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学森先生荣获国家颁发的崇高奖励之后，人们对控制论、系统论的进展十分关注。为了让读者更多地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受《世界科学》杂志之托，拜访了刚刚踏入中年之列、成绩卓著的控制论专家郑应平研究员。

北京初春的一天，郑先生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我们。郑先生首先看了我们的采访提纲，用征询的口气对我们说：“我想尽量按提纲又不完全按提纲回答你们的问题，这样更随便一点，是否可以？”我们同意并希望郑先生能谈一谈自己的业务成长过程，这样对刚毕业的火学生、研究生更有启示作用，采访就从这个问题开始。

郑应平研究员即从他60年代初大学毕业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念研究生和工作的情形开始讲起：“当时，我在北京大学数力系学习，正值现代控制理论发展的高潮，极大值原理、动态规划、多变量控制等新理论刚刚提出。由于我的数学基础较好，而且特别注意从物理内容上掌握这些新概念，1963年我在线性系统控制的极点配置方面很快便做出了成绩，在学报上发表了论文，指出一个系统若是能控的，就可以通过状态反馈来任意配置闭环系统的极点。这个结果直到现在还是每本控制理论教科书必讲的基本内容，但真正认识实际的控制系统还是到自动化所念研究生以后。当时我们到兰州炼油厂实习，跟工人师傅一起爬炼油塔，调节各种阀门，整定各种参数，这时才亲身感受到实际的工业控制系统根本不像自己原来想象的那么简单。比如一个锅炉，它的燃烧、传热等过程都是由偏微分方程描述的。其中还有随机干扰，同时涉及人的因素。当时我们在电厂搞效率试验，今天说燃烧效率提高了1%，明天一测成了0.5%，说不清楚。我开始对工业中普遍存在的这些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打算好好干一番。不幸，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科研一中断就是十年。1976年，恢复科研之后，我去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和哈佛大学进修，开始了一个新的课题即“多人决策问题”的研究。之所以对这个课题感兴趣，是因为我觉得要解决复杂的控制问题，人的因素很重要，管理问题势必要提到日程上来所谓“多人决策”，通俗地讲，就是个人利益不一样，有人权威高，处于支配地位；有人则处于服从地位，形成多层次的决策。这是各种社会、经济管理系统的典型结构。当时刚粉碎四人帮，干劲很足，拼命钻研，很快就做出了结果。论文在一些权威的控制论杂志和国际会议上发表，引起各国同行的重视，不少知名学者提出问题讨论，希望合作或来信索取资料。我回国后继续和哈佛大学搞合作研究，并把这一成果用于燕山石化总厂的节水节能研究上。为了提高劳动效率，使每个工人所得奖励、工时定额与潜能更加一致，我们形成了一种通过激励方式而不是强迫方式来控制整个机构的思路，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进一步我们想推广到有大量决策者的社会问题上去。为了验证一些想法，我们在北京大学进行了所谓悖论决策试验，或者说有限资源下的风险决策，所得结果在计划生育、人口控制、企业管理等许多软科学中获得应用。我的一位博士生到美国进行短期合作研究，介绍了这些成果，美国这方面的权威、一位科学院院士对此很感兴趣，评价很高，表示要请他去进行合作研究。但国内近几年科研经费短缺，要搞许多横向任务来维持正常运行，这些很有价值的课题也就中断了。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由王大珩、陈芳允、杨家墀等科学家共同向国家建议的高科技跟踪计划863任务就成了我们瞄准竞争的对象。凭着过去工作的成绩和已有的研究实力，我们争取到863任务，但这是一种经费少、难度大的基础理论课题，即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理论方法研究。这类系统有什么特点呢？简单来说，属于离散事件控制问题。自然界中大部分物理参量，如温度、压力、密度、力、质量等等的变化是连续的，用微分方程可以描述；但离散事件系统的状态的变化、转移是由事件触发引起的，微分差分方程在这里用不上了，必须寻求新的模型和数学工具。我们首先指出：对这类复杂系统不应追求单一的、万能的模型，而应针对不同问题采用不同模型，建立一种多模型集成的理论方法。我觉得这是从系统学讨论班得到的启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取得了较好的结果，被认为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七 · 五”总结评比中获得了 · 一等奖和国家科委表彰。”

以下，郑先生又应我们之邀，介绍了系统论、大系统、复杂系统、巨系统等问题：“搞控制论的人都知道40年代初，美国数学家N. 维纳组织了一个交叉学科讨论会，也就是现在流行的说法是科学沙龙。当时吸引了一批著名的学者每月一次聚集在一起讨论科学概念和方法论问题。气氛是活泼无拘束的，然而批评是尖锐严厉的，其结果使参加者均获益匪浅。因此，去作报告的人一定要有被批得体无完肤的准备，可正是这一点像磁石一样强烈地吸引着大家。后来参加这些讨论会的人成了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的创立者。钱学森先生1985年约我到他办公室去谈话，我已很久没有见到他了。这次见面钱先生提出想搞系统论方面的一个讨论班，他想让我具体组织。经商量我们又找了北大、北师大、701研究所的几位同志，共同参与具体的组织工作。开头半年每星期讲一个题目，后来改为两周一次、四周一次，这样坚持了4年，搞了80多次，钱先生差不多每次都来听，并且提出许多看法和问题。一次讲不清，下次再讲，直到讲清楚了为止，真是来不得半点含糊。就说我讲大系统理论吧，第一次钱先生听完提了不少问题，说没讲清，我赶忙准备材料下次再讲，这次钱先生说听明白了，讲清楚了，于是转入到一个新的题目。许多前沿交叉的学科都来报告过，其中有许多名家权威，像廖山涛、叶笃正、许国志、马宾等都来报告过，这段时间忙得不亦乐乎，紧张，压力大，经常忙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回忆那一段难忘的日子，虽然很辛苦，但学到了许多东西，心里很充实。钱先生科学思想非常敏锐，知识面非常广泛，对待科学问题又是一丝不苟，我们都很钦佩他。国内许多科学家也热情地支持了这个讨论班 · 现在对于复杂性的认识，复杂巨系统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反映复杂系统层次结构的渺观、微观、中观、宏观、宇观、胀观等概念就是从讨论中逐渐明确起来的。事实上，钱老的思想在这过程中也有较大的发展、变化，许多重要的概念就是在讨论班中形成的。在这些思想指导下，我们结合具体的社会、经济、人口，以及高技术中工业加工系统、并行计算、复杂控制系统等实际问题做了大量工作。我们感到头脑清醒多了，有一种“站在巨人肩上”的感觉。这几年系统学讨论对我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终生难忘的。”

“大系统这一名称是70年代出现的，当时的计算机运算功能还不很强，一个电力系统，几十个变电站，几百系输电线，上千个用户，可以称得上是大系统了。为了减轻其中信息传输和处理的负担，可以把它分成若干子单元或用低阶模型来减化，不会发生质的突变。巨系统就包含更多的子系统，但是种类并不很多。复杂系统是有层次结构的，过度简化一般不能全面反映其真实行为，但我认为仍然可以根据研究的侧重点建立不同的简化模型，然后把这些模型综合起来，形成较全面的认识，解决实际问题。一个航天器在轨道上仍可以当作质点看待，人的运动行为仍然服从力学规律，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的一些宏观、总量间的关系可能并不复杂。当然这些对象都很复杂，光靠单一或少数几个模型说明不了多少问题。究竟如何掌握要依我们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来决定。协同学比较重视微观与宏观这两个层次之间的联系，像宏观的温度与微观的分子的动量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不能简单的类比。在发现混沌现象、奇怪吸引子、分数维等复杂现象以后，我们认识到原来的大系统理论反映不了这种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突变，这是复杂系统的特征。

控制问题的特点就是要在不确定条件下达到明确的有限目标。一般讲设计控制系统所遇到的不利因素主要有：环境不确定，知识不全：技术手段受限制，而且这几种复杂性互相影响、交织在一起。而有利因素包括：对人工设计的系统可规定法则，绕过不明之点；设定有限目标以求具体实现，同时还可利用CAD等手段。从本质上讲，控制系统的进步表现为人 - 机界面不断地提高，现在可以说已经到了复杂系统、智能控制的阶段”。

60年代航天事业、阿波罗登月计划是控制理论的黄金时期；70年代计算机、人工智能、专家系统、模式识别使控制理论发生质的飞跃；80年代进入复杂系统的研究，郑应平与他们的课题组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并且获得了国内外同行专家学者的赞誉。90年代，郑应平他们的开放实验室被认为体现了当前系统与控制科学的发展方向，该实验室已经邀集了国内一批优秀的专家共同工作。他们准备把计算机、人工智能与复杂系统的控制更好地结合起来，发展复杂系统的建模方法，在解决复杂系统的理论问题与工程实践上跻身于国际水平。

三个多小时的采访结束了，郑先生还得赶去参加事先约定的另一个重要会议。在整理材料时我们不得不删去许多很有意义的内容，但欣慰的是借此机会能把一位有才能的中年控制论专家介绍给广大读者。

［本刊特约记者熊小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