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在多维度呈现出不平等，甚至生活自身也无法做到公平分配。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富裕国家，每1 000个孩子中，只有2-6个夭折于一岁以下，而在其他25个国家中，这一数字多达60个。在非洲，有10个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美国的10%。这些差距分化，自250年前由来已久，当时欧洲在健康和财富方面的可持续进步逐渐向世界其他地区蔓延。这样的差距会持续成为前进路上势不可挡的结果吗？

 

　　国与国之间，人均国民收入上的差距几乎没有显示出减弱的迹象（尽管中国和印度快速增长的势头已经将超过20亿人从贫困线上解脱出来，使之多少接近世界收入分配的中等水平以下）。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在最不健康的国家也正迅速地提高，因为儿童死亡率下降后提高的平均预期寿命比成人死亡率下降后的要高（这一点在富裕国家非常突出）。健康状况最糟糕的国家趋向于有着最低的生活标准，这加剧了他们所处的劣势。

 

　　大多数国家中，收入差距在不断增大。在美国，平均收入的离差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但7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提升，这一趋势在其他地方也有出现。在美国，收入分配的扩大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关注，主要基于家庭调查的数据，但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和伊曼纽尔·萨兹（Emmanuel Saez）的调查工作给该主题注入新的动力。他们利用税收档案记录高收入，这是利用抽样调查无法捕捉的。皮克迪和萨兹认为，美国国民收入份额最高的比例分布从1913年至今呈U型分布，1913年为18%，1973年降到7.75%，2012年回升至19%（如果资本收益也算的话，这一数字为22%）。有一些人主张调查要看消费水平：人们获得了什么，而不是人们挣得了什么，但在富裕人群中没有关于消费的数据。还有一些人主张要看公共物资（例如，美国为老年人制定的卫生保健计划），虽然此类福利无法用于出租或食物。

 

　　尽管随着持久高收入产生大量财富，收入格局会发生变化，但在美国，高收入主要是工资收入，而非利息、红利或资本收益。高收入者主要是金融家或CEO，也包含一些医生、律师、运动员以及娱乐界明星等。这些收入是否反映赚钱者对社会做出的贡献，经济学家们对此各有分歧。如果真是如此，收入差距可以被认为是仁义动力的表现，推动人们为他们自己也为社会竭尽全力。如果不是，正如我之所见，有才华的年轻人会受到干扰，而削弱更有价值的追求，由此破坏了国家的繁荣。极端的收入差距也可能与运作良好的民主水火不相容。有钱人依着他们的利益书写规则，他们或许违背公共卫生健康和教育的供给，因为他们为此支付了大笔税收却少有个人获得。

 

　　财富的分配比收入的分配更不平等，而特高收入会最终转化成最大财富，导致世袭相传的闲置财富。皮克迪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世袭资本主义”，如果财富回归的比例仍然高于经济增长的比例，这一现象就会出现。历史已经对此有所证明，也提出了极端不平等是否不可避免的问题。当然，这是绝不应该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