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人员对刚刚略有起色的科学合作感到困惑。
2010年6月，在一场关于华裔美国研究人员的当前处境的讨论活动中，坦普尔大学的郗小星在发言。2015年5月，这位坦普尔大学的凝聚态物理学家涉嫌向中国发送技术机密，该指控后来被撤销
2019年夏天，德克萨斯大学的一位终身物理教授收到了其雇主的一封信，信中对这位教授计划在中国主持一次会议表示关切。信中指出，他没有提交申请出国旅行的文件，这次会议是在一所被美国商务部列到限制名单的大学举行的，与他共同主持会议的学者是中国某人才计划对外招聘的成员。这封信列举了该校面临的财务和声誉风险。这位物理学家——一位非华裔的美国公民——仍然主持了这次会议；至少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遭受任何负面影响。
堪萨斯州大学化学系教授富兰克林 • 陶（Franklin Tao）于2019年7月被指控在中国持有带薪职位，据称他没有将这一信息透露给他的美国雇主或资助他研究的美国机构。他面临长达20年的联邦监狱的监禁和高达50万美元的罚款。
一位在美国工作多年的中国物理学家最近等待了几个月的签证才能重新进入美国。由于担心后果，他和这位德克萨斯的物理学家各自被要求隐瞒他们的身份和所在大学；美国和中国的几位科学家都拒绝就这一事件与《今日物理》进行对话。
这些事件——还有许多像这样的事件——在美国和中国研究人员之间的科学合作中泼了一盆冷水。“在国会中，两党都认为中国人的行为肆无忌惮，”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加州大学的大卫 • 格罗斯（David Gross）说，他是美国物理协会（APS）的主席，是中国科学院的一名外籍院士，“其后果是彻底阻止了科学研究的协作和流动。”
丹尼斯 • 西蒙（Denis Simon）是位于上海附近的昆山杜克大学的执行副校长，研究中国科技已有数十年之久。他表示：“如果你是一名美国科学家，不论你是什么种族，这都是一个与中国同行打交道非常困难的时期。我认为这已经是40年来最糟糕的情况。”
威尔逊中心的基辛格中美研究所所长罗伯特 • 戴利（Robert Daly）表示，中美关系“现在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待的，充满了不信任，我们正处于各个领域——贸易、军事、金融以及技术的开发和市场化——影响力的全面竞争当中”。科学和技术是保持许多方面的支配地位的关键——例如5G、人工智能、生物制造、量子计算。这就是为什么大学被夹在中间，他说：“美国应该如何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保持开放的同时，不成为一个彻底的傻瓜呢？”
安全VS开放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负责人凯尔文 • 德罗格梅耶（Kelvin Droegemeier）在2019年9月16日给美国科研界的一封信中写道：“作为研究人员，我们必须承认地缘政治和国际科学格局的变化。美国的政策和做法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和适当演变，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他没有明确指出中国的名字。
德罗格梅耶在谈到外国政府赞助的招聘项目时说，有些项目的特点“不可接受，不符合我们的研究价值观和研究原则”。他列举了没有披露外国资金、关联和任命的、知识产权或其他合法权利转移的、违反合同和保密的、未经批准的外国实验室以及“暗中参与同行评审程序”的情况。
此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在2018年8月，能源部（DOE）在2019年1月，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在2019年7月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能源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已经限制了对外国招聘方案的参与。
没有人怀疑有人在暗中推动双薪水、从事工业间谍、非法入侵电脑、窃取知识产权和其他不当行为。但其规模是未知的，格罗斯说：“如果成千上万个鸡蛋中有两个坏鸡蛋，谁在乎呢？如果我们不再吸引外国科学家的话，我们就是在使APS这个机构对美国研究企业造成巨大损害，而不只是中国人。我非常不安地生活在这个国家，我国政府的行动使我不敢与国外的科学家合作。”
目前，阴暗的准则导致许多美国机构和科学家们开始谨慎行事。“无论公民身份如何，人们都不想陷入麻烦。”郗小星表示，“他们减少了与中国的交往。”在2015年5月，郗小星在家中被逮捕，并被指控向中国发送受限制的技术信息。4个月后，这些指控被撤销了，原因是政府检察官误解了他们的证据。但到那时，他的事业已经遭受了打击——他被禁止进入校园或与他的学生交流，他所在的大学把对他的资助转移给了其他研究者，他的研究小组成员数量从15个减少到3个。现在，他说：“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学家被指控并遭到严密审查，我感到非常不安全。”
美国大学协会政策副主席托宾 • 史密斯（Tobin Smith）指出，最大的担忧往往是伦理上的，而不是法律上的。他说：“我们必须找到能够保护我们并允许我们保持开放的界限，联邦机构应该厘清这些规则，并应在各机构中统一规则。”
中国的福利
美国是高等教育和研究领域的全球领先者。人们普遍认为，这一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有能力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学生和学者。约60个专业协会在2019年9月4日致美国机构负责人的一封信中写道，“科学进步和美国经济发展大大加快了国际智力的汇集，并帮助推动了癌症、遗传学、引力波、绿色化学、食品安全等领域的创新和发现”。APS和出版《今日物理》的美国物理研究所（AIP）等都署了名。
1979年中美两国达成协议后，两国的正式合作和学生交流也得到了加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来自中国的学生一直是美国最大的国际群体之一。AIP统计研究中心的帕特里克 • 穆维（Patrick Mulvey）表示，近年来，非美国公民约占从美国机构获得物理博士学位的个人的一半，其中超过1/4来自中国。根据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IIE）的数据，2017年至2018学年，多达36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
但中国学生和学者发现，他们越来越难以获得赴美签证。例如，至少有20名中国科学家因签证延误错过了2019年的APS 三月会议。现在，中国公民的签证通常需要每年续签，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有效期为5年或10年；机器人、航空和高科技制造业的学生也受到影响。鉴于留在美国完成学业的不确定性，来自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学生可能不愿去美国，美国教职员工也可能不愿接收他们。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安德里亚 • 刘（Andrea Liu）说：“我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博士后，他8年都没有回家了。我们与法国人有合作，但他不能去那里，因为他可能会回不到美国。这伤害了他的事业。”
刘有时会和一个十年前回到中国的博士后合作。“他很棒，他有惊人的计算资源，远远超过我们这里。”她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劳伦斯 • 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材料科学家罗伯特 • 里奇（Robert Ritchie）也认为“中国在资金和设备方面的资源比美国多得多。有些事情我想做，而在这里没法做”。但在过去的一年左右，他说：“每件事都受到越来越多的审查。在与中国团体打交道时，人们感到有些受拘束。”
里奇表示，顶尖的中国学生在完成学业后通常会留在美国。他与中国科学家的合作至少可以追溯到15年前。“现在不是这样了，中国的情况对他们来说已经有所改善，他们受到其额外福利的吸引，他们开始怀疑是否能在这里有着好的发展。”
宾夕法尼亚大学物理学教授安德里亚 •刘（右）与中国博士后张葛（Ge Zhang）和加拿大研究生肖恩 •里杜特（Sean Ridout）在一起。由于签证的不确定性，张几年来都没有回家看望家人，也没有去国外参加会议
杜克大学核物理学家高海燕指出，中国科学家并不缺乏与其他国家研究人员合作的机会，“如果你指望他们的合作，而最终他们得不到签证，美国就输掉了。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同事为欧洲做出了更多的贡献。”她表示中国已经积累了国内的技术基础，现在切断一切是令人沮丧的。
收紧的规则，加深的恐惧
来自美国政府机构的威胁和压力不断增加的报告，促使各大学、国家实验室和资助机构收紧其做法，并更严格地执行现行规则。例如，对于国际商务旅行，美国政府雇员和分包商必须从国务院获得一条国家通关电报，其中包括旨在为他们的旅行提供帮助的信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受美国能源部资助的科学家说，“以前没有人在意，但现在他们真的注意到了，而且也有几次，我直到抵达中国后才收到我的电报。”他补充说，为了避免不得不向能源部申请批准，他所在的机构拒绝了他在中国出席会议并进行演讲的请求，这是一项“先发制人的举措”。
许多资助机构和大学现在开始阻止美国研究人员接受中国主人的款待。密歇根州立大学国家超导回旋加速器实验室的物理学家贝蒂 • 曾（Betty Tsang）说，在过去，“当我去中国进行合作研究或参加会议时，我的项目会支付我的费用，而当我在那里的时候，中国的主办方会支付我的费用。”她说，如果遵循其实验室管理部门最近的建议，她和她的学生就无法像过去那样行事了。她解释说，“我正在维持现有的合作项目，但没有发起新的合作。”麻烦和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
监督实验室与大学之间合作项目的艾伦 • 赫德（Alan Hurd）指出，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雇用中国公民的书面要求没有改变。但DOE在2018年1月份发布了备忘录后，他说：“招聘通常会避开来自中国的候选人。”甚至在此之前，员工们就特别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限制。一位经中国同事建议而申请了中国科学计划的能源部资助的科学家说，他所在的机构最初批准了他的申请，但后来却告诉他拒绝这项申请。研究人员说，DOE传统上重视国际合作，但目前他们宁愿你呆在本地，不过至少仍然可以与中国同事交换电子邮件。
一位匿名的中国物理学家说，他已经停止了在美国和中国同时进行的职业生涯。他补充说，他的同事们也是如此，他们要么回到中国，要么留在美国。逮捕、资助机构的解雇、签证延期让人们感到紧张。“灰色地带是不安全的。”他说。
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DIII-D托卡马克总部的科学家对中国合肥实验性先进超导托卡马克装置（EAST）进行远程等离子体物理实验。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没有对该合作产生影响，而且能源部最近对此项目又有了新的拨款
更让人焦虑的是，在各个子领域以及校园中，制裁行动是不平衡的。例如，在聚变研究方面，2019年，DOE为美国和中国科学家之间的联合研究提供了一笔新拨款。郭厚洋（Houyang Guo）就职于加州圣地亚哥的DIII-D托卡马克装置，为DOE负责协调美国和中国聚变项目。他说，他没有遇到任何问题。即便如此，2019年5月，当他前往中国时，他第一次拿了从公司借来的笔记本电脑，而不是他自己的。回来后，他受到了美国海关和通用原子公司的询问。通用原子是一家为能源部运营DIII-D的公司承包商。这两件事对他来说皆属首次。
北京卡弗里理论科学研究所所长张富春说，美国的新限制并没有影响他的机构，尽管2019年早些时候他的一个博士后去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申请被拒绝了。张指出，2019年9月在中国举办的关于强相关电子系统的研讨会上，美国同事的参与率比往年要低。他说，至少有一名物理学家因DOE的否决而无法参加这次研讨会。他说，“这些限制的真正影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它不是积极的，科学的交流对于美国和中国都是重要的。”
安德里亚 · 刘说她“非常关心发生了什么”。作为APS董事会成员，她参加了联邦调查局（FBI）和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办公室举行的非机密情况介绍会。简报会涵盖了学术间谍活动、知识产权盗窃和外国行为者构成的其他危险的潜在风险，重点是中国。她说：“我主要担心的是，在他们起诉某人之前，联邦调查局是否得到了正确的信息。”“关于李文和事件，他们不了解其中的科学部分，”她说，这位LANL科学家于1999年被捕并被控从事间谍活动，“他们把坦普尔大学的郗小星事件当中的科学问题搞错了。”刘说，这毁了一个人的生涯，而且对科学是有害的。“它助长了不信任和种族歧视的气氛。作为一个华人——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国——这让我感到不安。”
充分的公开
NSF国际科学和工程办公室负责人丽贝卡 • 凯瑟（Rebecca Keiser）说，信息公开至关重要。她解释说，双薪和外国人才招聘计划可能是个问题，因为资助机构需要知道那些科学家是否有时间进行他们所申请的研究项目。“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不会透露那些会造成冲突的和重叠的资助和任命。”一些外国合同包含与研究诚信和开放价值相冲突的条款。她说，美国研究人员被要求承诺他们不会告诉其母校他们的第二个职位，或者向其中国合作伙伴提供出版前的信息、数据和观点。“NSF为基础研究提供资金，”她补充道，“我们希望它是开放的，但前提是要万事俱备。”
几年前，贝蒂 • 曾在中国得到了一个职位，需要她每年在中国待三个月。该职位会配备精良的实验室和额外的人力。但该职位的细则要求中国机构在未来拥有她在合同期间所产生的作品、发明、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的版权。她说：“这没有考虑到我对母机构的贡献，而我的大部分工作会在那里做。”因此她拒绝了这个提议。
AAU的史密斯说，对中国的态度转变“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他将原因归结为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警惕。他还指出，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 • 雷（Christopher Wray）在2018年2月的证词是一个“拐点”。雷认为中国正在利用大学人员作为“非传统的信息收集者将信息带回中国，而大学在这一问题上是幼稚的”。
昆山杜克大学的西蒙说，中国已经从边缘走向主流，成为科学知识的制造者和接受者。他说，美国研究界的寒意有几个来源：联邦调查局和情报机构开始对大学进行的调查，大学对其教员的警告，资助机构的撤资，以及贸易战等。他说，这种寒意为合作蒙上了一片阴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不对称占主导地位时，合作进展顺利，中国是更大的受益者。但现在美国需要得到更多的好处，美国担心中国可能正在吃我们的午餐。”
西蒙指出，在冷战时期尽管政治关系艰难，但科学界之间建立的信任经受住了紧张时期的考验，也保持了连续性。但这一次，“科学知识是政治问题的本质”。
呼吁学术自由
越来越多的学术领袖高呼学术自由。在《华盛顿邮报》2019年8月30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 • 伯林格（Lee Bollinger）写道：“不，我不会开始监视我的外籍学生，即使我们愿意，大学的管理者也不能限制知识自由。”他承认海外竞争对手未经授权使用知识产权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他说：“监视在非美国出生的学者是错误的解决办法。”
2019年5月，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成立了一个名为JASON委员会，由来自科学机构和安全机构的代表组成，制定统一的方法以平衡商业和影响国家安全的开放研究环境。NSF已经要求这个独立的科学咨询小组对间谍和IP盗窃的风险进行分析。专家组的报告近期公布。国家科学院已开始举办专家圆桌会议，以评估风险并审查可能的应对措施。
威尔逊中心的戴利说，没有哪种在安全与开放之间的平衡会让每个人都满意。与此同时，如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正需要全球合作。“这个问题确实是新的，它充满了矛盾。开放度能有多少？安全问题的界限在何处？任何的折中都将是令人非常不满意的。”
资料来源 Physics Today