝对结果的影响要小。因为使用的大部分序列是年复一年用同样方法收集起来的。
这些时序数据证实，信息过载趋势的确存在，受信者分化也属事实。二十世纪中叶，社会学研究中关于大众媒介主导社会的结论与上述数据相矛盾，目前的趋势更倾向于使用多样化的媒介和点对点媒介。另外，上述数据还证实了信息媒介中印刷技术向电子通讯的转移。交互检索、远距离通讯和程序控制通讯等信息媒介新方式的使用就反映了这一趋势。
[Science，198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