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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8月号《美国科学家》杂志上,廷布林和派尔的文章都提到了梭罗和梭罗式自然探究,提到了博物学。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反而对梭罗和梭罗的博物学极为陌生,殊不知,作为显学的“分科之学”恰好是从那里走来的。梭罗式的探究,对应的英文词是history,相应的拉丁词是historia,意思不是“历史”,而是“记录、描述、宏观层面的考察和探究”。梭罗式探究,就是博物探究,对应于一个古老的博物学文化传统。此传统在西方可一直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其大弟子塞奥弗拉斯特的《植物探究》,以及后来格斯纳的《动物志》和怀特的《塞耳彭博物志》。
 
  如今博物探究还有意义吗?有了高科技,还用得着它吗?依我看,总体而言博物学是与自然科学平行的学问,就像文学与科学平行一样。它们有交叉的、重叠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正如科学叙事没有消灭文学描写一样,科学研究也没有、更不应当完全取代博物探究。在科普、科学传播中,我们要想清楚一件事:我们究竟要克隆更多的自己,还是武装他们、鼓励他们以自己喜欢也更适合自己的方式探究大自然?不可能人人成为科学家,人人却可能成为博物学家,要改变的只是心态。当然,博物学与自然科学一样,要随时间而改变自己的内容。博物学通过吸收更多的科学而改变自身,但改变之后它还是它,很难成为科学,也没必要。
 
  今年是梭罗200周年诞辰。在最近半个世纪里,梭罗这样一个“怪人”越来越得到人们的理解,学界对他的关注从文学史、哲学史、环境史、科学史到各门自然科学依次展开。除了文学家称号,梭罗也被“追认”了许多头衔,比如植物学家、生态学家、水利专家、人类学家、政治思想家、发明家、保护生物学家等,其实本来他还有一个更基本的、更恰当的头衔,那便是博物学家(naturalist)。长久以来人们既然能够遗忘有着辉煌、悠久历史的博物学,顺便遗忘梭罗的一个博物学身份也在情理之中。反过来看,想不忘都难。
 
  值得注意的是,“博物学家”这一被当代科学家瞧不上眼的称号,却是梭罗本人认可甚至珍视的,他同时代人也那样称呼他。从17世纪到19世纪甚至20世纪初,由范围广泛、宠杂的博物探究渐渐“蒸馏”出各种经验科学,博物学家称号也被各种专门家称号(如植物学家、鱼类学家、动物行为学家、古生物学家、鸟类学家、林学家、气象学家、地质学家、生物学家等)所取代。博物学家甚至沦为肤浅的代名词,以至于正经的科学家不愿意被人如此称呼,只有极少数科学界大牛敢于顶风而上,如威尔逊(E.O.Wilson)愿意自称博物学家,其自传就以此书名,可惜中译本给改了个名字:《大自然的猎人》。
 
  威尔逊在《生命的未来》一书中还用极长的篇幅向梭罗致敬:此书的绪言便是“致梭罗的一封信”,这封虚拟的信中声称:“在你那个时代里,你是我最想要了解的人”,“我站在这里只有一个目的:成为一个彻底的梭罗信徒,从这个角度我能更好地向你解释,事实上,也是向其他人,至少不仅仅是向我自己,解释我们所热爱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信中,威尔逊还意味深长地写着:“你曾说过,过去的规矩(deeds)适合于老人,新的规矩适合年轻人。但倘若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情况刚好相反。你是年轻人,我们是老年人。难道我们现在不能变得更加智慧一点吗?”威尔逊在此暗示,从不同尺度来看,规矩、契约是不同的,作为博物学家,梭罗考虑的时空尺度更大一些。
 
  此外,两文,都特别强调了本土性。公众操练博物学,要注意从身边、社区、家乡做起,不要过分迷恋远方。要热爱并研究自己的家乡。在此,怀特(Gilbert White)是另一位需要推荐的、更早期博物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